人生的成功不由分数来判定
无独有偶，湘江（网名）是另一位自称坚持宽松教育理念的妈妈。湘江希望孩子生活在宽松的环境中，却使她成为家长当中的异类，甚至因为她没有给女儿选择广州最好的一所名校，好朋友宣称要与她断交，认为她太不看重孩子的教育。偏偏这位性格上大大咧咧的妈妈，觉得孩子的成长当中，有太多事情比分数重要。为了寻找一个她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环境，湘江固执地带领着一家人移民去了加拿大。
我们一家原本生活在广州，2008年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在广州时住在东山区，地段不错，附近有两个省一级的重点小学可以挑选。其中一所小学名气非常大，我去看了一下，这所学校一个年级有10个班，每个班有50个学生。学生们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做课间操的时候，走廊里全部是人，我觉得这种场面太可怕了：这么多人，孩子课间如果要去操场，得排很长的队，他们想下楼玩都变得不现实。
我选了另一所小学，名气没第一所大，但也是很好的学校，师生加起来900多人，比第一个学校规模小不少。而且这个学校是九年一贯制教育，孩子小学升初中没有多大压力。
但是就因为我没选第一所学校，我有一个朋友为此和我闹翻了。因为她觉得我不重视教育，说我这样会耽误孩子，太不负责任了。我在国内的时候，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多数家长不一样。我认为应该让孩子开心地成长，我的孩子在上小学之前一个字也不认识，也没学过英语。她幼儿园期间学过画画和游泳，那是因为她喜欢这两件事情，把它们当作玩。我认为小时候孩子的性格培养最重要，知识性的东西没必要太早灌输。
但是在国内的大环境下，要想给孩子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非常难。在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我有了移民的想法。她读小学后，我没给她报补习班，别的孩子基本都上补习班，因此她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少。我女儿问我：为什么我同学都上作文班，就我不去呢？只有一个不上补习班的孩子能与我女儿一起玩，因为我们两家的教育理念相似。但是这样的家庭太少了，我们还是能感到周围的压力。
我听人家提起西方的教育理念，觉得和我的想法很接近，我也去一些移民论坛上看帖子，发现西方的小学教育在初级阶段非常宽松，老师经常带孩子们去博物馆参观、去户外游玩，到了小学四年级才比较多地教知识性的东西。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我觉得孩子身体好、心情好是最重要的。我女儿在国内时，考试90多分，我挺满意了。可是对有些家长来说，99分就等于60分，非要孩子考100分，把孩子逼得太紧了。
我对孩子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很用心，在女儿快两岁的时候，我辞职做了全职妈妈。但是我完全不看重成绩，我宁愿花时间陪她看电影、陪她去旅游，而不愿意她为了多考几分而整天埋头做题。我觉得国外的教育理念更符合我的想法。2006年我递交了移民申请，一年后就办成功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加拿大待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我们在加拿大的物质条件比国内差很多，但是孩子特别开心。她在加拿大的一所公立学校上课，读二年级，一个班15个人，开放日的时候家长可以去参观，我看老师在那儿讲故事，同学们有的坐着、有的趴着。我女儿一句也听不懂，可是特别开心。不用像在中国的学校里，永远要排排坐。
但是孩子在加拿大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她中文退步得很厉害，又决定带她回国上学一年，把中文的底子打牢。现在看来，我带孩子回国一年是对的，她多学了一年中文，现在看大部头的中文书没有问题。女儿回广州后，非常怀念加拿大的学校，老是念叨着什么时候能回去。孩子读三年级时，我又带她回到加拿大，换到了蒙特利尔，女儿进了公立小学的法语班。在学习了两年之后，她在五年级时进了普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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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给孩子选择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是让孩子进入我们家长都很熟悉的公立教育系统，还是让他/她去国际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或者是为了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不惜全家移民呢？今天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很多时候谈论的是一种选择。在我的周围，有太多家长处在教育选择焦虑症当中。孩子的成长不再是一种天性和本能的舒展，而是像搭建数据模型一样，显得精准而回报明确。
而这种选择又配套一系列的价值观：当你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意味着家长和孩子将处于一种大集体中的激烈竞争，分数是这种竞争的重要依据。当你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意味着高昂的教育支出，你需要花数倍于公立学校的价格，才能在优质教育稀缺的环境里，购买一种被小心翼翼呵护的个性化教育。当你为了教育而举家移民时，你要考虑的问题还牵涉到家长的事业发展、对中文环境的告别，可能更大的经济支出、家长是否能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等等。
所以好像在很大程度上，家长对孩子教育方式的选择，决定了家庭将进入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准备竞争公立学校的家庭，需要考虑是否购买学区房、去购买哪里的学区房，或者去寻找和建立公立教育体系里的各种关系。要走国际学校路线的家庭，一方面急于给孩子补习英文，一方面得看看自己持续支付高昂教育费用的能力。随着近几年国际教育的走红，进入国际学校本身，也成为一场竞赛。选择国际学校，意味着放弃国内高考，也就是说，“我家孩子是一定要出国读大学的”。而一旦让孩子脱离公立教育的“大部队”，家长们内心又会滋生出另一层担心：“如果我的孩子在国际学校成绩不理想呢，如果他考不上国外的好大学呢，甚至说，如果他以后根本就考不上国外的大学呢”？
一旦进入了国际教育，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座独木桥。一些家庭原本是为了给孩子宽松的教育环境而选择国际学校的，西式教育确实给了孩子足够的尊重，但是当国际教育进入高年级，学习的压力和竞争的残酷性，一点不亚于高考。
对于条件优越的家庭来说，可能并不在乎孩子的具体出路，不用去计较孩子到底是考上美国的常青藤，还是读了一所不知名的学校，他们在乎的是孩子在成长环境中得到公正的、启发式的教育。而对于绝大多数在乎结果的家庭来说，他们不得不去计算教育的投入回报比，每年一二十万的学费，在国外读大学本科四年的上百万费用，会使你的孩子与公立教育体系里出来的孩子，明显不一样吗？当我们去衡量投入回报比的时候，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产品，有人购买这种产品看重的是性价比，有人看重的是使用感受，有的人在乎的是使用效果。而你的孩子是否能成功，或者说是否能成为你希望他成为的那个人，和这种教育产品之间，又不能直接地划等号。
这也正是教育的玄妙之处，也是其残酷之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古训，在这里未必有效。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可是又没有任何一种学校，能够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一样地优秀。既然没有哪种教育体系是完美的，那么我们不管做怎样的选择，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模糊的空间，又成为很多家长焦虑的症结所在——选择了哪一种教育，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感。
我和我的同事们、朋友们聊起这个话题，可以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聊天的结果是，得不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或者说，教育本身就是没有明确结论的。我们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受的就是大一统的公立教育。可是我们这群人并没有失去个性，也没有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我们深知公立教育的不足，却也不觉得受害很深。
前段时间看见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说，从女儿很小，她就带孩子去过很多地方旅行。现在女儿长到十几岁，反而对于旅行兴趣不大。这位妈妈发现，旅行确实使得孩子知识面拓展不少，性格也很淡定。但是过多旅行让孩子“过早失去了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位妈妈说，“凡事皆有利弊，今年开始我要放慢节奏，调整方式，多亲近自然，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享乐主义，带她去老少边穷的地方感受一下”。物质条件不保证给你探索人生持久的动力。
所以没有哪种养育结果是父母精确测量出来的，成长本身的迷人之处，正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那些既定程序里蔓延出的枝枝杈杈，它或许才是一个孩子寄托想象力与可能性的收纳之所。这正如我们童年时，时蔬按照一年四季的交替，缓慢而认真地生长。那些时令菜，就是要让人相思一年之后，才能再遇见的。而现在太多父母急于把孩子放进“蔬菜大棚”，希望她们完全不浪费“土壤肥力”，时时刻刻都在生长之中。而童年给孩子的快乐，以及日后滋养一辈子的记忆，或许正是生长缝隙中那些悠闲而漫无目的的时光，那些溢出规则之外的惊喜。所以，家长们与其给孩子计划好人生的每一步，不如相信你的孩子所具有的自我延展能力。让孩子在成长中有“饿”的时候，别丢失他们塑造自我的可能。
在这本书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我和陈晓要感谢段明辉介绍了众多的采访对象，也要感谢这些接受我们采访的妈妈们，我们与她们当中很多人成了朋友。本书中，郭思杨、王天艺、王曦三人分别帮助我们采写了一个教育故事，特此表示感谢。我们也要感谢此书的出版人罗晓老师，他不懈的催促和宽容的等待，才使得本书最终出版。欢迎所有对本书及其他相关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与我联系，我的邮箱是wuqi567@yahoo.com.
吴琪
中国式父母的焦虑圈套
似乎一旦做了父母，你便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哲学家。
你学着将曾经内心高远的自己，变魔法般地在一堆屎盆尿布中试图培育出孩子莲花般洁白的未来。
孩子这种爱的托付，容易让父母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境况：你本来对空气质量从来不关心，现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污染指数；孩子快上幼儿园了，你担心他（她）被人家的孩子欺负，担心老师对他（她）不够好；孩子成为小学生了，你担心学校的教育方式太老套，孩子被管得太严；等到他（她）上中学了，你琢磨着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国留学……
我和我的同事陈晓，随着各自的孩子的成长，对于教育这个话题开始着迷。陈晓是一个瘦小的川妹子，她给我的印象是从不在意生活中的细节，内心气象很大，却因为儿子的出生，性格中附着了一种纤细敏锐的情感。我也是个神经大条的人，女儿出生后，我发现自己多了一种与世界连接的方式，也多了一根丈量人生的标尺。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脆弱的人，却因为对孩子的爱怜，性格不再像以往那样刚硬了。
我们人生中曾经懵懵懂懂、跌跌撞撞、被激励或被否定的过往，在自己亲身经历时并不以为意，可是想到怀里弱小的生命也将面对人生起伏，不禁会对周遭的环境升起一丝警惕，甚至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敌意：我的孩子会过得好吗？社会会接纳他（她）吗？别人会像我一样去对待他（她）吗？我们考虑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成长的不可确定性，焦虑不可避免地浮现。
在我们因为写这本书而访问了一些父母之后，我们更是发现，教育焦虑症在中国如此普遍。太多的父母，就像慌慌张张的小蚂蚁一样，背负着比自己体重还要大几倍的焦虑。中国当下社会生活的重重压力，使得家长们缺乏安全感。一味付出的中国式父母，又总认为孩子必须接受自己所有爱的托付。随着现在中产阶层大量崛起，当父母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定型时，不少人把希望放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往上再冲刺一个社会阶层。中国很多的公共政策中，个体能发言的空间小。比较而言，教育既是一件大事，又是每个家长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一个人对社会的表达和映射，如果在某些方面被堵住了，就会把更多精力和热情投入到“缺口”上，目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个“缺口”。
我所在的《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做了几个有关教育的封面报道，其中一个主题是《育儿焦虑症》，一个是《非主流成长》，一个是《别人的教育》。这些报道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家长们被我们戳中了痛点。焦虑的养育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背离传统的方式，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关注西方的教育方式。可是在对每一条新的教育方式的探寻中，家长们又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新问题。 今天，当我和陈晓专门写这本书来讨论教育问题时，我们既是家长中的一员，又希望能以记者的角度，超脱于身为母亲的角色，来观望一下：这几年中国父母的教育理念为何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中国传统学校的教育模式出问题了吗？西方的教育真的优于我们吗？家庭教育对孩子有多么重要，我们父母能做些什么吗？当父母过于焦虑时，需要改变的是孩子还是父母？一些父母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只是投射在孩子身上，疏于经营夫妻间的情感，孩子的教育应该在家庭生活中居于何位呢？
在一位叫段明辉的朋友介绍下，我们为写这本书采访了20个左右的家庭，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妈妈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操心。她们绝大部分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家境优越，多数同时也是优秀的职业女性。她们把自己称为“幸运的对生活有选择权的人”，这种选择包括对孩子教育方式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去国外生活或是留在国内，让孩子读公立学校或是国际学校。她们代表了中国已经崛起的中产阶级家庭，对于教育的不满、迷茫、探索、反思与总结。不少家庭对于中国陈旧的学校教育感到不满，可是一旦脱离既定的公立学校系统，她们又在良莠不齐的国际学校与留学机构之间徘徊。这正如一位妈妈形容自己的感受，“公立学校好比一辆超载的公共汽车，虽然破旧不堪，可是它有明确的路线和目的地，能够把绝大多数人送达终点。让孩子上国际学校或是去海外留学，好比另辟蹊径，你一旦离开了公立教育的怀抱，就会离这条主流道路越走越远，压力会越来越大，好比独自去探险”。
我们眼下正处在社会的快速变革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流水线上的供给品，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国家庭多元化的需求。不少对于公立教育感到不舒适的家庭，发觉自己好像走向来一条黑暗隧道中，她们试图燃起火把走出隧道，去照亮一下自己曾经没有勇气去观望的世界。她们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中教育子女的方式，他们不希望在社会快速变化之后，孩子们还在接受自己二三十年前的学校教育。
这本书通过讲述不同家庭的教育故事，希望使得更多家庭在为子女选择教育方式的时候，能够有所借鉴。也希望那些开始探索自家孩子教育道路的家庭，在这本书里找到同伴，宽慰自己并不孤单。教育从来没有统一答案。对于家长来说，比起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照顾孩子更重要的，是对于孩子脾气习性、禀赋兴趣、志向与能力的观察和引导，是父母和孩子一起进行的一场人生修行。这场修行对于亲历者而言，可能畏惧于路途的崎岖与前景未明，但它们也极有可能成为父母与孩子共同创造的最精彩的章节。
吴琪
《别人的教育》作者吴琪、陈晓通过近两年的时间，走访近100多个家庭，以小孩教育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为话题，和妈妈们展开了亲密的对话和访谈。其中部分话题是妈妈们最为关注的“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如何能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是选择国际化教育还是选择传统教育？”。围绕上述话题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和记者独特的视角，给70后和80后妈妈们提供了思考和借鉴的空间。
吴琪、陈晓编著的《别人的教育》所采访的妈妈们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在海外留学的、有在知名企业做高管的，也有各行业的“白领”阶层。她们除了关注自己孩子的成长也很关注教育体制的变革。因此，在和记者的访谈过程中，都有非常独到见解，也因为这一特点，本书在阅读过程中，除了能分享到她们在培养自己孩子有价值的经验以外，还能深切感受到作为母亲对孩子的那份深深的爱。
本书和其它亲子类读物最大的区别，案例丰富生动、阅读轻松、信息量大。
本书的讲述对象都是非教育专家，更像是“达人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