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Peter B. Cotton教授是胃肠病学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内镜诊断专家之一。

《镜路人生(Peter Cotton教授60年内镜之旅)》记述了科顿教授从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和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日子，到他在杜克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领导跨学系的教学小组，期间成绩绰然可观，可供相关从业人员学习参考。

彼得。B。科顿教授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镜路人生（PeterCotton教授60年内镜之旅）》回顾了他从1967年开始近60年的医路经历，从英国的圣托马斯医院、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到美国的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以平易的口吻向我们述说了一代消化内镜学大师传奇而又朴素的人生经历。

童年，求学与初出茅庐

60年代英国胃镜的起步

与：ERCP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70年代英国的内镜发展

我的第一例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70年代的环球之旅

英国内镜发展的第二阶段(1980—1986)

美国人说“什么是板球”

高尔夫的意义

VIP患者

旅行的痛苦

挑战味蕾

大会发言轶事

杜克大学的日子

南卡罗来纳，你好

真正的皇室结石

我的“9·11”

合作与共进

感念外科，志在整合

内镜学会

重访英国，再话内镜

近期游历

致谢、反思与致歉

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尾声

参考文献

附录

当时，人们上学和工作很少去远的地方，通常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我家附近的田地都是靠马力（字面意思）耕种。乘坐飞机仅属于少数特权阶级。火车雄伟的蒸汽发动机里喷出的黑烟，总让乘客灰头土脸，仅有的几辆汽车又慢又不可靠。许多房子靠煤炭供暖（引发不可思议的伦敦雾霾）。冬天我的卧室窗户里面有时候会结冰。房间里有壁炉，但只在我生病的时候用。

父亲独自从事全科医学很多年。他的办公室（“外科室”）在我们家里，他每天早上和傍晚营业。我习惯了看着患者们来来往往、帮忙接电话、帮住院药剂师（巴拉尔小姐）混合药剂的生活。玻璃壶里装满各色奇怪的液体，气味很差，毫无疑问喝起来更差。那时抗生素和其他有用的药还没出现，我记得1948年，也就是发明青霉素的那年，我家购置了村里的第一台冰箱，人们从几英里外赶来参观。

在没有冰箱的时候，食物无法长期保鲜。我们主要吃园子里的新鲜蔬菜，新鲜而有营养，但有些单调。我记得有一年芦笋大丰收，它便连续几周出现在每一餐的饭桌上。幸好农民患者经常给我父亲鸡蛋、鸡肉和火腿代替医疗费用，补充了我们的饮食。这是1948年以前的事情了，从1948年起英国国民健康服务机构（National｝tealthSet－vice，NHS）开始给他发工资。

有时我会陪父亲到附近的农场、村舍探视患者。常有特别的经历，比如在患者家里接生和做小手术（乙醚麻醉）。1947年大雪期间，每天意大利战俘清理路上的积雪之后，我们就会开拖拉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待在附近的空军基地。父亲对基地上的一个年轻医生道格·钱德勒（DougChandler）十分友好，后来邀请他做诊所的合伙人。

道格一家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教我打高尔夫。我们和牧师帕特·帕挺森会在周三下午一起打高尔夫。其他时候，我们带着球杆骑自行车穿过12英里崎岖的山路。

当时没有休闲服装。打高尔夫时，我们穿上学或工作时穿不上的旧衣服。我的高尔夫球杆和网球拍都是木头做的，和学校里惩罚我们的木条一样。类似这样的事，我可以把自己的故事一直讲下去，但是我听到我的孩子安迪（Andy）和尼基（Nicky）在谈论“卡片盒”（意指巨蟒剧团短剧），暗示我不要继续在记忆深处寻找令人尴尬的回忆了。

13岁时，我转到“公立学校”（英国称为私立学校）。莱顿公园学校信奉温和的贵格会教，我觉得这种教派既理性又敏感，同时也增强了我对虚伪的厌恶，无论是在宗教信仰上还是在职业生涯上。

我们没有很多的家庭活动。父亲整天忙于诊所工作，我们上学时不在家，放假时我常打工赚钱。每年圣诞节我帮当地邮局进行邮件分类，我还在姑姑的火鸡农场里工作。我的工作是抓住并屠宰火鸡，需要十分小心。农场在萨福克农村深处，那些给火鸡拔毛的人口音很重，使我感到挫败。每天早上，其中一个对我说了些话，然后大笑。我出于礼貌也会笑一笑。在我离开前，这个人对我叔叔说：“你的侄子一定很懂污言秽语。”显然，他每天对我说的是不断升级的暧昧笑话。

我曾在一所针对“不良少年”的学校当过3周助教，这些少年出事后在法院定罪前被关在这所学校里。这简直是个噩梦，让我对从事这一行的人充满敬仰。新的校长疯狂地认为曲棍球可以培养团队合作，所以给了22个小流氓一人一根棍子，只给了我一个哨子。

我们家最钟爱的活动是滑翔，并且坚持了十几年。我记得我们愉快地在什罗普郡的长山露营，乘着上升气流滑翔，在乡间飞行好几英里；我们还参加过全国锦标赛。长大后我就负责开着车从遥远的田地里接回父亲和约翰。

P4－P5

我欣喜于这本书能够引起众多中国同行的兴趣，并因此促成了中译本的出版，在此，请允许我对领导本书翻译工作的李兆申教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正如书中所述，我最早与中国结缘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我途经香港，赴日本学习内镜操作和日后被称为ERCP的新技术。尔后，到了1978年，我与英国著名病理学家巴兹尔·莫森教授一起访问了北京与上海，从那以后我便多次受邀来中国做演讲和操作演示。

应我之邀，沈祖尧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前同事梁永昌教授的弟子，我顺理成章成了他的“内镜师祖”，为此我倍感荣耀。

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我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中国同行那充沛的活力与高尚的医德，正是这些品质为中国医学事业的进步带来了不竭动力。

在此，我对中国消化内镜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预祝你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