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文荟萃，宗教建筑成群，天主堂、修道院、天文台、藏书楼、印书馆、孤儿院、博物院……一幢幢饱经沧桑的老建筑无不透露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王钱国忠编著的《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以徐家汇天文台史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会在上海的宗教与科学文化方面的诸多活动，介绍徐家汇天文台自创办起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绩。

《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以近代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会在徐家汇地区的宗教与科学文化的种种活动，介绍徐家汇天文台自创办后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绩。

作者(王钱国忠)除充分利用有关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外，还从尘封的《字林西报》、《申报》、传教士的稿本及法国《气象》杂志等文献中发掘有关的珍贵史料与图片，同时吸收了学术界近年来对土山湾工艺、慈善活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若干有关文献的错讹进行了考订。《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为国内第一部记述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史的著作。

引言

一、从开教到重返江南

二、中国天主教的策源地

三、土山湾的慈善事业与工艺技术

四、徐家汇天文台：宗教与科学的奇观

五、远东著名的航海气象预报中心

六、从观星授时起步的天文观测活动

七、鼎盛时期的科学观测工作

八、继往开来的科学史研究

九、在社会大动荡中落幕

十、历史的启迪

附录：徐家汇天文台历史纪年(1842～1953)

人名索引

后记

一、从开教到重返江南

明末时，上海县城的西南十余公里处，有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村落，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的两水汇合处。这里河道联网，阡陌成行，一派江南水乡风光。沿此乘船，东北可达上海的吴淞江和黄浦江，西南则通到七宝、朱家角等地，连接着浩淼的太湖和千里长江。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天主教徒及大科学家徐光启(教名保禄)归葬于蒲汇塘北源。这片日后在上海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土地，在清康熙年间称徐家湾，后在不到30年的嘉庆年间，因方言的一音之转，人们便将它叫成了“徐家汇”，①并一直沿袭至今。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法国耶稣会②在此建造天主堂时，徐光启孙尔默、尔路一支后裔从上海南市迁至教堂西之徐家厍定居，他们在那里一边耕作，一边看护祖茔，繁衍生息。自明末起，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法国耶稣会重返上海，建立江南教区③，在徐家汇一带大兴土木，修建教堂、修道院及一批科学文化设施，为他们在江南传教建立大本营。及至太平军进攻上海，英、美、法等西方侵略者，分别越界筑路，修了两条徐家汇路，与清政府共同剿灭太平军。由于战事兴起及邻省的频频水灾，导致大批难民纷纷涌入徐家汇，从而人口剧增，使之从一个小村落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集市，并闻名遐迩。最终，徐家汇成为法国天主教在华的重镇，以及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西学传播中心。从中不难看出，徐家汇之所以后来久负盛名，与徐光启、利玛窦及郭居静等耶稣会士的交往并受洗入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没有上述这些中外人士的历史活动，就不会有近代文化史上的徐家汇。诚如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所说：“大上海之建设，虽谓公在二百余年前即已播其种而造其因焉可矣。”

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的首次接触是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广东韶州。

徐光启早年多次乡试落第。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母钱氏去世，他便去上海南门赵凤宇举人府上学馆教书。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赵凤宇出任广西浔州府(今桂平)知府，此前一年，徐光启应邀与其前往广东教书。从上海到广东，当时主要从长江水路经江西前往。他们途经广东韶州，在那里小住。韶州紧扼粤北门户，是由赣江赴两广的必经之地，也是两广去南京、北京的交通要冲。该城坐落在浈江和武水两条河流的会合处；浈江经江西南雄流经城东，另一条来自湖广的武水从其城西流过。韶州是个小地方，居民仅有两千来户，这里物产丰富，风景宜人，是个鱼米之乡。但这里的气候不尽人意，久居易染疾病，为瘴疠之地。

在徐光启来韶关前的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利玛窦在韶州通判吕良佐的协助下，以重金购得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建起了一座中国式的天主教堂。徐光启到韶州后，对于这些传教士也略有所闻，内心颇想探究一番。有一天，风和日丽，徐光启在韶州城西散步，他信步来到光孝寺旁的一座教堂，好奇地叩门而进。一步人教堂，他就看见墙上的圣母像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内心油然而生崇敬之意。出来接待他的是一位身着儒服、身材高大的西方教士，他就是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1560～1640)。郭居静，本名拉扎雷·卡坦内奥，意大利传教士。同所有来华的西方人都有一个中国名字一样，郭居静是他的中国名字，并取字仰凤，中国人尊称他为“仰老”或“郭先生”。郭居静于1581年加入耶稣会，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来中国。1604年，郭居静协助利玛窦管辖教务毕，从南京回到澳门。当时，荷兰人因嫉妒葡萄牙远征印度获利，心存不甘，于是，派遣海盗四处骚扰抢劫，所获颇多，便得寸进尺，企图谋居台湾，再进攻澳门，致使当地侨民恐慌不安。面对这种危急的局面，葡萄牙人不得不加紧设防，遂建筑堡垒，构建工事，调兵遣将，用以防御。郭居静天生一副魁梧身材，体魄强健，还蓄着长须，不相识者定会以为他是个武夫，因此有谣言称，洋人已共推郭为帝。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还写了小说，诬蔑说郭居静欲窃居大位，弄得澳门人心惶惶，岛上华人大都迁徙大陆。可以想见，立足未稳的葡萄牙人的处境是十分凶险的。面对这种形势，澳门官员便派人赴广东疏解，两广总督也派了一位聪明的官员前来视察。中国官员一到澳门，先召见郭居静前来询问。郭居静未多加解释，随即请官员前去察看他的“武库”，即郭居静之书室。官员进了书室，见四壁尽是书架，大惑不解。郭居静对他说：“我用以谋居中国的武器就是这些东西！”继而郭居静又引领官员到学校，指着一屋子学生对他说：“这就是我将要率领来侵略贵国的士兵！”官员见状，方知流言不实，知道这些洋神父其实都是传教之人，便放下了心，此事遂告平息。

再说，徐光启与郭居静在教堂互通姓名后便十分投机地交谈起来，徐光启从郭居静处首次获得了关于天主教及耶稣救世的知识，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了解到在此主持教务的利玛窦神父，此时已北上南昌，所以这里的堂务由郭居静主持。通过这次在韶州的非同寻常的谈话，郭居静已将天主教信仰的种子播人了徐光启的心田。P2-4

作为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徐家汇，如今楼宇林立，花团锦簇，人流车潮川流不息。每当华灯初上之时，霓虹闪烁，流光溢彩，一派繁荣升平的华丽景象。然而，在19世纪，徐家汇还是一个偏于上海西南隅的小村落，河网交错、阡陌纵横。这里是科学先驱徐光启的故土，后来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上海地区宗教与科学的文化中心。这里人文荟萃，宗教建筑成群，天主堂、修道院、天文台、藏书楼、印书馆、孤儿院、博物院……一幢幢饱经沧桑的老建筑无不透露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本书以徐家汇天文台史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会在上海的宗教与科学文化方面的诸多活动，介绍徐家汇天文台自创办起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绩。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办的徐家汇天文台是当时远东著名的观象台，也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同时，又是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结果，因而在近代上海史及中国科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徐家汇天文台在它不长的发展历史中，曾数易其名：1923年，该台被命名为“徐家汇观象台”；1930年，徐家汇天文台与佘山天文台合并，更名为“江苏天主教观象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台又分别改组为“上海气象台”和“上海天文台”；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接收，又分别更名为“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尽管徐家汇天文台早期的主要业务是气象观测和预报，属地学学科，并数易其名，但其“天文台”之名在中外人士及民间早已约定俗成，故本书也以此名之。

众所周知，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发展，均与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天主教重返江南的时代背景有关，故本书追本溯源，开篇于天主教来沪开教，再叙其一系列宗教与科学文化的历史活动，并从现实与理论上探讨有关的问题。

让我们一同走进历史，发现历史……

笔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土著民，一直对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怀有深深的敬意，并以此引以为荣。记得在1983年，上海学术界及天主教界隆重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徐光启著译集》的线装本也同时问世，上海兴起一股“徐热”。当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资料与文章，为此，我特地编辑了一本关于徐光启的剪报本，复制后分送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及出版界朋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风气较今天纯洁得多，我在胡道静、吴德铎两位前辈的指点下，迈人了农史研究的殿堂。当时，我的一篇《徐光启的<甘诸疏>》的考证文章，与游修龄、吴德铎、朱洪涛、周源和等先生的论文一起，发表在当年的《中国农史》纪念徐光启的专辑中，这对我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鼓励。80年代中期，我从一研究所考入市档案机构工作，整日置身于上海地方史档案之中，其间编过几本档案史料集，参加过数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但对研究科学史的兴趣并未减退，更在探寻新的学术方向。不久，我便从科学史方向转入到无人问津的李约瑟研究领域，这在当时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在历经了数年的资料搜集及深入研究之后，于1992年出版了首部李约瑟传记——《李约瑟与中国》，并深受学术界及外交界的注目，为我今天编写《李约瑟学术年谱长编》及《李约瑟大事典》奠定了基础与方向，并由此扩展到中西文化科学交流及国际汉学研究领域。多年来，我在进行李约瑟研究的同时，一直想在徐光启及西方传教士方面做些工作，现在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风云岁月》，可谓是实现了个人多年的夙愿。

徐家汇天文台的历史不但包括其所属的外滩信号台、佘山天文台及陆家浜天文台三台的史实，而且还涉及青岛观象台、南通军山天文台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相关的史实众多，复杂纷繁，并要与明末的天主教在上海的开教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幅以“天主教一徐光启一徐家汇一天文台”为主线的、明末以来以徐家汇天文台为中心的上海宗教史与科学文化史相结合的色彩绚丽的历史画卷，显然，这并非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好在自己在上述领域有着多年的知识与资料积累，更依托于个人五万余册的各类藏书。因此除需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外，基本可足不出户、潜心写作。

虽然自己有着上述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对历史档案的利用还是必不可少的。四处搜集资料、查阅各种档案的甘苦想必是每位学者都感同身受的经历。30多年来，我国的文博、图书、档案部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各级档案馆，摈弃了过去长期以来神秘、封闭的保守观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功利主义、沽名钓誉及以职为权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成为广大档案利用者不可逾越的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并非所有的档案部门都是如此。在写作本书的日子里，笔者还是得到众多有关机构及学者朋友的支持与协助。我国著名气象史志专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鹏飞教授，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前校长袁运开教授，上海史专家、上海市档案馆的昔日同事马长林研究馆员，他们都热情地为本课题推荐申请上海科普创作出版基金。国家气象局档案处提供了有关接收徐家汇天文台的历史档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办公室及图书馆提供了相关的珍贵资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图书馆、《上海天文台年刊》编辑部、上海市气象局档案科、上海市地质局资料室、上海图书馆及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光启社、无锡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单位均予以大力协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特别要感谢的是，上海天文台佘山工作站站长林清博士，在我二上佘山搜集资料时，他每次均予以热情周到的安排，并慨允使用天文博物馆的有关图片，从而为本书增色不少。此外，还要向上海市档案馆曹胜梅副研究馆员在法文资料上的协助及外滩气象信号台的包晓波先生的支持深表感谢。本书还参考了气象学界前贤的一些资料，如前辈李珩、束家鑫先生及阎林山、马宗良、朱楞等先生关于徐家汇天文台史的研究成果，除在书中一一注明外，在此顺向他们致意。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的领导一贯扶持与支持科普著作的出版，本书是笔者在该社出版的第四本科普著作便是最好的证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责任编辑史炎均老师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自当深以致谢。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虽是句老话，但比喻却形象贴切。笔者数年前选择徐家汇天文台这个题目，自然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无关系，但也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考虑在今天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提高人们防灾减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人类将来废弃地球，移居月球、火星，这毕竟还是十分遥远之事。对于本书的不足与错讹，恳望有关行家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