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斌所撰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从分析儒家原典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人手，追寻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轨迹，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和演变的历程。

本书就是描述文化与人的关系。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而有所思考，不要忘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之本，不要忘了今天泱泱中华之所以能傲视世界的深远的文化源头，不要忘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小而日常生活、大到敬德修业都应遵循的道理，这样才能上续民族慧命、下延华夏文脉，重振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田学斌所撰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即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生，书稿较详尽的梳理并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语言通俗流畅，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全书稿共分20个章节，从政治、教育、伦理等方面分门别类地详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化的使命是引领生活(代序言)

第一章 礼的文化

 一、礼乐文明的起源

 二、礼与儒家思想

 三、礼与民间习俗

 四、礼教与礼治

第二章 孝的文化

 一、儒家经典中的孝论

 二、孝治

 三、孝道

 四、孝的意义

第三章 仁的文化

 一、儒家的仁政思想

 二、儒家的德治思想

 三、儒家的政治哲学

第四章 传统的教育文化

 一、教育的内容

 二、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教学制度与方法

 四、风气与教化

第五章 传统的伦理文化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

 二、儒家的政治伦理

 三、儒家的人伦观

 四、儒家的祭祀伦理

第六章 传统的婚姻文化

 一、婚礼仪式及其发展

 二、封建的婚姻制度

 三、其他婚姻方式

第七章 天人合一的天命文化

 一、孑L孟的天命观

 二、天人感应说

 三、阴阳五行思想

第八章 通经致用的经典文化

 一、儒家经典的形成

 二、《禹贡》治河与《洪范》察变

 二三、今古文之争

 四、石渠会议与经学问的斗争

第九章 立身处世的文化

 一、儒家的处世哲学

 二、儒家的理想人格

 三、中庸之道

 四、《周易》中的人生哲学

第十章 安邦济民的文化

 一、“大同”与“小康”

 二、儒家的民本思想

 三、《管子》中的民生思想

 四、儒家的文艺思想

参考书目

（一）尊卑贵贱等级原则的设定

礼的本质在于维护等级，这是先秦儒家的共同见解。春秋时期晋国的随武子说：“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礼记》对此说得更为明确：“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坊记》）。《乐记》也认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

在先秦儒家看来，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可能平等，而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别。劳力的农、工、商是以技艺生产侍事上的，劳心的士大夫则以治世之术食于人，各有其职业。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礼记》作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这就从“天人相应”的角度为礼所具有的尊卑贵贱的本质找到了理论根据。

既然礼所具有的尊卑贵贱是一种合乎天理自然的现实存在，那么它自然应该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君臣上下的等级之分，财产与权力的等差之分，职业之分，衣食住行之分等等。古代所谓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尽管形式五花八门，但其实质都体现了一个“分”字。通过这种尊卑贵贱的“分”，每个社会成员就会各就其位，各奉其事，各尽其职。由此，各种礼仪所体现出来的“分”，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规范和要求，而负有整合社会秩序的政治使命，以便使君臣、上下、父子、夫妇之间都以礼相约。正是着眼于礼的尊卑贵贱之分具有整合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礼视为自己手中须臾不离的法宝。李觏曾经说过：“礼者，生民之大也。圣人之所以作，贤人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诸侯之所以治其国，卿大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无一物而不以礼也。穷天地，亘万世，不可须臾去也”。（《李觏集》卷二《礼论》）

传统礼制中尊尊卑卑的等级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显著标志，就在于它规定了一整套“正君臣之位”的礼仪制度。早在春秋时代，孑L子就非常注重上下尊卑之礼，认为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大夫有大夫之礼，士有士之礼，各依礼而行，才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是从尊尊卑卑的等级原则出发，《礼记》对君主至高无上的特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此相对应，《礼记》还对君主的名分和职责做了规定。《礼记·曲礼》说：“君天下日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日予一人”，“践祚，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日嗣王某”。所谓“天子”，意谓君主是天帝之子，他君临天下，代表的是天意。可见“天子”名号的本身就确立了君主至尊的地位。在这种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上，天子要接受诸侯的朝觐、听取他们述职、分配职官、授予权柄、奖功罚罪、举行祭祀大典。为了确保天子有效行使职权，古代礼制相应地设立了“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以司六典，“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以司五众，“六府”（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以司众职。凭借这些建制，天子可以有条不紊地管理好整个国家。为了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古代礼制还制定了严格的朝觐制度。《礼记·曲礼》载：“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日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日朝。”其中的“依”是一种红色的如同屏风的装饰，高八尺，绣有斧纹，又称“斧依”；“宁”（音“住”）是门与屏风之间天子停立等待诸侯来朝见的地方。对于这种诸侯朝觐礼仪，《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尤为周详。

P40－P41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从分析儒家原典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人手，追寻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轨迹，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怎样和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交融导致了民族的融合，文化浸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变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研究一个民族发展兴衰的历史，如果不弄懂她们的文化，就不可能找到真谛。从这种意义而言，一个民族的没落，从根本上说必然是文化的没落；而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说也必然是文化的复兴，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文化，说到底无非就是人类社会在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是科学、艺术、宗教、政治、法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综合反映。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反映。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形成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传承着人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时时处处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如在家庭中的“孝道”，在社会上的“礼教”，在政治上的“仁政”，在管理上的“德治”，在人伦上的“宗法”，这些无不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文化的使命就是带给人们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得更好。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相伴而生、相互影响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今日的中华民族，已是一个整体民族。随着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亦有更大的发展。从历史规律看，民族的融合一般可以分成两个连续的层次，即“文明的同化”和“民族的融合”，必须先经过第一个层次，才能到达第二个层次。从民族来看，中华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尽管名称有所不同、体质稍有差异，但在同为黄种人，同为中华民族认同这一根本点上则大体一致。从文化来看，单就文字方面，汉文一直是各族官方的通用文字，这一最重要之点一直没有改变。历史记载，自《书》《诗》《春秋》《左传》以下，又接《史记》等二十五史及《清史稿》，中国历史绵亘不断，若加编年史、纪事本末史及政书等，则更为繁富，傲视寰宇。从伦理习俗看，虽然各个民族在一些具体生活方式上也有差别损益，但在几个大的方面都一致遵从和互相趋同，如敬天法祖、三纲五常、亲属称呼、婚丧节庆等，都能普遍通行。至若典章制度，大至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小至监察、考试、尊师祀孔，都能沿用不替，这是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虽然不可否认的华夏族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亦不可等闲漠视。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及影响。没有众多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就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除了传播中国文化于中原以外的地域外，还输入了不少外面的事物，小自乐器、音乐、服装、家具、果菜，大至宗教、文学、医学、艺术等。尤其是宗教的输入，魏晋南北朝和辽金时代的佛教，金元之际的全真教，以及元代的喇嘛教，甚至唐代以后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回教等，无不是依赖少数民族的推动而流行的。其中数佛教的流传影响最大。译经事业的发达，中国佛教的产生，眼科、按摩、长生术等医学的诞生，天文历法的修订以及建筑、佛雕、佛绘等艺术的发展等，几乎都脱离不了与佛教的关系。戏曲艺术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了不祧之祖，就是因为金元时代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伟大艺术成就。

今天的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愿意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在一个政府下和谐共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是农耕文化的特殊性格。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黄河的不时溃决，容易使人感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而特别重视人格修养，稍忽事功。凡事求其心安理得，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合乎人道，即是一善人，即是一有道德的人。至善即最高道德，人而至善，即等于达于神的境界、天的境界，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哲学重视人生实践，强调人际关系的调整，与西方之重思辨，偏宇宙真理之寻求略有不同。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即所谓人文道德精神，发生于远古时代。到春秋时代，天生圣贤，诞生孔子，赖以传延，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也成为对待四裔民族的基本政策。诸如宽容好客、朴实无诈、坚苦强韧、守望相助等等。不但可以接受外族，而且可以和好相处，使外族一进内地，即恋栈不想离去。《论语·季氏篇》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记·王制》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都是明确表达了这一理念。中国历史上也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汉武帝、唐太宗就是典范。汉武帝伐匈奴，一般人咸以黩武视之，但有谁知道，在这一决定之前也曾经过一番激烈的廷议。主和派韩安国说：“圣人以天下为度，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主张仁爱恤民。即使主战派的王恢，亦何尝不如此，他说：“士卒伤死，中国楷车相望，仁人之所隐痛。”最后在武帝“边境数惊，朕甚悯之”的心情下，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事行之后，短短二三十年间，中原与西域各族之间，日益密切，汉之“威德遍于四海”。到了唐太宗，亦以武功著盛，但他的基本态度也不离“信”、“爱”。如他对突厥的态度是：“纵突厥部落叛尽，六畜皆死，朕终示以信，不妄讨之。”又如征高丽，禁部署劫掠：“纵兵杀戮，虏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将军（指李勤）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无怪乎清圣祖要赞美他说：“三代圣王柔远安迩之道，惟唐太宗庶几能解。”此外，在边臣、百姓中有这种想法和理念的人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才使边疆少数民族自然情愿认同中国，而和中原华夏族相融合凝为一体。若说有遗憾之处，就是到了元与清两朝却一直采用民族隔离政策，阻碍了融合的速度。

二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由于是在连绵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天然的包容性。从而也是中华文化不断兴旺发达的内因之所在。在科学方面。18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高于西方之上。例如在天文学方面，因农业之需要，发展得很早，北京天文观象台建于元代郭守敬之手，较丹麦在1576年首建的天文台要早；蚕丝在两汉时已不断传人罗马；造纸术发明于东汉，在12世纪传人欧洲；罗盘在欧洲始用于航海是在1302年，较之1l世纪北宋沈括记载的罗盘制造方法晚200多年；雕版印刷术在中国首发明于9世纪，至ll世纪毕昇又发明活字，比欧洲在1438年创活字印刷要早几百年；火药在北宋靖康时开始应用，而欧洲的德国人至1350年始造火药，晚于中国。在艺术方面。中国的文学属柔性的，与儒家偏重义务的刚性正好互为调剂。中国的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以诗歌、散文为中心，是一种偏向同情慰藉的轻灵抒情小品。中国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即而绘画亦因外形之单纯、调和，而具有可以洗净人世间杂乱冲突的作用。中国的宗教，以道教而言，向来强调万流归宗，能够容纳各教派；以佛教而言，则熔教养与实际人生于一炉，形成新的宗派，重视心智的自由发展，与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在治国理政方面。中国自秦统一后就实行郡县制度，皇帝世袭，为天下一统之象征，皇帝之下由士人出身的宰相担负实际行政，为政府首脑，选贤举能，以弥补皇帝一人专政之缺陷，而全国官吏，也是公开考选录用，既可奖掖人才，又不失公平。从法律上看。中国法治的全部之精神，可以概括为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实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的精义。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于具有形声兼备的原则，遂使两者保存着密切互补依存的关系。一则得以靠文字的统一而使语言不致因方言差异而分离，二则不论社会新事物如何增加，语言如何变动，只要把旧字另行分配，便等于增添新字，适应了新的需要。因此，中国文字虽在追随语言，而仍能控制语言。这样就可以使广大地区的中华民族同胞有一个表达思想的共同标准，有助于大一统的巩固。在风俗习惯方面，本来风俗习惯系指自古以来一种相习成风的观念和习俗，时间一久便为一个民族全体所遵守，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配起这一民族的思想与生活。这些观念和习俗，包括食、衣、住、行的方式及祭祀、婚丧、社交的礼节等。风俗习惯具有一种固定性，不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大家既然乐于共同融合在同一个社会中，自然有理由应当促进社会内部之团结。由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又特别重视人文道德。礼仪之邦，凡事求其合乎情理，具人情味、富世界性，容易为外来人所接受。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不但使本身力量加强，使对外的抗拒力强化，不易被消灭，还能融化外来民族，扩大本身组织。这样，在历史长河的波浪式前进中，即使不幸暂时失去政权的控制，亦可赖此昌明文化而复兴、而绵延。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文化具有独立不惧的品格。文化是不能靠权力强加，是不能以金钱买卖的。文化的使命是让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文化通过一种思想改变人的观念，通过改变了的人的观念改变人，通过改变了的人改变世界。而一旦经文化改变了的世界，其社会结构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社会的治理方式必须与其社会结构相适应，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上层的动荡不可谓不大，王朝更替几十代，皇帝换了几百个，但中国基层社会基本保持稳定，这应该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从文化上来讲，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大多是农村和与农村有着紧密联系的宗法社会，宗法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凝结成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宗法伦理就是法律，它使中国基层社会稳定地保持了正常合理的生活秩序。从这一点也可证明，文化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必须厘清的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不是笙歌曼舞，灯红酒绿，而是更深层的人文精神。文化的力量不在绚烂多彩的装饰里，不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不在纸醉金迷的奢华里，文化的力量在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中，在历史积淀的厚重气质中，在浴火重生的理想人格中，是一种风骨！一种灵魂！

刘梦溪先生曾说，文化比政治更久远，比经济更深刻。所谓比政治更久远，就是说一代帝王陨落了，一个朝代更替了，但文化还依旧活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国家破灭了，而文化还正在延续。正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所谓比经济更深刻，就是说经济关系只是利益关系，利益没有了，经济关系就消失了；但文化不仅是利益关系，而是一种价值认同，是深入人心，熏神染骨的，文化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时时处处、方方面面，有时即使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断了，但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就是延续下来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发展进步的根脉所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必须了解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研究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它是怎样地在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土地上，影响着我们的繁衍生息、衣食住行的。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就是描述文化与人的关系。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而有所思考，不要忘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之本，不要忘了今天泱泱中华之所以能傲视世界的深远的文化源头，不要忘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小而日常生活、大到敬德修业都应遵循的道理，这样才能上续民族慧命、下延华夏文脉，重振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〇一五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