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选取12名清华政治学系师生，包括第一届庚款留美念政治学的学生，到最后一届学生。作者谢喆平通过采访这些政治学家的亲属，以口述史的笔触，讲一个个政治学家的人生故事。以此展现清华政治学系为中国培养出了诸多杰出的政治学家，他们与国家命运相惜，既坎坷又光辉的一生。读者阅读这些故事，不无提升政治学术的国家使命感与应有的学术高度，还可以激励后学，全当一部励志性通俗读物也不为过。

谢喆平访问整理的《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一书，源自对老清华政治系早期史的研究。偶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唐虔先生，知道他与庚款留美念政治学的第一人唐悦良有祖孙关系，便有了本书口述访谈的初衷。

用三年时间来完成一部口述作品，可谓耗费了时日。但对那一代老清华的政法“天纵之才”来说，留住那段日月，记住那些人物，都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汇集的20篇口述，不仅是前辈学人的生命历程，也是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政法学者的人生写照。经年的档案，发黄的纸张，照片上的英朗轮廓，在访谈中顷刻间化作如面春风、生动鲜活。

本书附录，收入两篇关于老清华政治学系的研究文章。无论高山仰止，或是感慨既往，每一代学人都有其本代人在历史长河中的责任。唯望无论出发多久，都莫忘初衷。

前言

1 不曾远去的身影

 唐虔口述：我的祖父唐悦良

2 清华缘

 吴采采口述：我的父母吴之椿与欧阳采薇

3 志士与学者于一身

 张文朴口述：我的父亲张奚若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钱仲兴口述：我的父亲钱端升

5 学术生命化

 汤经武口述：我的父亲汤象龙

6 吹尽狂沙始到金

 曾尔恕口述：我的父亲曾炳钧

7 造化当初果有因

 姜逸波口述：我的父亲姜书阁

8 落叶满空山

 徐大元口述：我的父亲徐义生

9 匆匆，太匆匆

 楼秉哲口述：回忆父亲楼邦彦

10 春蚕到死丝方尽

王依、王莉、王亭口述：我们的父亲王铁崖

11 法律是可能公正的

陈达隆：我的父亲陈体强

12 朝闻道，夕死可矣

刘苏里、徐征：忆师杜汝楫

13 命中注定学法律

端木美口述：我的父亲端木正

14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齐锡玉口述

15 我读清华政治系

张遵修口述

16 一个进步学生的回忆

李泳口述

17 —个东北青年的求学岁月

于坚口述

18 大动荡中的求学与思考

王宏钧口述

19 师高弟子强：从清华中学到清华大学

张辅枢口述

20 短暂的清华岁月

许光建口述

跋

 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附录

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一、乱世建系

 二、北伐前后

 三、十年发展

 四、抗战一西南联大

 五、选择与结局

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建立与崛起

 一、学科建制

 二、老清华政治学系的教员群体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四、学术评估

 五、议政与参政

 六、结语

后记

我父亲陈体强是福建闽侯人，和陈岱孙先生是同宗。我祖父是陈明，祖母是吴淑帧。祖母有文化，读书明理，还会作诗。当时有一位姑婆陈荷（陈岱孙堂妹）住在北京，那时她家老太太还在，住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父亲会带我去看老人家。记得在陈荷家见过陈岱孙，陈岱孙叫陈縂，字岱孙，我父亲管陈岱孙叫叔叔，我叫叔公。当时他已经老了，拄着拐杖，那天我在饭桌上还第一次尝到福建特色的红糟螃蟹。我父亲和他在一起时说福建话，我听不懂。我还没有回过福建老家，也没有来得及学福建话。

我祖父年轻的时候在民国外交部做文职工作，家里无房无田，靠工资生活，并不富裕。后来他们一直住在上海，我父亲一个人来到北京上学、工作。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划成“右派”了，工作和运动的压力既大，也为了不连累亲属，他就很少去上海，很少来往走动，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有一个堂叔“文革”串联时来我家，但是后来再也没见过。

我没有机会听父亲讲他当年为什么选择上清华，为什么选择国际法的专业。他早年在外交部小学、香港圣提士反书院（St. Stephson’s College）和上海的格致中学念书，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英文和传统文化根基都非常好。他在外交学院的时候，工作之余会在家里吟诵唐诗。我们今天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作“吟诵”了，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吟诵，不是照本宣科地“读”或者“念”，也不是像话剧那般“朗诵”。它有一定的节奏、一定的音律。会吟诗的人，就会眯起眼睛，抑扬顿挫、婉转低回，咿咿呀呀地自我陶醉起来。父亲就是受过传统熏陶、照着旧时的读法，以闽语方音吟出来。他的遗物里也有他用钢笔手抄的唐诗。

父亲的身高大概有1.8米，原来有广泛的业余兴趣，但在那个时代都消磨尽净了。我很小的时候他陪我去打过乒乓球，但那也是非常偶然的事。他会打桥牌，但是因为只有偶尔跟亲戚聚会才能凑齐牌搭子，所以也很少打。他喜欢美食和烹饪，偶尔会全家人坐很久的公交车到城里老馆子（记得有森隆饭庄、翠华楼、同春园、东来顺、烤肉宛、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等），排上半天队等座位。那个时候餐馆没有现在这么多，排队的秩序也不大好，到了饭点都要站在别人背后等着占位子。好不容易坐下来，背后又轮到别人站在那里。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景观。他也会和我骑上自行车一早从魏公村进城到西单菜市去买一只鸡回来烧。他喜欢照相，曾经有一架120相机，但是后来相机也卖了，因为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他是家里的长子，要赡养父母和弟弟（很多年都找不到工作），还供一个外甥女（我的表姐）读书，被划成“右派”后，他从研究四级教授一下子降成了七级助理研究员，就差失业了，只发生活费，经济很紧张。我记得他每个月百十块钱的工资，大半要寄到上海去。一直到80年代，家里面都是没有任何自己购置的家具，几张旧板床、桌椅都是跟单位租的（这是早年间事业单位的惯例）。可谓家徒四壁。记得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辆英国凤头牌变速自行车，父亲每天骑着上班。而我最珍贵的东西，是一套《岳飞传》的连环画小人书。

多年来父亲只有一件呢子中山装，算是最好的衣服了。后来这件旧衣服给了我，成了我最“高级”的一件衣服，平时还舍不得穿，穿时外面要罩上一件超级肥大的蓝布大褂。那年代下放去干校，两个箱子就装了全部的家当。父亲一直到了平反以后重新参加外事活动才做了新西装，那一次我记得是作为代表团的法律顾问陪同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记忆中那应该是1979年的第34届联合国大会。

虽然我母亲是无锡人，但我父亲比她会烧菜。我记得他最喜欢粥，我也很早就学会在煤炉上面用小火煮粥，一直要煮到米粒都融化掉，黏黏稠稠的泛着清香。父亲常常在家里一碗普通的白粥吃得有滋有味。母亲在一旁就会抱怨说，吃得太快了，对糖尿病不好。我跟父亲学会了自己在煤炉上用小火摊春卷皮、做鱼丸子。父亲还会烤面包，用煤球炉做。晚上在炉子封好后，把装了发面的饭盒放在炉腔烟道里，第二天早上就好了，虽然外面有点硬，但是里面不错。那时候大家粮食都不够吃，我还记得去菜场捡那些被剥下来扔掉的老白菜帮子，或者地里收过白薯以后的薯叶，回家再和棒子面掺起来做菜窝头。要是偶尔有一点应季的新鲜水果，像是葡萄呀苹果呀什么的，都是很难得的东西，母亲就会把它分成四份。像葡萄都是用剪子小心地一颗颗剪下来，用灰锰氧（高锰酸钾）水洗过，再数着一个人几颗，放在小碗里面，每人一份。

P193－195

早就知道谢喆平博士在做清华学人的口述史研究，而且几乎每次和她见面，都会听到她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研究。每有新的线索和发现，她都特别兴奋，那种热忱和投人很让人感动。因此当谢喆平博士送我《浮云远志》的书稿，并请我写序时，我欣然同意。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正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物、事件、活动等构成的浪花和水滴所构成。虽然研究历史不能只关注浪花和水滴，而要抓住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人类社会变迁的整体走势和结构，但以口述史为代表，对相距未远、尚未被符号化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个性追寻和描述，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英国史学家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和讲述的。“历史”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常常并不是历史活动本身，而是记载和表现历史活动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认知与解释。研究历史有多种作法，即使不从史学理论的角度，人们也能从经验中感知：历史在不同人的笔下和眼中是不同的。整理者用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不到30年的历史，浓缩了清华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及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与变迁，而且其笔下，政治学系的机构存在只是背景、是舞台，运用学科教育史对这一机构的考察只是拉开序幕，真正的主角是在这一背景下和舞台上活动的人——清华政治系学人。本书浓墨重彩地讲述政治系学人的生活、工作，或由他们自己，或通过他们的后代，勾勒出这些主角在特定背景的大舞台上充满个性魅力的历史细节。在本书中，我们能感受到不同人物、不同角色和视角发出的声音。如吴采采回忆父母吴之椿与欧阳采薇的一篇，既有女儿吴采采的忆述，也有其母欧阳采薇自己的回忆，还有朋辈、亲友及学生的记述，当然还有整理者完成写作后的手记。这些声音构成了音色丰富、旋律的历史交响乐。

历史既是对往事岁月的记忆，也是对逝去时光的反思与校正。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爬梳、整理和加工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挖掘和理解隐藏在这些符号背后的人的活动及思想。在表现和揭示人的活动及思想的独特个性方面，口述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本书中，张文朴回忆父亲张奚若时谈到：父亲早年给胡适的信中讲赴美留学的学校是“科大”，其实是哥大（当时没有统一的译名），后来有研究者在撰写张奚若传记时误认为是德国的科隆大学，后又被演绎为“张奚若留美期间去了欧洲，在科隆大学进修，后又返回美国”。这种以讹传讹的错误出现在“最恨沽名钓誉”的张奚若身上，难怪张文朴要用“让我哭笑不得”来形容了。

通过口述史所得，以个人感知和记忆所支撑的有可能是碎片化的历史，一旦将其放入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纳入五光时色的社会背景中，就能显现出历史的丰富与多面。口述史通过勾画个人生活经历，家族人物历史等，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整体变迁。口述史丰富了人类记忆，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将人从符号的避难所中解救出来，带回现实世界。口述史打破了冷冰冰的制度与鲜活世界的隔阂，突破了由时空、代际、境遇等不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和理解的障碍。

在本书中，无论是修了一辈子“学术铁路”的汤象龙，还是五代清华的唐氏家族；无论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40年后当选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王铁崖，还是才华、抱负同样优秀，但个人命运更为坎坷的楼邦彦；他们的人生经历都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联，他们的个人故事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书使我们不仅看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经历，也感受到由历史回放带来的心灵震撼。

史静寰

2014年1月5日

关于在哪家出版社出这部书稿，中间有几个出版方很有兴趣，但不知为什么自己一直没有下决心。稿子整理过半时，受商务印书馆政法编辑室主任王兰萍女士邀约，为楼邦彦先生的旧作写一篇介绍文章，稿成见面时偶然谈起这部书稿，她热情相邀，而且商务很快就在社选题会上定为当年的选题，便就此断了在别家出版的念头——当年商务曾出版过不少政法前辈学者的著作，那么这部口述史书稿在商务出版，自然就有接续前辈学人与商务之间所结善缘的意味。只是本来答应商务2012年底交稿，但因为修订和增容，书稿一拖再拖，晚了一年半，深觉抱歉。

这漫长的拖延也有意外的收获——2013年“五一”过后，有机会邀请张奚若、钱端升、曾炳钧、王铁崖、楼邦彦、唐明照、陈体强、端木正等先生在京的后人在清华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对各自的口述稿进行了订正。他们父辈的人生在这个校园里有深深的交集，他们中有的人幼时曾经相遇，但大多数人素未谋面，这也是他们在清华园的第一次聚首。陈体强长子走进来时，钱端升之子和张奚若之子，连说太像陈体强了。对他们很多人而言，自己父亲老师的名字自小烂熟于心，见到先师的后人，一定有非常独特的感受。有意思的是，幻灯片中有一张被标注为唐明照的照片，不料唐先生女儿立刻指出那是烈士施混；钱端升和张奚若那张在昆明唐家花园的著名合影中，背景里有个孩子从门后探出了小脑袋，钱先生的儿子立刻认出来那是他们最小的弟弟……

岁月既迅乎，也无常。终于得到1947级李长纶的电话号码，心想春节后联系吧，不料过完年电话过去被告知先生于春节前去世；写过远征军亲身经历的关品枢早已经不在了，可我在王宏钧处才刚刚得知他的名字，居然张口就问他关先生还在么；就在第一次见于坚的那几天，1948级的一名同学敖平心脏病发作去世；多次遇到过的王铁崖忘年交邓正来，生命力旺盛得像野牛一样，居然会盛年骤然离世——本来，“邓高翻”是陈体强名著《关于承认的国际法》多好的人选。人在的时候，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人会像树木一样永远在，随时可以电话或者面谈，等到无常驾到，才目瞪口呆。西人有谚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凋零的又岂止老兵？

终于定稿后，才发现其实书稿不会有彻底意义上的完成，注定会留下遗憾。计划中关于杜汝楫先生的访谈，差点没能完成；关于张奚若先生的访谈，几乎是最后一刻才突然超乎想象地峰回路转；唐明照先生的女儿虽然接受访问并在父亲留下的回忆录手稿基础上完成了口述史，但是因为若干史实来不及核实，她思考很久后郑重表示不愿意轻率出版；姜书阁先生的家人，也遵照父命不将父亲留下的自述示人。虽然非常遗憾，但当然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决定。是否接受访谈邀约，是否同意出版，受访人均有各自的具体情况和考量，来不得丝毫勉强。但意外的是，此书修订进入尾声时，着手修改关于老清华经济系梁方仲先生稿件，梁先生之子要去国久居，行前来电，偶然提到梁先生去世前给他开列的送书老朋友名单中有徐义生，灵光一现赶紧追问他可知其人？他说当然，而且与徐家一直有联系。世间事，大约总有机缘一说。诸位受访人不但愿意接受访问，并尽可能提供各种资料，一起对口述稿再三进行繁复的修订，一句深表谢意远不足表达敬意。

无雪之冬，在二校门候人不至，信步西行至王国维纪念碑前。下午温和的阳光中，陈寅恪所撰碑文分外清晰：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么，究竟何为同久？何为永光？陈先生晚岁在《赠蒋秉南序中》说“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陈先生羡慕易堂九子，岂不知身后有多少人羡慕他的文、羡慕他的事？世世代代，无穷尽也。

在曾经属于前人的校园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来来往往，涌往更新更现代化的图书馆和体育馆——好学问者，追踪前沿；好实践者，着眼当下。这是年轻人的天性所在。在气息厚重的清华文库中整理文稿，通常万籁俱寂，偶然传来几粒鸟鸣。某天突然有一群新生前来参观，听到工作人员给新生介绍斯校前辈，提起一串历史中的名字，一瞬间过往与当下叠加在一起。前人所经历的动荡岁月早已远去，所谓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悲欢与欣喜，都流进岁月之中。山河与家国当然已今非昔比——那时师生跨海渡河、越洋求学，今日欲全球招生的清华苏世民学院已在动工兴建；那时师生不过数百人，如今已是数万。但是，今人与前人就禀赋与抱负而言，几许差异？几许相同？

感谢清华教育研究院、清华社会科学院——尤其是政治学系、清华校友会、清华档案馆等机构的诸多协助。感谢诸位学长与学人对书稿的建议与批评，诸位对学术史和知识史的认同、追踪与讨论，实在是启发甚多、获益良多。此外，尤其要感谢李春峰同学在资料检索与搜集、汪吉庶同学在编辑排版方面所提供的耐心而细致的支持。学问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一代代人因学心故，因好学故，因报国故，埋首书山纸海，以进行梁启超所谓“把学问的铁路往前修一段”。以此来说，当下会永远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