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
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困知记》
罗钦顺是明中叶著名的气论思想家，中国古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罗钦顺(1465一1547年)，江西泰和县西冈村人。因触犯宦官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被诛杀后，罗钦顺又返朝为官。63岁时告老还乡，居家20年，专心研究，著作有《困知记》等。
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万物的生长规律，万民的生活准则，人事的成败得失，都是气运行的结果。气是运动的，往来、升降、阖辟等都是气的运动形态。理就是气之理，“理气为一物”。气的有秩序的运转即所谓“理”，不能把理看成是主宰气的理(理在气上)。他从自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和人伦的层面把“理”还原回归到万事万物之中、人伦日用之中以及人性的知、情、欲之中。相对于程朱理学之“虚”而言，罗钦顺使“理”有了“实”的基础。
人物一理，人为万物中的一物，故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人心作为虚灵的本体，本无不该。由于我之私、物之蔽，而明于近、暗于远，故需要通过格物，开其蔽、去其私，使心体通明、内外一贯。
以存心为始，以尽心、穷理为极。人和天地万物都同出于一个本体。人和物都是“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以为性，有知无知，无非出于一本”。气之理为一，性的来源是气之理。人和物形成以后，则是千差万别、万殊不一的，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这就是“理一分殊”的道理。
在心学兴盛之际，罗钦顺由衷地感叹过：“古人实学今谁讲。”这句话本身也透露出他对实学的向往。他提出政失妖兴、虐政召灾的著名理论及建立善政的种种主张；在经济上要求宽征裕民和平赋薄赋；在政治上提出了“官德”之说，以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学校教育，强调学校教化功用。他非常欣赏“安静之吏”，“安静之吏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审矣”。安静之吏，不滋事，不扰民，有长远的眼光，能考虑到久远的利益。德治的关键是要“格正君心”。帝王修德，政治就会清明，德治就能推行。士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随时省察，平日存养是人生修养中所必需的，而且修身养性是终身的事业，“参养是学者的终身事”。要摆脱富贵贫贱、功名利禄的缠绕，“有志于道者，必透得富贵功名两关，然后可得而入。”
罗钦顺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曾经偶遇一老僧，问其“怎么才能成佛?”那老僧以禅语答说：“佛在庭前柏树子。”后来反复研读儒家经籍，认为佛家的“以灵觉为至道”，是“有见于心，无见于性”，只看到心的作用，没有看到性的实在性，否定了天地万物、人伦社会的存在。他认为，宋以来的“心学”这一点与佛禅相似，都是“局于内而遗于外”，忽视对外在的事物之理的追求。
罗钦顺批评佛学及阳明心学，他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革新与修正来维护正统理学。在“心学”席卷之下，罗钦顺宛如中流砥柱，依然坚守程朱理学，故被时人目为“宋学中坚”。
罗钦顺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颇为著名的一位学者黄佐在其所著的《原理》一书，大量引用了罗钦顺的论述。有些学者呼吁要为罗钦顺建立庙堂加以供奉。罗钦顺的《困知记》先是传至韩国而流传于朝鲜时代，再由韩国传至日本，流传于德川时代，深深影响朝鲜时代与德川时代的朱子学。借由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三位朱子学者对罗钦顺思想的吸收，显示罗钦顺的“理气为一物”也对日本朱子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P3-4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世界两大文明体系——东、西方文化的特征，似乎有这样的共识：东方文化重实在，西方文化重玄虚；东方文化重意象，西方文化重逻辑；东方文化重综合，西方文化重分析；等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有相当的概括性，但对中国文化来说，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中国文化重实在，而且还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实学”，任何事象都强调一个“实”字；但事实上，中国文化血脉里就带着辩证法，中国文化讲“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甚至讲“阴阳互生”“乾坤相成”，所以，中国文化并不排除对立面。那么，中国的实学思想，当然也不排除“玄虚”，而是“虚实互生”“有无相成”，“实学”里就包含着“玄虚”的成分。不过，中国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虚、实方面的确有所侧重，即重实轻虚，这也许带来了另外的问题，比如文教强而神教弱等，但那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赘述。
“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实学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实学研究会、韩国实学学会和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共同编撰的《影响东亚的99位实学思想家》一书，对17—19世纪东亚三国实学家的历史贡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科学评价，笔者作为第一读者，深具认同感。同时笔者也想就实学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简略谈一点个人认识，以与读者分享中国实学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中，“实学”作为方法论，始终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具体来看，反对“本本主义”，抵御“教条主义”等，重视理论结合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成为革命运动成功的关键。作为革命运动的领袖毛泽东，是运用“实学”于革命实践的典型代表。我在这里想用“革命实学”这一自造的词语来表意。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遵义会议，实际上是“革命实学”与“革命玄学”互相斗争、此消彼长的过程。无数事实表明，如果“革命玄学”占据上风，革命事业便遭损失；如果“革命实学”占据上风，革命事业便有发展。遵义会议后，“革命实学”实际上渐成主流，中国革命包括抗日战争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毛泽东把“革命实学”的方法论在哲学层面加以概括称为“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显然，毛泽东是在用中国传统实学的文化资源，深入浅出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实践检验真理”“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不争论”，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政方针，实际上是将过去的“革命实学”转换成了“改革实学”，并予以发扬。正因为在国家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加强了“实学”的地位，才明显加快了国家建设的步伐。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想，习近平总书记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名言，十分凝练地概括了中国实学在大国国是方面的运用原则。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领导干部的“三严三实”工作作风问题，“三实”就是“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实学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笔者所任职的一所高校——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自创立以来，无论在硬件建设还是在学院管理方面都发展得卓有成效，在一届届毕业生用自己的优异表现说明了办学成功的同时，学院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如果让笔者简要概括这成功背后的思想方法论，不能不说与“实学”思想指导有着相当重要的内在联系。比如，办学首先是定位，定位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是什么样的学生，就要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社会机构希望用什么样的人才，大学就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对此，实际上也存在着“本本主义”的严重干扰，比如任何一个用人单位都希望自己的员工忠诚负责，有团队意识，但在所谓“现代教育理论”的“本本”里，却大肆鼓吹“个性至上”“蔑视权威”……面对这样的干扰，我们的办学团队不唯“本本”，只唯实际，所以我们的办学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据笔者了解，中国实学研究会自1992年创立以来，秉承创会会长葛荣晋教授“研究实学”“弘扬实学”的宗旨，在国内深入进行传统实学思想的研究和当代新实学的创建工作，在国际上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召开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本书的出版，也是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笔者认为，进一步发扬以儒家文化为深厚底蕴的实学精神，将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也将对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起到有益的助力作用。推而广之，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够借鉴东方的实学精神，那么世界各国都会从中获益。当然，目下本书的出版，首先对于增进东亚三国学术界的相互理解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人乐意作为赞助者支持本书的面世，以为中国实学文化的研究与弘扬略尽绵薄之力。
刘家全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院长)
2015年9月
首先需要向读者介绍什么是“实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学、佛学、道学知名度很高，家喻户晓。在这些大的学术流派内部，又都有很多具体的学术流派和思潮，“实学”就是儒学内部存在的一种重要学术思潮。正如中国实学研究会开拓者、中国实学研究会荣誉会长葛荣晋教授所说：“实学是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概念，它既包括有元气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和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①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实学思想最早的倡导者。在探讨现实宇宙、人生、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孔子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子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②孔子认为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而是出于救国救民的忧患意识。所以孔子一向强调“学以致用”，子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可以说孔子开中国实学思潮的滥觞。
随着儒学的发展，中国实学逐渐形成了以“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文化。实学之“实”自然是对应“虚”而言，在秦汉之后，凡是社会上虚玄之学盛行的时候，便会有实学思潮出现对其进行纠正。特别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玄学、佛教、道教的大发展，社会上空谈玄虚，不务实效的风气甚盛，从而也激发了实学思潮的发展。从宋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的“实气实学”，二程、朱熹的“实理实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实心实学”，陈亮、叶适的“事功实学”，方以智的“实测实学”，乾嘉学派的“考据实学”，魏源、康有为的“启蒙实学”等，17—19世纪是中国实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思想史上，实学思潮蔚为大观，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决定了中国文化崇尚实效，不重玄谈的基本走向。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社会，不论传统的虚玄之学还是从欧美、苏俄传来的虚玄之学，都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抵制和纠正，从而确保了中国社会基本沿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
中国实学作为儒学的一种重要思潮，也随着儒学传人了东亚各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关于韩国和日本的实学及其社会影响，由韩国和日本学者自己加以介绍。我们这里要特别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当代中、韩、日三国学者研究、应用实学的情况。韩国17一19世纪出现的实学，是一种反对封建统治，具有现代指向的学术思潮，成为引领韩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武装。但是现当代韩国学者的实学研究，则出现了一种“抵抗西欧近代的含义”，他们认为“只要不放弃汉字文明(儒教文明)的思想传统”，才能将东亚三国从西欧中心主义的精神轨迹解放出来。①日本则是三国中现代化最早的国家，日本学者认为：近代以来，日本的实学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近代以后的“实用之学”，另一个是近代以前的实学。当代社会技术中心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并有过度发展的倾向，因此近代以前的实学，在注重“诚”的意义上可以定义为“实心实学”，应当对于救治社会价值缺失具有补救作用。与韩国、日本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与纠正现代化弊病的需求同时摆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面前。因此，当代中国新实学的构建，或者换言之，实学在当代中国的思想价值，应当是具有多方面内容的。既需要提倡“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之风，又需要倡导“实心实德”，“诚意实修”之行，以便促进中国各项社会目标的实现。
中、韩、日三国实学研究会联合出版这本《影响东亚的99位实学思想家》，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三国各自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建构一种具有东亚特色的东方现代化文化模式。这种东亚文化共识的建设，也是我们中、韩、日三国的实学研究会为三国和平发展努力的一种尝试。
张践(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2015年5月6日
实学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种重要学术倾向，从孔子开始，就一向提倡“经世致用”，注重实效。以后儒学思想不断发展，汉代提出了“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宋明之后，儒家内部的实学思潮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学术思潮，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实学在17世纪开始传入韩国、日本，对于整个东亚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实学研究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学会。1990年以来，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实学研究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各国举行“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3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第十一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三国学者共同决定以三种文字分别出版一本名为“影响东亚的100位实学思想家”的普及性著作，向三国的民众介绍17世纪以来影响东亚的实学思想家，通过三国人民之间文化上的交往，增进三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实学研究会、韩国实学学会、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编著的《影响东亚的99位实学思想家》从三国实学家中每国选出33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连同读者共计100名思想家。每人汉字1500字左右，配上肖像画或照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普通读者阅读。今年11或12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第十二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三国的实学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合作文化项目相互交流。
1990年以来，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实学研究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各国举行“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3年11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第十一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三国学者共同决定以三种文字分别出版一本名为《影响东亚的99位实学思想家》的普及性著作，向三国的民众介绍17世纪以来影响东亚的实学思想家，通过三国人民之间文化上的交往，增进三国人民的友谊。本书由中国实学研究会、韩国实学学会、日本东亚实学研究会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