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前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人。于上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卡斯特罗没有写过自传式的回忆录，而且可以肯定，出于时间的原因，他也不会再写。因此，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著的《我的一生（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一本可以成为一种“两人交谈出来的传记”：这是一份政治遗嘱，是他即将年满八十高龄时的个人经历总结。

《我的一生（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是2003年初至2005年中，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谈话的记录，这100小时的访谈先后以《与菲德尔100小时访谈》、《菲德尔·卡斯特罗：我的生活》等英、法、西班牙文出版，引起世界的关注。

全书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卡斯特罗的生平和革命斗争，从童年到参与学生运动和古巴革命；二是讲述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切·格瓦拉之死，苏联解体，古巴与非洲、美国、西班牙和拉美国家以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三是阐述新时期的古巴，主要是古巴社会主义和全球化的今天。

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全面地讲述自己的生平和革命思想，古巴的内外政策以及对国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引言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百小时的访谈

第一章 革命的起源

第二章 领袖的童年

第三章 一个反叛者的锤炼

第四章 投身政治活动

第五章 攻打蒙卡达兵营

第六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第七章 切·格瓦拉

第八章 在马埃斯特腊山

第九章 游击队的经验教训

第十章 革命：最初的步骤，最初的问题

第十一章 阴谋活动开始

第十二章 吉隆滩

第十三章 1962年“十月危机”

第十四章 切·格瓦拉之死

第十五章 古巴与非洲

第十六章 与美国的移民危机

第十七章 苏联的崩溃

第十八章 奥乔亚事件和死刑

第十九章 古巴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第二十章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问

第二十一章 2003年3月逮捕不同政见者

第二十二章 2003年4月的劫持事件

第二十三章 古巴与西班牙

第二十四章 拉丁美洲

第二十五章 今日古巴

第二十六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身后会发生什么呢？

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生平和古巴革命的大事记

拉：您认为：通过在哈瓦那大学的斗争、孔菲特斯岛的经历、参与“波哥大事件”的经历以及在正统党内的活动，在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时，您已初步掌握某种社会学说和夺取政权的理论了吗？

卡：那时我已读了许多有关古巴独立战争的书籍。进入哈瓦那大学后，我就开始对政治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我就从有关书本的论述中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理性。

如我前面所述，后来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时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活动，一年级时就没有很好地学习那门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连考试也没有考。我曾跟您说过，这门功课是位非常严厉的教授主讲的，差不多有上千页的讲义，都是油印的，纸张又长又大，有的地方字迹潦草难辨。我跟您提过这一点。我在决定认真深入学习这门课程后，开始接触到了有关价格的种种学说以及对其决定因素所做的不同解释。这是一门向资产阶级青年传授的政治经济学。我打那时即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

我自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十分荒谬的。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著作前，我已成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不根据科学和历史思考问题，而是根据看上去非常糟糕的贫困、非正义、不平等、社会与实际发展情况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现象的存在看问题。人们还有一种道德观：我跟您说过，我们的道德观主要是通过研读马蒂的书籍形成的。

生活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指导着我的生活方式和我对生活的看法。我根据人们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失业”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不灵。社会学史和劳工法这两门课程使我对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两门课的课本是接受过左倾教育的教授编写的。

我跟您说过，我最早阅读的马克思著作之一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我是出生在四周都是大庄园的一家庄园里，了解那里人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开始理解、明白了一些事。可以说，我是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统治，什么叫顺从美国意愿、腐败无能、镇压民众的政府。正统党揭露、指责了这类行为、这类贪赃枉法行为。而我站在这个民众政党左翼一边。

打那以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越来越吸引我。我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极富正义感，具有明确的道德观。我反对不平等，反对非法枉为。我感到，那些著作说服了我，在政治上证明了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曾说过：如果说女海妖的诱人歌声迷住了尤利西斯的话，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些难以辩驳的真理则迷住了我。我曾有过乌托邦思想，这时感到脚踏实地了。

马克思主义向我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我当时就像是森林中辨不清方向的一头鹿、一个行路人。您如果不真正了解阶级斗争史，抑或一点都不了解社会有贫富之分、一些人压迫和剥削另外一些人这些现象，那就是一个身处森林、根本不辨东南西北的人。

拉：在您生活的环境里，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不多见……

卡：是啊，对许多人说来，现行社会似乎是世上最合乎情理的，所出生的那个家庭和所生活的那个村镇也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很熟悉、很古老的惯例。如果一辈子老是听说“这位是马的主人；这位是茅屋(bohio)的主人；这位是一大片土地和土地上所有人和物的主人”这样的话，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所有权概念普遍适用于一切的一切，子女也不例外。这位是某人的儿子，这位是某人的女人啊，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某人的财产。这一所有权概念适用于一切：马、卡车、庄园、工厂、学校，公共财产自然除外。

对一个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满脑子财产权观念的人说来，一切都是财产，自己的一双鞋、子女和女人同工厂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工厂里有位老爷，他是主人，掌管着一切，会发善心给人一点小事干干，会给那些无知无识、既不会写又不会读的人们一点小恩小惠。这是因为资本家会运用心理学，而社会主义者们通常不会应用。社会主义经营管理者们认为劳动完全是劳动者应尽的义务，而资本家明白劳动是为他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对他说来，一切都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他组织、找钱、做买卖、发财一一发大财。

那时，嗯，生活在那种低声下气、自卑情结状态下的人们，明知道某个政治家十分富有、极其腐败，但还是怀着钦羡之情看待他。

我在开始动脑筋思考问题时——开始学习经济学后，才知道有个卡尔·马克思，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空想主义者。后来我又发现，我原来是个空想家，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P112-114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百小时的访谈

已经是清晨两点了，我们连续几小时地交谈着，地点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屋顶很高，几扇大窗户都被淡色的窗帘遮掩着。窗外是一个大阳台，从那里可以远远辨认出哈瓦那最主要的街道。房间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书库，有一张结实的、摆满了书籍文件的长桌，一切井井有条。在书架和沙发两旁的小桌上，分别放着先哲何塞·马蒂(Jose Martf)的一尊铜像和一座半身塑像、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 Jose Sucre)的雕像，以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半身塑像。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见用金属丝做成的、骑在罗西南特(Rocinarlte)背上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塑像。各面墙上除了挂着作为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时代主要助手之一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的油画肖像外，另外还有三个镜框，分别装着西蒙·玻利瓦尔(Simon Jose Bolivar)的一封亲笔信、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题赠的照片，照的是一条硕大的箭鱼，题辞写道：“赠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愿您在科希马尔(Cojimar)的深海里也扎中一条这么大的鱼，您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赠”，以及1895年从遥远的加利西亚故乡来到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的肖像。

菲德尔坐在我面前，身躯高大，胡子几乎花白，身着一如往常的橄榄绿军装；尽管夜深了，他却没有显露一丝疲劳，平静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有时他的声音轻微得像风的细语，我勉强能听清。2003年1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交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数次回到古巴，又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直至2005年12月。

关于对话的想法是一年以前，即2002年2月产生的。当时我来到哈瓦那在书展上做一个报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在场。菲德尔把他介绍给我并说： “他是经济学家，美国人，但他是我见过的头号激进分子。在他的身边一站，我倒像个温和派了。”我们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和我刚参加过的、在巴西阿莱格雷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菲德尔对会议上引起争论的议题、专题讨论、参加者、前景等一切都想了解。他表达了对“变革世界运动”的敬意： “现在出现了新的一代反叛者，他们中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抗议形式。他们使世界的主子感到战栗。思想比武器更重要；除暴力以外，我们应该用一切方式来对抗这个全球化。”

像以往一样，菲德尔思绪如泉涌。他具有世界眼光。他分析全球化、全球化的后果及针对这些后果的办法。他那些既现代又精明的论证，充分表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评价具体事物及迅速做出分析的能力，他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曾指出过他的这些素质。除了这些素质之外，还要加上他在长期的抵抗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我边听他说话，边想到，年轻的一代并未充分了解他的经历，许多人沦为持续不断反古宣传的无辜牺牲品，“变革世界运动”中许多朋友，特别是欧洲更年轻的一代有时只把他看作一个“冷战”时代的人物、一个当代史上已过去阶段的领导人、一个很难对21世纪的斗争有什么贡献的人物。

今天，说起古巴政权，许多人感到害怕、对之持批评态度和反对立场，包括左派内部的一些人。尽管古巴革命仍然能激发热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使人们意见不合与分裂的议题。无论在支持古巴还是反对古巴的人群中，能够在评价古巴时严肃、冷静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少。

当时刚出版了一本我与马科斯副司令——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星外来客式的浪漫英雄——访谈的小书。菲德尔读了这本书并且很感兴趣。我向古巴司令建议搞一个类似的、但规模更大的访谈。菲德尔没有写过自传式回忆录，而且可以肯定，出于时间的原因，他也不会写了。因此，我们的这一本可以成为一种“两人交谈出来的传记”：这是一份政治遗嘱，是他即将年满八十高龄时的个人经历总结；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德尔的公众生涯始自1953年进攻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而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能幸运地在有生之年成为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人并不多，菲德尔是其中之一。他是国际政治中最后一个“神圣怪物”(monstruo sagrado)。他属于那一代传奇的造反者：曼德拉(Iqelson Mandela)、胡志明(Ho Chi Minh)、卢蒙巴(Patricio Lumumba)、阿米尔卡尔·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切·格瓦拉(Che GLlevara)、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图西奥斯·利马(Turcios Lima)、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他们都怀着正义的理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身政治，踌躇满志、满怀希望，试图改变早期苏美冷战时代那个不平等和歧视人的世界。像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甚至包括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一样，这一代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预示着光辉灿烂的未来，相信非正义、种族主义及贫穷都能在十年的时间里从地球上消失。

……

他喜欢精确、准确、准时。他常就任何一个题目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学计算。与他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粗疏。他记得最小的细节。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塔比奥(Pedro Alvarez Tabio)经常作陪，在需要的时候，他向菲德尔提示某个具体资料、某一日期、某个人名或某个情况……有时候需要提示关于菲德尔自身经历的具体资料，比如“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前夜，我是几点到达西波涅(Siboney)小农庄的？”于是，佩德罗回答说“司令，是几点几点”。有时也需要提示关于某个遥远历史事件的次要方面，如：“那个不想援助切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叫什么来着？”于是，佩德罗回答道“叫某某”。菲德尔本人的惊人记忆力已经骇人听闻地准确，佩德罗是他身边的第二记忆力。

这样好的记忆力有时似乎妨碍他进行总结式的思考。他的思想是冠状的，一环套一环，节外又生枝，事事相关联。谈话不时偏离主题，总有额外插曲进入。由于联想到其他的想法，由于回想起某个隋景或某个人物，一个主题的深入往往使他又想起了另一个平行的主题，这样一个又一个新出现的主题使他渐渐离开了中心主题，以至于对话者一时间担心他失去了线索。但是菲德尔却能沿着走过的路再走回来，重新回到主题思想。

在我们交谈的一百多个小时里，菲德尔从未限制我们的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菲德尔不惧怕辩论。正相反，他希望辩论，鼓励辩论，随时准备与任何人对阵。他辩论起来时，论据绰绰有余，表达口若悬河，同时非常尊重对方，非常精明。他是一个精力无限、令人敬畏的、很有教养的讨论对象、辩论者；只有那些怀着恶意和仇恨的人才会讨厌他。

如果在这本书里缺少某个问题或某个命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这个采访者的不足，菲德尔从来没有拒绝谈论他漫长政治生涯里的任何方面。一般来说，在一些访谈中，由于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思想水平有差距，这些访谈实际上成了独白。在这样的独自里，提问者并不一定要对自己是否有道理负责。这样的访谈既不是辩论，也不是讨论——既然记者并不是国务活动家——而是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被采访者那里获得一种对他本人生平和政治生涯的个人说法。在采访中，我从未想过要问及菲德尔的私生活、感情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认为有些界限是不应该越过的。任何再著名的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权保护他不可侵犯的隐私。

2003年，在那些漫长的工作日结束之后，我写出了这本书的第一遍草稿。时间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但是文稿还没有达到付印水平。日子和历史流逝着。2004年9月，我又有机会来到了哈瓦那，并再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对前几次谈话中的某些内容进行材料更新和补充。2005年，我又一次与他交谈了几个小时，我们都希望于再次更新资料后彻底结束工作。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同时我们一致同意由采访者在对谈文本之外写一些补充说明，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情况，了解整个访谈过程中涉及某些方面是怎样展开的。要向读者讲清的是，我仅限于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些新的材料。

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消失、国家专制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看来都没有改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梦想，这个社会相对公正，更加健康，教育程度更高，不搞私有化，没有歧视，拥有一种综合整体文化。古巴与乌戈·查韦斯总统领导的委内瑞拉之间密切的新联盟增强了他的信心。

在生命的秋季里，菲德尔的新动力是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对国内的腐败，他继续在战壕里作战，在第一线作战，领导着一场旨在实现其信仰之理想的战斗。看来，无论任何事物，无论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放弃这些理想。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 RAMONET)

2005年12月31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