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放学后有些同学被老师点名留下来补抄写，什么英文或者数学的作业等等，叫我监督的话我觉得又可怜他们又很不好意思，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蒙混过关回家去算了。因为我很理解他们答不对题的痛苦，就像我自己想画好画但老是失败一样。我也明白了对有些人来说，画画很容易，就像英文或数学对我来说不太难一样。班上的同学老是很惊讶，譬如我维护自习课纪律时不许大家说话怕影响别人看书，这个时候我会很凶，但怎么在罚他们留下来做作业这一点上这么随便。
外公安慰我说一般毛笔字写得好画画也会慢慢学会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很晚才学会画画。可是我知道他在安慰我，因为他会在我的毛笔字本上在老师圈点了之后再圈几个他认为最好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把我的画画本拿去圈点一下，尽管我们每星期都有美术课。
我们这些家在镇上的初中生中午和晚饭都回家吃，吃完晚饭还回学校上晚自习。学校里晚上经常停电，我们只好点蜡烛。等到蜡烛快烧完的时候，就把剩下那块蜡放在一个自行车铃盖子里。积多了蜡就可以在盖子中间放根灯芯继续点。眼睛就这样慢慢地被折腾成近视了。我的自行车铃盖子是供销社边上修车的叔叔给的，但是很多同学都是乘管车的人不注意给拧来的。每当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车上的铃子光秃秃地没了盖，我就想他是否想到最终该怪供电局为了保证城里供电老给我们农村断电而使得他的自行车丢了铃盖。不过现在新的自行车或者目益流行的摩托车都开始用那种一按就响的塑料喇叭，而不是老式的铁皮车铃了。它们的主人也不用担心丢失铃盖了。
每天两顿吃的是爸爸上班的供销社里职工食堂的饭。下午放学后回家时供销社一般都已经关门打烊了。供销社大门是那种两米多高双层玻璃外加铁网保护的沉重保险门。进门要拿拴在脖子上的钥匙开左边那扇门。爸爸单位的方叔叔是个临时工。尽管他也在供销社上全天班，却没有大门的钥匙更没能享受职工宿舍。每次我们都说这个看似很大很保险的大门不顶用，因为不仅仅正式职工有钥匙，我们这帮职工小孩每个人脖子上都挂一个。小偷只要抓住小孩就可以进来了。方叔叔还经常故意学小偷到我们脖子上抢钥匙逗我们玩。这样每次我用钥匙开门的时候都要左右看看有没有生人，然后马上开了进去再在里面赶紧反锁上。有时候我会快步走到二楼的一个窗户边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跟踪我，因为外头的人应该不会注意到边上有那么个窗户。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了不起的小侦探。
不过小偷还是盯上了供销社，大概是因为银行或信用社实在不好抢，而且抢了那就是重点案件，全省一通报没有抓不住的，抓住了又肯定是杀鸡给猴看的无期或者死刑。除了银行以外镇上就供销社里有点值钱的东西还值得去偷，毕竟供销社大楼是镇中心唯一的一栋三层楼房。供销社每个部门每天晚上都安排职工睡在临时搭的单人床上值班。到晚上还挺热闹，因为除了中药店在二楼是独门独户外，其他卖鞋、书、布，衣服玩具等部门的陈列柜都在一楼一个挨一个连着的。十几个晚上值班的叔叔阿姨在一起总是挺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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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相当朴素和温馨，读到一些地方真的会使人发笑，作为一个70后，完全可以在脑海中将文中的情境“建构”成一幅幅画面，很能打动人心。
——吴群芳（北京科技大学MPA教育与管理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本书不仅记录了个人和家庭的成长与悲喜，而且在浓浓的乡土感情中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书中反映出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值得人们进行深度反思。
——吴金群（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副教授兼副主任）
很少读到一本看似写农村成长经历，实际却处处有言简意赅的经济学者视角于其中的散文集，值得细看。
——汪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副教授，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书读了一遍，有很多触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农村出来。二十岁之前，认为中国人穷苦，是生产技术。
三十岁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才是更深层的原因。作者写的这些东西能让人更好的理解过去以及思考未来。
——杨勤国（上海正邦教育培训有限公司，CEO/创始人）
后记 学了经济学之后
如果早知道二十一世纪初经济学家的声望会这么差，也许当初就不会那么干辛万苦地去换专业学经济了。不过花了这么多年系统地学了点东西，即使因为没有耐心做研究，最终没有选择做教授，至少还是锻炼出了个能做点简单思考的经济学生头脑(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有了这个经济头脑之后，再回头去看自己十二三岁时候的那些回忆，看到的就不仅仅是眼泪汗水幽默和笑脸了。现在意识到，因为自己没上中专，所以后来上高中北大再来美国，那种怕对不起父母怕失败的压力确实有点大。作为从农村出来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也难免有时候感到农村的亲人除了爱，确实没法帮你什么。这种无形的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在刚来美国的那两年尤其明显，常常感到人生无常，自己无力控制自己的生活。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关心我，但心里还是有一个人孤身作战的累，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很多从小就有的自信和坚强。
这些回忆不再仅仅是自己小桥流水人家的小小故事了。现在自己看到更多的是这些故事背后社会的大经济环境，让自己去思考国家和社区的职能，以及国家和个人，社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中国的媒体和朋友间分享的文章里，充斥着要个人努力去改变去提高自己的文章，可是鲜有文章鼓励大家意识到个人无论多努力，没有大环境造势，最后个人的努力其实没有制度的影响大。许多中国的企业家，让人感觉他们越成功，越标榜自己的努力是成功的源泉。事实是个人越成功，运气和社会大环境越是这些人成功的源泉，他们个人的努力占的比例并不大。过多地注重个人而忽视社会制度的影响，使得当前中国精英缺少对不合理社会制度改革的急切I生和使命感，而是更多地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
这也让我想起最近美国对贫穷(poven)r)这个话题的讨论。共和党人一般认为穷人穷是因为穷人自己不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好好学习，吸毒犯罪，单亲家庭多。而大部分民主党人认为穷人穷是因为社会不能提供穷人足够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最低工资太低以及工作机会缺少导致穷人无法以工作养活一家人。这两方面原因当然是同时存在的。目前有限的数据表明，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不是有效的社会政策。以前的时候看到亲戚为生儿子把五个多月的胎儿打掉，心里只会很责备这些没有文化的重男轻女的亲戚，而现在的我则意识到一个该受责备的制度和那思想落后的亲戚一样甚至更加可恶。
爸爸妈妈经常提到结婚时很穷，还没结婚爸爸家又发生了火灾，据说爷爷藏在谷堆里的一点钱也一并烧没了。爸妈提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笑嘻嘻地调侃，因为如果他们没结婚就没有了弟弟和我。尽管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仍然还是穷人，但和爸妈结婚那会儿比生活已经算是更上几层楼了。 ……
现在有一个论点，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计划生育或者户口政策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制度自然而然会消失。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存在到消失，必然需要有人去为此呐喊而改变。当我们在社会里，因为运气和个人努力，在财富和能力上比别人稍稍多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幸运的。但是正因为我们是幸运的，所以我们也有责任为现在财富和能力少一点的人做一点事。从自私的角度来说，今天你幸运，但是富不过三代，你的子孙很有可能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平而需要帮助。那时候，你希望社会里幸运的人，能站出来为你的不见得幸运的子孙们呐喊几声。
自己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普通人家里的一些普通事，自然不如名人的生活那么有趣。唯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看到了社会变迁的轨迹，同时引起大家对社会改革的兴趣和思考。因为到今天我发现，其实经济分析不太难，而这些经济政策背后的利益政治才是最难分析清楚的。如果普通人不团结，自己不好好利用手里的一点点权力和影响力，政治最后无非就是许多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游戏而已。
最后希望，如果有一天，孩子问我，“妈妈，为什么北极没有企鹅？”我可以和他说，“以前的时候，妈妈认为主要是因为企鹅没有北极户口。现在嘛，妈妈得好好研究一下才回答出这个问题啦。”幸运的是到了2014年，“农村户口”名义上取消了，在乡镇范围内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了。以后“农村户口”这四个字，就譬如“三寸金莲”一样，更多地出现在字典里，而不是报纸上。但是从乡镇到市到省到全国，到未来户口不能作为任何歧视的工具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还需要很多人不停地呐喊。
我想说，这本散文集已经在我的脑子里酝酿了足足二十五年。回头看看，初二那一年是我人生经历里很重要的一年。从1988年秋到1989年夏，正好是我上初二的那一时间段。那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以及许多亲戚，住在浙江中部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着的小村庄里，过着“天高皇帝远”的日子。那一年，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对自己人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一年之前，我的世界就是我的家人、家所在的村子里的村民，和离村子骑车半个多小时路程的小镇——横店。爸爸白天在镇上的供销社药店工作，晚上回村里。我和弟弟在镇小学上学，而不是村小学，因为镇小学是全镇最好的。每星期六下午我和弟弟才回村里。妈妈本来在村里种田，有段时间在供销社做临时工，棒冰厂做棒冰，布店做收纳，几乎各种杂活都干过。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每晚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只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却是我回忆里最温馨的。尽管爸爸有城市户口，但妈妈是农村户口，在供销社不管干得有多好也永远是临时工待遇，就只好回到村里种田兼开杂货店。那一年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各种各样制度的大社会里。这些制度就像一堵堵墙，你不知道谁在造这些墙但是你天天都可能碰壁。
有些墙很好，可以围成一个房间挡风避雨，给你一个自己的空间，或者防止狼进来。有些墙上有门，你自己努力一下想走就可以走过去，而有些墙上的门是被反锁的，只有墙外的人才能开门让你过去。有些墙没有门，即使你非常想过去也不行。我开始意识到户口制度就是一堵很高同时被反锁住门的墙。只有你学习很努力才会有人给你开门让你走过去。因为妈妈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和弟弟也是。除了通过自身努力能考上大学或中专等学校以外，我们的身份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这本书的素材就来自于初二那一年老师叫我们写的周记。除了“人物”“背景”和“后记”外，都是以十三岁的“我”的眼光写的。那时候的认知肯定和现在的“我”不一样。每一周我们都需要写一篇周记交给老师批改。初一的时候一周发生什么就写什么。初二的时候老师对我写的周记非常满意，特意和我说不用发生了什么就非要写什么，可以结合发生的事随便写成主题式的周记。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自己观察世界的能力突然提高了，我特别喜欢写周记，而且每次写了都得到很长很长的评语，看得出老师也喜欢我写的东西。
那时候我家里开着杂货店，写语文作业都是趁卖东西中间的空隙时间写。来店里玩的叔叔伯伯们的聊天记录也是我的素材之一。除了村里几乎每个成年男人都吸烟这件事让我很讨厌以外，我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地聊天。有一次一个伯伯看我在写作业，就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你呀，写我二舅在东北养蜂顺便倒卖一些粮票，还有你说的另外一个伯伯在厂里上班和女的偷情被人反锁在一个房间里出不来。他大笑，拿过我的作业本哗啦啦地翻着看，看到有一页上写着如何为实现共产主义做贡献，突然很惊奇地大叫一声，我小时候就写这个题目了，你们还写这个啊？！然后他就把作文本给店里的其他叔叔伯伯们看，说，看看，还在写实现共产主义啊。店里的叔叔伯伯都觉得现在老师出题实在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有好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已经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大哥哥们，开始学盖房子或雕花手艺的，也经常到我们店里来玩。确实很少有大姐姐们专门来店里玩，因为她们是女的，有空总得在家里做菜洗衣服帮忙干活。大哥哥们经常拿着我的周记和老师的评语当读物，顺便拿周记内容开我的玩笑。他们玩笑开大了我就把他们的丑事写到下一周的周记里。那一年我记得写了很多，一个学期下来其他同学一本周记本都没写完我已经写到第三本了。学期结束后的暑假里我也继续写，尽管老师并没有要求。不过语文老师说多写对初中毕业考的作文考试有帮助。这些周记本我一直保留了很多年，没有让妈妈拿去卖给收废品的老婆婆，或者在灶房里作点火用的废纸。有时候依着外公的建议练钢笔或毛笔字，我就把这些周记抄出来。外公也觉得我写得还可以，称有点记者写通讯稿的味道。
不过这么多年以后，家也搬了几次，那些周记已经不知去向，也许还在老家的某个角落妈妈去世前特意为我整理的箱子里留着。不过，庆幸的是那一年写过的很多主题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着。我凭着记忆再写了一遍，算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一点点回忆，同时也希望能给其他穷人孩子一点点鼓励。
穷大部分是物质的，但也有心灵的。现在很多的“二代”小孩，看到他们心灵的空虚，觉得他们也是穷人。说真的，按统计局国民收入的算法，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穷人。但是我知道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经历，吃的都是有机的，喝的井水没有什么污染，家人都在身边，换个国民幸福指数的算法说不定还能挤进中产阶级呢。不过有一次在《纽约人》杂志里看到一个图，里头的原始人互相抱怨说大家都吃有机食品，呼吸最新鲜的空气，怎么只能期望活到三十多，而现代人吃垃圾食品不锻炼竟然也活到六七十岁。这也是事实。当时的农村里有新鲜空气，但是没有现代的医疗设施。
无论贫穷或富有，精神的力量都是激励和鼓舞人心的。教育没有让我成为大富豪。但是因为教育，我现在的生活与小时候或者与父母亲的生活相比，或者与同样聪明但没机会上学的同龄女孩子相比，无论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丰富了很多。再说现在这社会，如果教育能让所有人都成富豪名人的话，也用不着天天给小孩子讲教育的大道理了。事实是聪明又非常努力的人最后也是当普通人的多。这里所写的都是散文，而不是事事可以考证的自传。尽管这书里发生的事都是真的，但是我对许多事情记录的顺序作了改变同时人名隐了不少。这么多年的记忆也已经不能完全忠实于事实了。如果有时间，我更希望把这本书写成纪实的，因为我一直认为现实比小说更生动。我的专业是经济学而不是文学，写纪实应该更有优势。但是现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都有限。母亲突然得癌症去世，让我意识到人生之苦短。以前从来没想过死亡的我，突然之间经常觉得死神就在不远处。我宁愿把不完美的半成品先写出来，也不希望有死去了带走所有的记忆却什么都没留下的遗憾。当我看到很多本应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辍学去城市打工，他们中的一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甚至为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的身体和尊严给出卖了，就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能够知道教育可以给你一条更好的路。只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让慢慢成长的女孩子意识到一点：很多时候，得耐得住寂寞，不去嫉妒甚至伤害别人，走自己有目标的正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很难做到，但是如果做到了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会终身受益匪浅。当然大家可能更喜欢读鼓舞人的传记，譬如奥巴马这样从单亲的混血黑人做到美国总统，或者索尼亚？索托马约尔（SoniaSotomayor）这样出身贫穷最后却成了美国第一个拉丁裔女大法官的故事。希望我的这些回忆最后不是以我的成就来鼓舞大家，而是以一个物质条件不好，现在已经渐渐消失的村子里的故事，激励大家在信任度非常低的现实社会环境里，重新拾起真情和幽默，改变现有制度里不好的东西，给未来的孩子一个更好的社会。
希望大家在这本小书里，看到更多的是我的亲人们对我“要诚实地活着”的教育；看到村民们尽管都有着人性的弱点，但是最终都不论贫富贵贱而同舟共济；看到透过泪水汗水的真诚、笑声和家庭的温暖，以及对未来社会变革的责任、信心、希望和憧憬。希望大家意识到，农民或底层的人需要同情，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良或者人性更淳朴，而是他们往往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歧视。希望看了这本书的人，能够大声地说：不管是不是农村来的，作为中国人，户口这种歧视性的制度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讨论户口或其他制度改革的时候，不需要来个“但是”。我们不需要提供更多的户口制度该改革的经济原因或者道德原因。户口制度改革最终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不想要这样的制度继续存在。就像废除裹小脚制度一样，时代不同，所以生活应有所不同。
在浓浓的浙江乡土味中，《初二那一年》作者任丽倩幽默又犀利地回忆了一个农村女孩八十年代成长过程中的快乐和忧伤。作者无微不至地观察着大人世界，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思考着生活中的户口、计划生育、通货膨胀等影响下的农村生活。尽管在同龄人看来是个“学霸”，聪明又偶尔被羡慕嫉妒恨的“女神班长”，内心里却受着差点因为是农村户口而不让上高中的煎熬。长大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成了商业经济学博士以后，作者对过去的生活又以经济学者的眼光重新思考，陈述了经济金融制度对个体生活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以此提醒公众学会分析经济政策，不忘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任丽倩的杂文集《初二那一年》是一段少女的青春回忆录。懵懂的少年人，对周遭的人和事、对人生、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开始观察和思考。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迷茫和孤独。在惶惶不安中，开始逐渐成长。一个柔弱的小女生和善良的父母，一面要面对现实的困境，一面又不甘于向现实低头。幸运的是女儿的抗争和父亲对儿女的疼爱获得了胜利，这个普通的家庭，在决定女孩一生的命运时做了一个英明的选择。
《初二那一年》温暖朴实的文字，一下就能让你感到亲切。没有过多细节的描写，就像是在看幻灯片，一串的场景，一个个故事剪影。读过之后，你会惊奇的发现书中有很多值得你思考的东西。如何对待生活？如何与周围的人相处？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主人公在向父母、向长辈、向亲朋好友学习。父母也在学习如何教育和培养子女，如何在生活种做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