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痛心的是，伯父为了照顾我这双受伤的腿，却苦了我这双受伤的腿。
我已说不清为了和两届县领导扯，我往返在我们村县之间，一瘸一拐跑了多少趟。从我们村到县城，往返八十多里。一趟八十多里，十趟八百多里，二十趟一千六百多里，中间还要翻山、河。我大约每年的每个季度，都要去一趟县城。这样计算，我每年奔波的里程大约是三百二十多里，十年就是三二百多里，当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差得远。但我记得有人说，古时从西安到兰，共有十八个马站，也就是一千八百多里。这样计算，也就是说，十年来我迈着一双受伤的腿，几乎等于从西安到兰州，或从兰州I到西安，差不多是打了一个来回！
这十年中，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几天几夜也难说完。下边只挑重要的说说吧！
第一次进县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那是伯父回国探亲后的第二年。记得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好不容易赶到县政府，孟县长刚刚开完会，我在会议室门口见到他，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替他提着皮包，端着茶杯。我说，孟县长，我想问问那件事。孟县长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问我，你们村上没村长？乡上没乡长？区上没区长？什么大不了的事，跑到县上来找我？……哦，他已不认识我了！这也难怪，因为前年他和书记、统战部部长、招商引资办主任、城建局局长陪同伯父参观我们县唯一的新农村时，我尽管紧紧地跟在伯父身后，但那天我却是穿着一身新干部服的，脚上也是蹬着一双新皮鞋的。而这天，我却一身农民打扮，脚上也是一双土布鞋；浑身上下还有苞谷花，鞋上还有田里的泥土，县长自然不认识我了。咱算老几，不认识也罢，但他不该忘了伯父捐了那么多钱修建图书馆的事啊！
说起那身干部服，尤其是那双新皮鞋，我心里不由得又来气。
伯父回到县城的前一天，县里就有两个干部来我们村子。我们村叫李家寨。我正在家里起羊圈。来人将我从羊圈喊出来，问伯父的老宅子现在怎么样，我说早就墙倒房塌了。问我们李家的祖坟现在怎么样，我说学大寨时，祖坟早平掉了。接着他们便接我到县城，坐的是他们开来的小车。村里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到了县城，听说伯父晚上还要在省城做场报告，明天一早才能回到县里。县领导要我住在县委招待所。晚上，一个干部抱着一身崭新的干部服，提着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要我立即换上。我将皮鞋放在床下，将干部服穿在身上试了试，长短肥瘦倒挺合适，只是衣领太硬，箍着脖子，使脖子转动不便。那干部一再叮咛我：“明天一定将皮鞋穿上！”我答应他：“穿上，一定穿上，咱也开开洋荤，耍耍阔气！”
第二日我穿上那皮鞋，便觉得太大，脚在鞋窝里哐里哐啷的，一抬步就掉，一抬步就掉。去新农村参观时，我一直挺着脚掌走路。我的腿受过伤，脚掌一鼓劲，腿就抽筋；脚掌不鼓劲，皮鞋就掉。去新农村，来回都坐着小车，只在那村子转悠了一周，我的脚面就磨出了水泡，脖颈也被新制服磨得难受。
孟县长终于想起伯父捐款建造图书馆的事，要我去和城建局局长谈一谈。
城建局局长强调了很多困难，主要是伯父当年主张要把图书馆建在文昌阁旧址。文昌阁是伯父少年时代的母校。文昌阁现在已没了什么古建筑，只有两棵古老的枫树。麻烦的是紧挨文昌阁有几家“钉子户”，其中就有赵书记和孟县长的私宅。这几户如何拆迁、重建和赔偿，包括旧县城如何改造，开了几次会，一时不能决断，修建图书馆的事，也就这么一直悬着、摆着、搁浅着。
我问伯父的捐款到位没有，城建局局长说钱早到位了，只是“钉子户”问题无法解决，旧城改造规划做不出来。p6-7
和不少朋友相似，我的写作先从诗歌开始，而后小说，而后散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读过冰心的《春水》《繁星》，又读过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那时很幼稚，竟模仿着写了一些名为“小诗”的“诗”，整整地抄了一本，秘不示人。后来离开了偏僻的小县，进了省城读书。省城有几家报纸，我竟改了姓名，将几十首“小诗”偷偷地投寄给一家报纸，却被发表了，自己真不知有多高兴！记得那家报纸的副刊编辑曾告诫我说：不要以为变成了铅字的就是“诗”。诗在生活里，也在心里；世界上的诗人很多，你要尽量地多读。于是我便读了艾青，读了臧克家，读了当时的不少年轻的诗人的作品，也模仿着写了一些那样的东西。五十年代，那群年轻人有的沦为反革命集团分子，我便与诗诀别了。这时候，我把兴趣转移到了小说，读了鲁迅、雨果、契诃夫、屠格涅夫……也曾试图学讲故事。我与小说结缘较晚，又离开得早。我的职业决定我要向学生讲一些短小的文章，我便和学生一起写了一些那样的东西。后来我知道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写作，也曾这样做过，便很得意，并坚持了一个时期。再后来，我把一些散文大家的心得体会便记得很熟，背得很熟，而且从中认识到了“散文易学而难工”的道理，不得不收起笔，专心致志地去干自己的本行了，直到从教师岗位上退了下来。
记得有人说，“人生末后一着，极是紧要”。一个人退休以后的生活，是不是也是“末后一着”呢？我感到了寂寞，也感到了苦闷，于是我便很羡慕一些一手会写诗、一手会写散文的人。谁知就在这时，我却患了“脑梗”，出院后只能拄着拐杖，在房前屋后蹒跚着踱步。这时有朋友对我说：你这样慢慢地走路，腿脚也许会灵活一些，但大脑却会痴呆！你还要让大脑活动起来，你还应该胡乱地写些东西，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不让大脑痴呆！我听了朋友的劝告，除了每天在房前屋后走步以外，便写了这本册子里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写作不能没有记忆的帮助，而记忆又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我曾多次回到疯狂的“文革”时期，想起一些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人和事，并用直白、浅陋的文字，把他们定格下来，美其名曰“楼谷纪事”，企图为人们既留下一段历史，又让生活在现时的人，珍惜当今来之不易的岁月和幸福。
我哕里哕唆地将这些告诉给朋友们，是为了请他们不要过高地要求于我，因为我的写作，只是为了使大脑得到运动。同时也请他们不要让记忆得到不必要的休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能力能够使大脑从运动中得到良好的锻炼和健康！
衷心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给了我将以上体会转告给朋友们的机会！衷心感谢为此书的出版而帮过忙的朋友和家人！
2015年3月25日于陕西师范大学
侯雁北编写的《楼谷纪事》30万字，第一辑“楼谷纪事”为短篇小说，通过小人物平凡而又有些悲凉的故事，渗透着一个年近九旬老人的人生思考。第二辑“南窗忆旧”为散文，文字简劲朴茂，力透纸背，激浊扬清，在平淡明丽中蕴含着奇崛与苍凉。第三辑“阅读漫笔”是指导读者如何读书的短文。
侯雁北，真实姓名阎景翰，1928年生于陕西醴泉县，如今已年届九旬。先生的性情和气质接近孙犁，人称“陕西的孙犁”。在创作上，他学孙犁的荷花神韵，学孙犁的皎月清辉。其文字简劲朴茂，力透纸背，激浊扬清，在平淡明丽中蕴含着奇崛与苍凉。
《楼谷纪事》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先生近年的新作。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在楼谷的一孔窗下，整理着纷乱的记忆，讲述着一些小人物平凡而又有些悲凉的故事。老人的记忆像神话里的筛子，筛去了垃圾，保留了金沙；他能记得住的，是他消化、理解了的东西，是由自己验证过了又将对年轻人有所帮助的东西。作者用亲历的笔触讲述着昨天，又以热烈的情怀关切着今天。请将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朝着美好的明天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