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沟通的起点：人民行动党政府亲民的历史原因
新加坡的国家发展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是密不可分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了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从独立以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颇为注重与民众的沟通交流。这不仅是因为早期新加坡从其宗主国英国所传承来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威斯敏斯特体系特征的制度体系，让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得不“以民为中心”，还因为新加坡是个由多元族群移民组成的社会，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在广大的民众支持下得以长期执政的，民众是人民行动党力量的源泉，且人民行动党政府又特别务实，深知与民沟通的重要性，一直灌输着“为民服务”的观念，注重反映人民的利益。
一、选举压力迫使“不得不”亲民
威斯敏斯特议会制民主模式是19世纪就出现的，以研究英国以及英联邦的政治制度为主的概念之一。之所以把这种议会制民主模式称为“威斯敏斯特”，是因为最早的英国议会坐落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模式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法律概念，它就是对英国宪法所有主要特征的一个统称。威斯敏斯特模式与欧洲大陆国家的议会制类型的区别主要包括：以多数统治原则为基础的强大的内阁制政府；对宪法惯例的重视；建立在单一制选区基础上的两党制；少数派能够在主要的政党之一中表达自己意见的设想：英王陛下的忠实反对派的概念；议会至上的信条；议会在大选之外的地位优于公众主权。实际上，随着威斯敏斯特模式体系的不断发展，具有威斯敏斯特体系特征的国家的制度也各具特色，而且这种差异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大。
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议会制度，当年隶属英国的殖民地之一的新加坡也毫不例外。最初的思想观念的传播都是通过西方的殖民化过程进行的，最活跃的传播者要数英国。17世纪，英国通过殖民机构的运作在掠夺财富的同时，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传播了其宪法惯例和政治制度，通过议会制建立起责任制政府并对政府实施立法控制，使立法会成为殖民地制度化的工具。后来的脱殖运动，英国更是延续了其文化殖民和制度殖民的思想传播特点，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进行和平移交，既不重建制度也不更改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在这些原属殖民地上的各种利益。当时的新加坡也为了联合英国和马来西亚联邦共同抵制共产主义，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保留了威斯敏斯特模式的政治制度。且由于后来新加坡是被迫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的，匆匆独立使得原本毫无准备的新加坡无法充分考虑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对这个新兴的、暂时窘迫的小国家才是最合适的，只能在原有的威斯敏斯特制度模式和西方文化基础上稍作调整。同时，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对英国治国经验的重视也为后来建立优良的行政科层制度打下了基础。这个具有很强现代性的体系使得新加坡没有发生现代化治理的断层，而是温和地过渡到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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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赵子源老师发来邮件，问我有没有可供出版的合适书稿。我将自己与其他三位研究新加坡的年轻学人合作撰写的《问政李光耀：新加坡如何有效治理？》一书发送过去。赵老师阅读后，觉得不错。在送交出版社评审后，选题顺利通过，本书也得以按常规出版。在此，笔者要向天津人民出版社和赵子源老师表示衷心感谢！
作为本书编辑，赵子源老师通过电话、电邮和手机信息与笔者进行了多次沟通，就本书书名、目录和内容的修订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赵老师也对本书文字进行了细心修改。从他那里，我感受到中国出版人的良好品德和学养，令我不得不对他表示敬佩和感谢。期待本书的出版，能为中国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撰写曾得到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刘炳森先生的指导、帮助。刘先生比我年长一辈，却待我谦和、热情。每次赴新加坡访问，只要他获悉消息，就会约我见面畅叙，使我受益匪浅。刘先生的姑姑刘蕙霞博士是新加坡知名教育家。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刘蕙霞博士担任了该课程教材的主编。刘博士得悉我研究新加坡，曾委托刘先生转赠了多本她撰写的相关著作。本书下篇以新加坡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例，论述其政府如何有效推行政策。为了更好地撰写该篇内容，我将刘博士的论著借给作者刘宇红阅读参考，对该篇撰写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刘宇红还专程赴新加坡调研，得到刘炳森先生的指点帮助。在此，谨向刘蕙霞博士、刘炳森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新加坡著名文化历史学者陈剑先生是我研究新加坡的良师益友。本书撰写之日，李光耀先生仍然健在；本书付梓之时，李光耀先生却已去世。本书书名虽为《问政李光耀》，但对李光耀先生的治国理政并未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概括总结；李光耀先生的去世，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也引发新加坡国民的沉痛哀悼。所有这些，有必要在本书中有所阐发，有所记述。为此，我邀请陈剑老师为拙作作序。他慨然应允，畅所欲言。在此，也要向陈剑老师辛劳作序表示衷心感谢！
本人在研究新加坡的过程中，还得到诸多老师、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其姓名虽未一一列举，其情状却是历历在目。谨向他们表示默默的感谢！本书资料查找得到以下机构和人员的帮助：深圳大学图书馆的领导、老师，深圳市图书馆东盟信息资料中心余胜副研究馆员、钟文汇馆员，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王连美老师、高小行老师，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谭慧芳老师。新加坡百胜楼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的杨善才先生对笔者购买新加坡图书帮助颇多，今古书店的饶士复先生也对本人的图书购买提供过热情指点。本书参考引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的大量文章。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分工情况如下：吕元礼对全书进行了谋篇布局，也对各篇撰写进行了具体指导。前言由吕元礼执笔撰写，上篇由曾园俐执笔撰写，中篇由刘歆执笔撰写，下篇刘宇红执笔撰写。本书上、中、下三篇，其实是在三位作者撰写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作为他们的硕士生导师，看到学生的学术成果付梓面世，有如园丁看到满树花果，心中更多一份收获的喜悦。由于学力有限，本书错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吕元礼
2015年5月18日
序 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贤君》
吕元礼教授与他的研究团队新近写成《问政李光耀》这本专著，书写时并未预计李光耀健康急转直下，溘然长逝。因而，看似作为评估李光耀掌政的功过得失，其实，是一本平实的论著，意在对李光耀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做分析与总结。现在，它反而正适逢其时，成为对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政策及其个人政治作风的评论，虽然不是作者们的原意，却意外地有点儿对李光耀“盖棺论定”的意味。
李光耀自1990年退居二线已超过20多年，从西方政治的角度来说，他在政治上早就不再有什么轻重或起什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对新加坡来说，没有人(包括众多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认为李光耀已经失去了他的影响力，甚或认为他仍具有幕后指挥的力量。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李光耀是新加坡政治的奠基人，是开国元勋，现在许多人都愿意和强烈要求授予他“国父”的尊称。除延续自英国的司法和其他管理制度，许多重要的治国理念、政治建制、律法、社会组织、具体管理措施等等都由他和他的团队在继承英国体制的基础上，按国情需要树立和建设起来，并成为他的政党和政府团队施政的基础和依据。他在位31年，在新加坡政治进程中每每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也就让后来的接棒人基本上不需重新“发明”，而只需延续其既定政策与方针继续执政。他已经为新加坡筑建好了国家治理的基础、框架乃至具体软硬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已经十分完美，只要按实际变迁略作调整便安稳向前。50年下来，“问政李光耀”就十分必要。问政的目的，不在于过去和现在如何如何，而是着眼于新加坡的将来会如何。因此这本专著就有了十分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促使读者进一步地审视和思考。
汉代刘向在其《说苑·理政》篇有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李光耀建国治国是哪一品？还是兼而有之？世人各有见解，争论不休。现在，李光耀刚刚逝世，似乎也该对他的政治理念和实践做一总结并给予学术的评论与评价。不过，此时立即进行“盖棺论定”，似乎还过于仓促，50年的成败与功过、得失与是非，还需要做深入探究，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问政李光耀，除了审视其施政31年和退居二线20年的政治指导与影响，自然也涉及李光耀个人学养、思想、修为、工作作风、施政风格，甚或深及李光耀本人所受的影响与这一切的根源，这就涉及对一位政治人物的衡量与评价标准。
什么是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有没有这样既定的标准？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也经历了两千年的反复，对当前人物，那就更不好说了。不过，从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执政党是依据人民一人一票、议会选举出来的，人民具有决定谁人执政、哪一个政党执政的权力，因而，我倒觉得十分易于衡量和评价。对一位政治人物，乃至其政党、其政府的衡量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其对人民所作允诺是否兑现、是否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是否有一套建国、治国方略引领社会走向安康稳定、引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是的话，那就是好政治人物、好政党、好政府，否则，则是坏甚或劣政治人物、坏政党、坏政府。道理十分简单，因为政治人物与其政党获选是人民以选票赋予的委托、重托。做得好，继续获选执政，做不好，投票瞬间把他拉下马。
做得好不好，那就是“问政”的工作！上述说法是个笼统的概念式论断，问政的工作就是按具体施政过程、政策与措施的成效得失来衡量和评估、评价。本书是否做到与做好这项工作，那就让读者来评估与评价，我这里不作评论。
李光耀及其团队50年来，始终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在世界政治史上是少有的成就。随着世界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政见纷纭。人民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社会风气不断开放，资讯技术不断发达，也逐渐造成人民的分歧与分化，任何政党要像过去那般，获得人民超过80％的支持，已经近乎不可思议了。新加坡还起码保留着最低60％的水平，对许多国家来说，那已经算是成就颇高了。自然，长期执政并不保证江山永远不会变色，关键在于施政成效。正如管子在《牧民》篇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大多数的新加坡人民，深信新加坡的处境维艰，具有相当的危机意识，赞赏李光耀及其团队利民兴国的务实政策。世界各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政治才智、治国方略都赞誉有加。李光耀逝世引发全民哀悼，悼念者在大雨中目送葬礼队伍缓缓而行且泪流满面，为到其灵前致敬，上百万人挨着烈日的曝晒、风吹雨打，排上八到十个小时却秩序井然，默默哀悼。绝大部分人还是感激李光耀带给新加坡人民一个安定繁荣的生存空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道理再浅显不过了。
世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满意地真正做到照顾全民，任何政策与措施只能照顾大多数人，必然地会有某些少数人被忽略、被边缘化、被牺牲掉。其结果是怨怼与不满的积累，有关民众便通过选票抒发情绪。锋利的剑是双面刃，砍了对手也会误伤自己。一个政府的政策与措施就像一把利剑，有正面的效益，也有负面的影响；可能有多数人获得好处，但必然有少数人遭殃，或全然被忽略。让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一篇短文，也只能蜻蜓点水)，看看李光耀以及其团队50年的施政结果。
无论内外，对李光耀诟病最多的莫过于其威权政治，特别是对待当年与他共生死的左翼同志。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借助武力手段，政治竞争画面瞬间变成杀戮场景。所幸新加坡远离这种死人的惨境，这源自新加坡李光耀崇尚法治与相对民主。但新加坡却也关禁一位反对党国会议员长达32年，比著名的曼德拉关禁期还长，打破世界纪录。其他好几位政治犯也被关押至少十六七年。20世纪80年代，这些主张宪制斗争的反对党就是被释放出来，也不至于造成什么威胁。这是有关部门的疏忽，还是李光耀刻意为之？总之，这给李光耀以及人民行动党留下永世的不良记录。面对建国关键时刻左翼严峻挑战的局面，李光耀采取极端手段对付反对党，以造就一个政治稳定的局面来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假手威权统治、全面镇压似乎无可避免。至今，这些伤痕的隐痛时有发作，仍然难以平复。
李光耀建国、治国有其独特的方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东南亚各国贪污横行，李光耀深切意识到一个贪污腐败的政权绝对会把国家拖人深渊。他一上任，立即将英国人所建立的反贪小组改组为全权反贪腐机构，并赋予其检查、监察李光耀本人的权力，从而造就了新加坡对贪腐零容忍的制度和传统并持续至今，使新加坡一直位于世界清廉国家排名的最前列。
建国伊始，新加坡在政治上立即面临强大近邻的挤压。把新加坡“开除”的马来西亚自然不会再利用新加坡作为贸易转口港；之前对抗马来西亚的印尼则是另一头不友善的大象。于是李光耀后来必须采取一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纵横之术(当时他的中文恐怕还不曾达到熟读春秋的程度，而是全然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发起建立东盟组织，把东南亚周边国家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捆绑在一起，互相投资、共同发展，稳定了动荡不安的地缘政治局势，展现出李光耀的卓越外交手段。
甫立国，新加坡立即面对严峻的基本生存难题。新加坡仅仅依赖转口贸易。地小人稠、资源匮乏，何以为生？失业率高达40％；一个移民社会，人民的土地归属感也很成问题；人民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市区住房拥挤不堪，90％仍属乡村，大都是没有现代卫生设施的非法木屋。政府毅然决然兴办建屋发展局以解决屋荒，在建屋发展局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便为75万人解决了基本居住问题。政府积极吸收外资建立工业园区，先以加工工业解决了失业人口的生计问题，在不到十年间便使新加坡人全民就业。此后，新加坡每十年依据国际经济形势和本国现实需要逐步推动经济转型，从加工工业、制造业技术提升到资金积累做大做强，然后进入高科技行业，从电子业发展到知识经济，在建立生命科学、生物药剂研发与生产、资讯通讯高端研发、媒体研发与生产等领域一直走在东南亚各国前头，以十到十五年的差距引领新加坡前行。运输、物流与金融产业也依靠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及国际联系成为经济支柱，新加坡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新加坡人均收益逐年上升，从1960年的1300多元到2014年的69000多元，名列世界第三。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新加坡便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从一个转口贸易港华丽转身成为出口型经济的全球大都会，这些成就确实可圈可点。
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新加坡自然不能幸免。为求稳定与经济发达，新加坡也付出不少人文代价，特别是人民遭受严重的文化创伤。由于政治偏见与经济发展需要，自李光耀上台以来，便实行英文至上政策，华文华语被系统性地压制和边缘化。在教育体制方面，实行所谓双语教育，事实上是除了一门华文课之外，所有其他课程都以英语教学。另一方面，则以团结华族族群为借口，全面禁止使用方言，致使家庭祖孙之间无法沟通，使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方式，即通过方言传承华族传统价值观就此终止，形成中华文化传承断代，致使社会道德有沦落的迹象，这也是后来为何需要亡羊补牢、建立国民道德观以及灌输“亚洲价值观”的原因之一。更令人痛心疾首的则是以合并为名，关闭了东南亚华人共襄义举、苦心孤诣建立的南洋大学，这也是英语既得利益者英文至上政策顶峰时期的杰作。
去华文文化的预期结果是造就全然有异于中华文化的新加坡人与新加坡文化，但实际结果是造就许多既不识中华文化传统、表面西化却又只具半吊子西式文化的新加坡“二毛子”。这是悲哀的失根的一代，不管他们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经济快速成长，许多受教育不多的老一辈逐渐被边缘化。他们的收入逐渐下降，沦为低收入弱势群体。虽然部分人获得重新培训而重新就业，但也只能徘徊在低端职业的范畴，许多沦为清洁工人。而工资也低得可怜。这两年来，他们才逐渐受到关照而有了改善。
精英政策一直是李光耀推崇和盛赞的制度。它的确也为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时日一久，其弊端也逐渐显露。精英制度所选拔的人才都来自高端学府品学兼优者，然后以奖学金形式保送到国外深造有成，归来则身居要津，委以重任。而公务员制度则以业绩与效率来衡量其成就，其结果便是产生因追求绩效而忽略了其他方面，致使有关机构或部门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这些精英几乎都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一直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远离草根，不懂民间疾苦，因而在制定政策上严重失衡或有所忽略，间接造成执政党与人民逐渐疏离。精英主义也滋生官僚主义，而新型的官僚主义倒不是过去穷凶极恶的类型，而是善于打太极，表面客客气气，然而所作所为却永远不得要领。
综上简述，也可知部分原因是制度的疏漏所致，但作为一个政党或是政府的领导人仍然不能辞其咎，李光耀或其后来的接班人都必须承担起责任。
《问政李光耀》一书的出版正适逢其时，吕元礼教授作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明察秋毫，对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对新加坡国家领导人素有研究，这本专著是吕教授又一卓越贡献。
陈剑
2015年5月4日
斯人已去，载誉载毁。
对于李光耀，无论喜欢或讨厌，你都一定相信：没有他，新加坡会很不一样；无论赞扬或批判，你也必须承认：他一天到晚都在为新加坡打算。李光耀对新加坡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说“新加坡的李光耀”，而说“李光耀的新加坡”。
世人既称许新加坡的有效治理，又往往批评其威权政治。“虽然杰出，毕竟独裁；虽然独裁，究竟杰出”——反映了人们直面李光耀时的内心纠结。面对质疑，李光耀用生命作答：“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么？我的一生。”
孔夫子竭诚洽史，从而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说；李光耀精心治国，当会生“誉我毁我，尽在狮城”之慨。为此，吕元礼教授的这本《问政李光耀(新加坡如何有效治理)》试论述新加坡与民沟通、族群和谐与政策推行之道。一旦人们较为深入地了解新加坡，也就更大程度地读懂了李光耀。
无论赞扬或批判，世人必须承认：李光耀终其一生都在为新加坡打算。李光耀对新加坡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说“新加坡的李光耀”，而说“李光耀的新加坡”。孔夫子竭诚治史，从而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说；李光耀精心治国，当会生“誉我毁我，尽在狮城”之慨。
如何真正解读李光耀？
新闻报道也许不够深刻，个人传记可能有失客观。
只有深入剖析“小国大政治家”的政治遗产——与民沟通之道、族群和谐之道、政策推行之道，只有深入了解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才真正读懂李光耀！
解读新加坡政治的经典著作《新加坡为什么能？》作者——吕元礼教授，再度剖析狮城的政治之道！
这本《问政李光耀(新加坡如何有效治理)》由新加坡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陈剑先生，作序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