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们的公寓坐落在离塞纳河南岸有一个街区之距的角落建筑的高层里。公寓窗户下面，有两个男人。在窗外狭窄的街道上，还站着两个男人。这四个家伙聚在一起，彼此大吼大叫。我想，也许我也可以加入这场争吵，但我决定还是省省气力吧，因为我需要充沛的精力来完成别的事情。
今早我正在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设法搬运一张木桌。这张巨大的木桌就停放在我的窗前，像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白鲸》中所描述的那样，如同鲸鱼紧紧地咬住牙线，上下浮动。数不清的绳子纠缠在一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的后背汗流如雨，其余四个法国人一整天都浸润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桑拿浴中，同样也是大汗淋漓。我们多么盼望能有一阵微风袭来，让我们稍稍凉爽一下啊！我想，哪怕是一股风也行，一股风就可以缓解眼下这种酷热难耐的状态。我们可以拉着这个庞然大物穿过双层玻璃窗，将它安置在客厅中央，这是我们新住所里唯一可以容纳它的地方。我们的新住所位于巴黎一个叫做“rivegauch”（“左岸”）的地方，即塞纳河的左岸（或南岸），那里曾是水产丰富的区域。如今呢？如今我们从一辆颠簸的卡车里拉出来的可不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鱼类，而是松木，而且是极为庞大的一块。我们称呼它为挪威木桌，长十英尺、宽三英尺、厚四英寸。它是一个纪念物，让我们时时记起我们曾在一个小岛上，过了五年的田园生活。
我们现在无论到哪儿都带着这张挪威木桌。当初，我们从挪威小岛搬到“ile de France”（“左岸”），从酒庄可以舒适地慢跑至我们定居的凡尔赛的时候，我们没有遗忘它。现在自然也不会丢掉它。当我们决定结束环岛游，开始第一次融入贵族生活的时候，我们在通往大学街一条狭窄的单行双车道的路旁找到一间公寓。这条大学街位于该市的第七区，那里的生活极其奢华。相对于我们此刻的粗俗生活，这简直是太优雅了。
“打起精神来，马蒂亚斯！”我在思想上劝慰着自己，必须学着像我所看到的码头工人一样，才能够将那张挪威松木桌抬上几个楼层，再穿过这个窗户。“快停止大吼大叫，我们一起喊口号吧！”毫无疑问，今早我感觉自己更像是挪威人而不是巴黎人，更为强硬冷峻而非优雅脱俗，更为勇猛坚毅而非追逐时尚。我确信我根本不晕船，而且能够立刻适应，去扛动任何一块木材。当搬运工第一次差点儿将那张木桌砸掉的时候，巴黎人所特有的柔弱优雅就被我抛之脑后了。
“嗨，你难道就不能把这张桌子放在储存室吗？”那个蓄着红色八字胡的家伙用法语问道，他的模样让我联想起优胜美地·山姆（美国卡通剧中的人物），他正在用擦破皮的、长满雀斑的手拉缆绳。因为流汗，他浑身上下黏糊糊的，圆滚滚的肚子几乎要塞满整个窗台。他约有五英尺高，站在我左边五英寸的地方，我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浓重的汗臭味儿。
“或者你还打算回挪威，哈？”他的一个同事，嘴里叼着根烟，似笑非笑、轻蔑地说道。我感到很不痛快，显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又忙着从我们头顶上方扯下一根绿色的绳子，这根绳子穿过楼顶的滑轮装置，又调整了一下那块衬垫在窗台上蓝色的毯子。这个家伙（我们叫他居伊，发音就是居伊），性情很是粗暴，对着逼近巴黎的八月酷暑、沉闷的天气咆哮，像
是森林燃起了燎原之火。
他们把观察街道的任务移交给了最年轻的船员。这个男孩儿叫加尔松，瘦高个儿、脸庞棱角分明、漆黑的发平贴着覆在前额上。他的短袖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透，几近透明。我从未见过包裹在牛仔裤中如此瘦骨嶙峋的腿，仿佛什么都没有，只是空荡荡的裤子和一个霓虹绿的帆布皮带。他吹着“邦乔维”（当今世界十分著名的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调子的口哨，对“靠祈祷生活”思想的讽刺缓解了我脖颈上的紧绷感，我甚至一度笑了出来。
轮机长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正在我们狭窄的“上校库姆斯街头”踱步。他身躯庞大笨重，散发着一股法国波旁皇族的气势，在早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对他来说，来一份真正的布列塔尼最合适不过了。对，一个真正的布列塔尼人来自法国最西部的地区。但要注意了，他并不是来自布列塔尼任何一个古老的地方。我想起他是来自非尼斯泰尔（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省）——晃动着他那根伤痕累累的食指，一字一顿地发音：“非—尼—斯—泰—尔。”他是极为骄傲的，也应该感到骄傲，因为那地方极其遥远，正如它的名字的含义：地球的尽头。
现在他的举止像是世界末日到来一样，竟试图使用起重机吊起桌子。他们从早上八点开始就试啊试，一直在尝试把桌子吊起来。从狭窄的楼梯吊上去？没门儿，无论从什么角度尝试都不行。再利用安装家具的机器或者家具专用自动扶梯？也不行。因为那张挪威松木桌实在是太大太重了。
“或者我们该试试直升机？”有人提议道。每个人都咯咯笑了起来，除了轮机长，他排除了这个提议，因为街道过于狭窄，只能容纳一只风筝的宽度。
“夫人，”经过这一系列大费周折的尝试后，他半闭着眼睛，狡猾地提议道，“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另一种方法，呃，把您的桌子拆开再抬上去怎么样呢？”
“如果这样做不会威胁到您的生命的话，先生，您大可这么做。”我比他更狡猾地回答道。
从周围来看，我意识到即将成为我邻居的那些巴黎人都聚集在一起，从花边窗帘后面或者他们所站的地方观察着这种难得一见的场景。他们同我一样想知道，这场闹剧究竟如何收场。那天早晨，为了能散发出坚定的决心和充沛的活力，我特地从衣橱里挑选了一件橘色的衬衫。但事实并非如我所预期般地发展。我压根没有料到会爆发这场法兰克人的家具战争，也没有预见到必须要协调这些关于文化、语言、性别、令人窒息的热浪以及红绿黄各色的缆绳等诸多繁杂的事情。
我用手掌按了按太阳穴。这些船员激烈的咆哮声引起了那位葡萄牙管理员的注意，她是我们这栋楼的看守员，在入口通道附近占据着一个单间公寓，直到这一刻，她依然维持着端庄娴静。她在褪色的绿粉色交错的印花围裙上来回扭绞着双手，患关节炎的双脚在黑色的矫形凉鞋里不停移动，她突然站了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像被勒死的雌鹅般竭力叫嚷起来。
“先生们，这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她用法语警告道，其中还夹杂着葡萄牙语的卷舌音。她说的话传到了下面的街道，邻居都侧目而视。加尔松吹“邦乔维”的口哨声戛然而止。那个叫居伊的家伙，将烟头从下唇里吐了出来，弹到了人行道上，几乎溅射到还在冒热气的狗粪旁。
“要保全这张桌子，才保全你们自己！”她语带威胁道，“不能保全这张桌子？那么……我会亲自将你们扔进塞纳河！”她的脸庞跳动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我们不会去注意她那颤抖的双手。
在紧挨着我站的地方，那个像优胜美地·山姆般蓄着红胡子的家伙咕哝了一句类似“这些挪威的野蛮人”的话。坦诚来说，我既不是真正的挪威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野蛮。实际上，我是一位有着四个孩子的美国母亲。这位母亲会在白天唱唱歌、给高跟鞋磨光并且会把秘密珍藏的黑巧克力藏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位母亲每天都会使用睫毛夹和笔记本电脑，太感谢这些我所做过的事情，因此，我一点儿都不野蛮。
但此刻，在这里，我要利用一些北欧海盗式的野蛮来达到效果。我用手拍打着大腿，把全副注意力都转向那个像优胜美地·山姆般蓄着红胡子的家伙，平缓地说道：“那么，先生，看来要保全这张桌子，就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英国人温文尔雅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喽！”
这时居伊从嘴里没有香烟的角落含糊地咕哝道：“哦……啦……啦……啦……”
你知道吗，这招确实起了作用。这个像从《兔八哥》中蹦出来、竖着眉毛，蓄着红胡子的家伙猛地吹了声模糊高亢的口哨，摩拳擦掌，像伐木工一样准备抛开束缚，那双肥厚的手放在大腿上，跃跃欲试地说道：“好吧，那么，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位“优胜美地·山姆”顷刻间就变成了一个恶魔，一个蓄着红胡子、哼唱着欢快曲调的恶魔。他单调的歌声在人行道上方的空气中飘散蔓延，像弹奏一把空气制作的竖琴般，紧紧地抓住所有的氧气。他的牙齿露在嘴唇外面，当他发出缓慢刺耳的吼声，就如同突然被灯柱刺穿的生机勃勃的恶棍，静脉都要破裂一样。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