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集》作者罗家伦先生是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健将，在学术与文化方面多有建树，是《新潮》的发起人之一。后曾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务，与五四一代其他文化学术名人多有过从。本书收集他晚年“往事回忆”、“追念师友”、“传记序跋”等三类文字共二十余篇，内容涉及多为同时代文化学术名人及事件，文字兼有史学与文学价值，是了解民国一代的极具可读性的第一手资料。

《逝者如斯集》作者罗家伦先生是民国跨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一生亲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并与民国政学两界多有往来。

这本《逝者如斯集》半个世纪前由台湾传记文学初版，再经作罗久芳女士（罗家伦先生之女）亲自修订，并据罗家伦先生未及完成之口述遗稿补充相关篇目，辑录其忆往思故之文字三十余篇，以其对时人往事生动翔实之记述，勾勒一个时代之剪影。其逝者如斯，其存念者如斯。

《逝者如斯集》前言

辑一 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

 学术独立与新清华

——民国十七年九月于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时演讲

 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从迁校到发展

 印度国旗的制定和我

辑二 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从墨迹中体认到的黄克强先生

 三原于右任先生墓表

 吴稚晖先生的风格

 《吴稚晖先生墨迹》导言

 敬悼一代振奇人——张静江先生

 抱任侠之气存赤子之心——为纪念张溥泉先生而作

 和光而不同尘的外交斗士——哀悼郭复初先生

 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商山四皓

 回忆辜鸿铭先生

 从蔡孑民先生致吴稚晖先生函

 看辛亥武昌起义时留欧革命党人动态

 伟大与崇高——纪念先师蔡孑民先生

 蔡元培先生的风格和远见

 蒋梦麟先生传略

 蒋梦麟先生《西潮》序

 朱骝先先生的事迹和行谊

 送给适之先生

 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

 看完《白石老人自述》后的感想

 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书诒天下才我为苍生哭

 狄君武先生遗稿前言

 坛坫风凄——凭吊蒋廷黻先生

 忆志摩

 敬悼刘湛恩先生

 怀念尹仲容先生

北京大学，从前也是一个陈旧的学校，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进士馆里，差不多每个学生有个当差。上课铃打了，由当差来请“老爷上课”。民国初年，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里，谈到光顾的客人，则首称“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与众议院，一堂便是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其人格的影响，变更了这个风气。他教训学生，来北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也还不只是为个人求学而来，乃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为负起贡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的。所以那时的北大，气象一变。他更以广大的态度，集合了当代许多学者，在那里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文科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够触目了；还要讨论社会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抨击，使旧社会的人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愈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大家知道封建的残余势力，是以北方为根据的。军阀更是有一班无聊的文人和老朽官僚做卫星的。他们在道理上不能争胜，于是想用他们的护法金刚，以暴力来压迫、来摧残。但是态度谦和而主张刚毅的蔡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公开地发表了一封《答林琴南书》，为新思潮张目。他们骂我们是洪水猛兽。蔡先生又发表一篇文章，叫《洪水与猛兽》，主张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先驱逐狰狞军阀的猛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魄力！《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那时候这一班主张文学革命的教授和学生，更觉得批评和研究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于是又合办了一个小型周刊，叫《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力量的刊物，风行一时。

国父是主张革命要先革心的人，他又是最能领导时代的人，于是他就教戴季陶先生集合同志，在上海办了一个《星期评论》，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的目标，而兼及政治问题。于是南北两个刊物，正如桴鼓相应。国父在这期间，更潜心他思想的系统工作，完成了他的《孙文学说》、《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等几部巨制。他又教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诸位先生办了一个《建设月刊》，更发挥他建设性的主张。他们和北大几个刊物的主持人常常通信，而且在刊物上常有讨论的文章发表。当时《孙文学说》和《建国》只有很少的几份流传在北方，也只有北大这几个刊物敢公开的响应。所以国父自此对北京大学以及邻校的朝气，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所表现的气度，常见其有不虞之誉。

五四运动到今年已经过去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了。许多错误的印象仍有待于澄清，社会上仍不免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种种的批评，有些是不了解一件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些是断章取义而表现出“卫道”的热忱太强烈了。他们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要毁灭中国固有的文化、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们硬说是新文化运动者，主张“非孝”，主张“手打孔家店”，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我有证据拿出来，告诉大家：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主要的刊物里，从不曾提倡过“非孝”，讲“非孝”只是浙江杭州经子渊先生办的师范学校里的一个学生施存统，在该校刊物里发表过这么一篇荒谬的文章，引起了当地的轩然大波。“手打孔家店”乃是四川一位老儒名叫吴虞的引以自豪的话。至于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乃是我们的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当年鉴于科学不受注重，复古气压高涨，慨然有感而说的话。不过他底下还有一句，大家忘记了引用，就是“三十年之后，中国科学昌明了，再把这些书捞起来读”。可见吴先生这种话，是有时代性的，并不是要毁灭中国文化的。吴老先生是思想界的革命家，他当时补弊救偏的议论，正足以表示他的革命精神，知时而后可以论事，现在又何必讳言。

总之，我曾深切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P5-7

《逝者如斯集》的书名，取自“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论语》里的名言，也就是父亲罗家伦先生晚年引用来表达对老友尹仲容先生去世的悼念和感慨。父亲是很重感情的人，每逢敬爱的师长和多年的至交去世，总会用生动流畅的文字，写出他亲切的回忆，深挚的感情、敬佩和哀伤，总计有十数篇。本书从他的《罗家伦先生文存》里选出的30余篇文字中，最多的便属于这一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抗日期间，他在重庆听到老校长蔡元培(孑民)先生在香港去世的噩耗，1940年3月公祭日发表的《伟大与崇高》；还有他在一年内失去了两位北大同窗挚友段锡朋(书诒)和傅斯年(孟真)，万分悲痛中一周内写成两篇长文。其他追念师友(如辜鸿铭、蒋梦麟、胡适、朱家骅(骝先)、丁文江(在君)、蒋廷黻、徐志摩等)的文章，谈的都是他们求学和从事教育工作时期的亲身经历。

本书选收的虽然大半是关于人的文字，“辑一”中的四篇，却涉及与父亲特别有关的几个事件和他个人所担任过的职务，以叙说事件的角度为着眼点。第一篇是他在半世纪后对“五四运动”作出的总结，也是他因病退休前最后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下面的两篇是关于他担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经过，呈现出他在不同的环境中为高等教育付出的心血。第五篇是他在驻印度大使任内的一件逸事，大概只有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才可能记得。

1926年父亲从欧美游学返抵国门，适逢政局风云突变，意外地参加了北伐阵容，担任起草文告和接收教育机构的工作。从1927年初开始，他不仅随军北上到达北平，也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初期的_[作，因而有机会接触到不少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元老，以及来自各方的政治和军事人物。一年半之后他重新回归教育界，北上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但继续和于右任、吴稚晖、张继(溥泉)、戴传贤(季陶)等位前辈维持了多年的关系。在本书中回忆他们的文字里，仍然流露出他由衷的敬意和感情。另外一篇口述笔记《商山四皓》，是父亲1931年追述他对几位当年风云人物和重要事件的观察和分析，生前未曾发表。

父亲晚年在台湾专心主持搜集、整理与主编近代史料的工作，前后校订和出版了百余辑文献，每册都亲自撰写前言。本书收入党史会出版的黄兴(克强)、吴稚晖墨迹序言和关于蔡元培(孑民)致吴稚晖信函的三篇长文，都是属于他研究史迹的收获。在工作范围以外，父亲一生还为人写过数十篇序跋类的文字。本书从中收入的三篇是应邀为老师蒋梦麟的《新潮》、老友凌鸿勋(竹铭)的《詹天佑先生年谱》所作的序文，与为北大老友兼同僚狄膺(君武)的遗稿所写的前言。关于《白石老人自述》的一篇，则包含了回忆和书评的性质。

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信徒，父亲从学生时代开始即采用白话文写作，下笔快速犀利，1919年起草的“五四运动宣言”，当时只是北京八大院校天安门游行的宣言。“五四运动”这个名词，则是父亲在当年5月26日的一篇文章里首次使用的。以后他即使公开演讲或特意安排的口述回忆，记录下来，或略微加以润色，都保存着口语的风格。从本书收入的《吴稚晖先生的风格》和纪念傅斯年、段锡朋、辜鸿铭、徐志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商山四皓》等几篇里，可以看到他长期以来在构思、遣词和用字方面磨炼的过程，所形成的独特文体，被公认为“以优美而具有丰富的情感著称”。

父亲少年时代受过传统的国学训练，自幼便随祖父练习绝句、律诗。进入北大他开始试作新诗，以后除了“作短诗藉纾抑郁”，或“托诗篇以蒜爪痕”外，偶尔也会用古体文写作。本书中的《三原于右任先生墓表》和敬贺于老寿辰的几首诗，与“送给适之先生”的新诗，可以代表他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逝者如斯集》内各篇章完稿的年代，跨越了36年，但本书为内地首次出版，编目的排列为，“辑一”是按事件先后顺序编目，以叙说事件的角度为着眼点。“辑二”则以人物的辈分以及与父亲的关系划分，代表他怀念前辈师长好友的情感文字，不以撰写和发表文章时间为序，而以人物的生卒年排列。

人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传记在人类历史和文学领域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自从1930年代起，胡适便提出了“传记文学”理论，主张无论是自传、日记或回忆，都应该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传神写生”的文学特色。父亲一贯遵从这个原则去对待史料和从事写作，加以他的博闻强记，曾有意在口述回忆方面留下系统性的资料，以备退休后校订成书，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1962年胡适去世半年后，刘绍唐在台湾独立创办了《传记文学》月刊，惨淡经营将近四十年，去世后至今仍然后继有人，持续出版。父亲晚年一直是该刊的支持人，最后五年内曾由它发表过十篇文章。1969年父亲去世，《传记文学》刊出过多篇追念的投稿。为了纪念父亲80岁寿辰，该刊又邀请了13位他的老友参加“专题人物”座谈会，发言记录与论文编为1977年元月号的专辑。《逝者如斯集》是刘先生1967年主动为父亲编辑出版的，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十四”，也是父亲最后的一本著作。

感谢高艳华女士的推荐，北京商务印书馆承诺将原书重新编排，内容略为增添，责任编辑孙炜萌女士为此书的补录调整、文字规范做了大量工作，并为了便于当代读者阅读，特为另加有关人物注释。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努力，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正当父亲诞生115周年的时日，我欣然迎接新书与国内读者见面。

罗久芳

2012年12月20日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