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是谢冕先生回忆北大的一本书。书中他回忆了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图书馆、采薇阁、朗润园等；回忆了那些充满自由精神和学术魅力的北大人物；回忆了作为中国新诗发源地的北大对新诗的影响及诗歌现代化的全部进程，记述了对新诗发展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是谢冕先生记述北大、阐释北大精神的一部作品，是作者数十年来关于北大的文章精选。谢冕先生在北大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饱含对北大的热爱，讲述了北大的历史与现在，刻画了校园里未名湖、图书馆、朗润园等景致，追忆了他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和师友往事，描写了那些具有北大精神传统与人格魅力的人物如蔡元培、季羡林、林庚、吴组缃、金克木等诸位先生，还论述了北大对新诗的影响和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展现着独特的北大精神。

第一章 北大，我的精神家园

 1898：陆沉中升浮起一片圣地

 这圣地的魅力

 校训是心灵一盏灯

 采薇阁记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多情最是此湖水

 湖畔的“新风景”

 依依柳岸

 我和北大图书馆

 湖畔的雪泥鸿爪

 我所知道的中文系的传统

 百年诗心

 北大的传统精神

 永远的校园

 青春、理想、进步

 坚守精神高地

 富有的是精神

 相聚在新时代

第二章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怀念蔡元培校长

 金克木先生的文采

 先生本色是诗人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垂花门前的追念

 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第三章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

 我的北大诗歌记忆

 这里是新诗的故乡

 在新的崛起面前

 昨日的记忆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

 世上最美丽的事业

 铜的铁的血的火的……

 埋葬了的爱情

 你的草地总是清香

 永远沐浴着他的阳光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

 依然一棵年轻的树

 别开生面的贡献

 从盆地走向高原

 那些遥远的星星

 鲜花一般芬香的是诗歌

 窗子如花，开向春天

 中国的诗歌梦想

 诗歌是民族的骄傲

 诗人的职业

 在北大第12届未名湖诗会上的发言

 那些空灵铸就了永恒

第四章 燕园杂记

 初进燕园

 年年此夜

 难忘的岁月

 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

 难忘的记忆

 无尽的感激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我的读书生活

 赠书琐记

 我的遥远的天空

 文学是一种信仰

 追忆少年时光

 流向远方的水

 每年这一天

 我的西郊生活

 悲喜人生

第一任管学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自清朝到民国，还任命过几任校长，孙家鼐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绪皇帝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当时还没有校长的称呼，管学大臣应相当于校长的职务。孙家鼐当时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清廷把这个“新生事物”委派给这样一位重臣，可算是戊戌夭折的改革之中一件非凡的举措了。

光绪皇帝十分重视教育的变革，在他思考教育的问题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在他下的《明定国是诏》中，特别强调建立这所学校，经过与顽固派的多方较量，严令军机处迅速筹办大学堂之事。当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物色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负责人时，光绪毅然选中了孙家鼐，可见他对这一个新生的大学的重视。孙家鼐于咸丰九年(1859年)32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此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于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6月又兼刑部尚书，并于11月被授为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6月又兼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并迅即被补为顺天府府尹。在短短的时间，如此频繁地迁居要职，可见当时朝廷非常器重这个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人才。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达。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奏上的《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得以“凌抗中朝”，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造就了各种学科的专门人才。他认为中国若要振兴，决非当日那些旧式的各类学馆所能承担。那些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培养不出新式的能够掌握先进学问的人才。

同时，孙家鼐认为对西方教育制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学，确实规制井然，但也有缺点，其病在于“道器分形，略于体而详于用，故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未能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孙家鼐认为京师大学堂应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行事，取中国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使之集于一身。他提出的办学六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他的主张是独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独立长处而为我所用的：“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不论孙家鼐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局限，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他一开始便体现出与这所大学地位相称的独特风格——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基于自主独立而又开放的思考。早在他督办官书局时，孙家鼐就力主广泛翻译国外那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著作以开阔国人的视野，这便是最早的学术自由的思想。

孙家鼐虽然是个旧式官员，但是在当时腐朽的官僚体制中，他却是一位对事物有着自己敏锐而独立看法的开明人士。他除了在京师大学堂的筹划和主持中屡有新见之外，还对当日的新闻改革起过明显的推进作用。他曾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在提出这一动议时，他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所以论治之患，不在贫弱不均，而在于壅蔽之患。“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王，亦不问可知。”①他还进一步认为只上海《时务报》一家改官报还不够，还应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诸地的督抚将当地各报馆的报纸均呈送督察院和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无甚悖谬者”录呈御览。可见孙家鼐的这些“改官报”的主张，其目的不在控制舆论，而在于当政者开阔视野、通达民情，收兼听则明之效。

清廷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之后，选派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这种遴选，不论就孙在政界和学界的地位，还是就孙本人的学识，特别是对各种事物的开放和开明的观点而言，无疑都是非常适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日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在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上是极为重视的。

P5-7

一百年的青春（代序）

北大这地方真有点特别，它似是一块磁铁，谁到了这里，谁就被吸住，再也不想离开。其原因并不在校园的美丽。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但在旧时，那校园说不上美。在战时，在昆明，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是相当的残破了。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块磁石，吸住你，想着它，恋着它，不愿离开。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占领着你的心。

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峨的学术殿堂的美轮美奂，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

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一切犹如人，人有诸形诸态，但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但北大的精神也仅仅属于北大。当然，北大的地位很特殊，都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大学”。由于它作为国家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是第一所。溯自古时，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算起来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作为不间断的校史，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形，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北大一方面承继中国悠久的文化学术源流，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其最具本质的特征，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以中西贯通、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前夜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充满了蜕变的苦痛。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同样充满了不离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北大诚然美好，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老北大”或“穷北大”的谑称，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时至今日，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把它想象为无可挑剔的完好，并不符合这所“太学”的实际，也不符合它的性格。

诞生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相联系的。1898年是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有很多的流放、囚禁和牺牲。建立京师大学堂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当日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改变科举、建立学堂，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因而，这所大学的诞生，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求生存的一线光亮。

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流产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唯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所以，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当然，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

这是一个宿命。千年的梦想，百年的抗争、1840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苦难，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史载，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却是非关学业的。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当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抗议。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第一次得到显扬。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举动，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

这所大学，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追求和梦想。在“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召唤中，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万家的忧乐、社会的盛衰，充盈着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之中。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民主广场的钟声，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使古今、东西、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

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勖，他们从来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这种要求，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清政府《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怀抱。因为心系于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这是北大学生的常态，也造成北大学生常被人诟病的傲气。  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旗帜，在艰难的年代，在困苦的岁月，为科学、为真理、为正义、为维护人性尊严，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勇敢的抗争。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思想如刚刚解冻的大地上冒尖的草芽。一曲“是时候了”，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拆去人间藩篱，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当思想被禁锢，充满挑战勇气的“一株毒草”赫然出现在墙上，那激情的宣扬让入耳目一新。那时胡风冤案既成，举国一片静默，是北大的莘莘学子发出了公开的质疑。在新时代，为了维护思想自由，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悲壮地赴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

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奋斗，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最难忘，年年岁首，大膳厅灯火辉煌，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中，带着微醺致辞。他的潇洒不羁，在思想禁锢的年代，是一缕带着暖意的和风。马寅初终于以诤言获罪，他的《新人口论》遭到围攻。马寅初勇迎风暴，他的《重申我的请求》是一道惊世骇俗的雷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坚定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凛然不屈的坚持，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那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胡适、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马寅初，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它将永远流下去，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

——鲁迅

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

——胡适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蒋梦麟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做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