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南京，当时大概是1930年的样子，他的一个老朋友，比他岁数小得多，叫做袁任远，这个人后来是我们党的一个负责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湖南省的副省长和青海省委的书记，现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么一个老同志。曾经在苏区打过仗，后来在六军团，就是王震、肖克的部队里面经过长征到的陕北。袁任远比我爸爸小好几岁，是我爸爸在长沙时的小朋友，当时在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时候，他从湖南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路过南京，我爸爸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共产党，可我爸爸还把他留下住在我们家里，掩护起来。那时我还见过他，他对我还有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莆当剧省长时候跟我爸爸还有来往，也曾经问过我，但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找过他，我爸爸、妈妈当年的同学、同事包括后来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我一概不找，可能这就是我的一点清高吧。我爸爸当时在国民党的华侨事务委员会里面当一个委员，算是国民党的一个官。所以，他可以掩护共产党的人。1935年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一个老朋友在一间房里劝他宣誓加入中统，他坚决拒绝，说党内不能搞派系。1943年，我爸爸在河南洛阳当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洛阳分社主任，那时，河南非常苦，你们都知道所谓的水、旱、蝗、汤，就是当时的河南，特别是那年闹旱灾闹得非常厉害，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好多河南人都逃荒了，李准写的小说叫做《黄河奔流去》和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是这个背景。我们在洛阳的那个时候，每到天黄昏，就看天上乌云一样地飞着蝗虫，漫天的蝗虫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带绿色的植物都吃光，地上则见一群一群的灾民往西边逃。那时五斗麦子就可以买一个灾民的闺女。当时的河南人苦得很，但是国民党封锁消息，始终不让河南闹灾的消息传到全国去，把新闻工具全控制了。当时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叫做高集（我现在知道叫张高峰）到了河南，并进行了采访。当时国民党的邮电都是要检查的，他写的通讯报道就发不出去，结果也不知道他找的我爸爸，还是我爸爸知道了，总而言之，我爸爸就利用中央社的电台帮他把消息发出去了，那时中央社的消息也要经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所长也是湖南人，跟我父亲好像也是朋友。因为都是国民党系统的，他对中央社的电讯的检查就比较马虎，我爸爸就钻了这个空子。那时候他们的新闻检查所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前收送检的稿子，十二点以后就关门不收了，就得等第二天了，我爸爸就专门等到快关门的时候派妥人把《大公报》记者采访的专稿给送去了。那帮官僚那时已经昏头昏脑，瞌睡拉撒的，看也不看，随手盖了一个章子，表示检查完了。稿子发回来以后，我爸爸就用自己的电台发报到重庆。那时中央社地方单位都配有电台。发了以后，《大公报》就把这个消息登出来了，而且《大公报》还发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这社论讲的是重庆的达官贵人纸醉金迷，过着非常荒淫奢侈的生活，而中原河南大地一片凄凉，饿殍载道。这样，河南闹灾，人民痛苦的消息传到重庆去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国民党的中央参政会上，河南省的参议员就提出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封锁消息，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搞得蒋介石非常狼狈，狼狈之余就调查这个事情，一查消息怎么传出来的，就查到了那里的中央通讯社，查到我爸爸那里去了。我爸爸那时也有一个挡箭牌，就说这个消息是经过受检的，所以责任就在这个新闻检查所，因为这个事情，新闻检查所的所长就被撤了职，我爸爸也很危险，因为当时蒋介石大怒，要查办，据说还要枪毙，后来我爸爸被中央通讯社的几个老朋友，也就是中央通讯社的社长叫做肖同兹，这个人也是当年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他想法子打了圆场，事情就掩盖过去了，我爸爸就没事了。
P14-15
父亲于2003年发生脑梗后，开始陆续撰写回忆性的文章，尤其是每次庄院，他都抓紧时间撰写。经过十余年的积累，终于碎忆成篇。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促成，编辑刘松弢的努力，得以面世。2012年7月，获知罹患肺癌后，父亲多次人院，在医院仍然笔耕不辍，除了校对和修改《中国对建社会社会历史道路》书稿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回忆性的文章上。《南开杂忆》《儿时记忆片段》，是从2005年开始撰写；《北大的四位老师》是5008年为北大校庆110周年而应光明日报之约撰写的；《记忆中的城市》是从2011年开始撰写的；《卧饮消夏录》写于2002年，父亲在附记中已有说明，为罹患重病的老同学、好友狄源沧而作，以诙谐的词语为老同学构筑了一个美食的天堂。
续（写于3月14日，距父亲去世已25天）。
提笔续写后记，心情已不是赶稿时的紧迫，而是斯人已逝的沉重。父亲患病住院期间，受到首师大学校、历史学院领导、老同学、老朋友、同事、学生的多方关心和照顾，在此仅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年轻时候，有一次被暴雨困在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小旅店里，淅沥雨声中百无聊赖，忽然发现了一个老人，平静安详地坐在屋檐下，于是忽生遐想——他也许是在参禅悟道，探索自然和人生的真谛吧，于是随他一起坐了很久。
20世纪60年代初，人近中年，住在中央党校，每天傍晚总有一位红光满面的外国老人安详地坐在院外的椅子上，打听之下，知道这是位德国老共产党员，跟随女婿到中国来安度晚年的。于是又生遐想——他静坐在那里，也许是在追忆一些轰轰烈烈的斗争和战友吧。
岁月如梭，一眨眼我也进入老境，也不免坐在那里发呆。一是思考一些想不清的道理，二是回忆过去零碎的人和事。我这一生过得平淡，当然有高兴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尴尬的时候，也有沮丧的时候。但遇难不死，几十年总算安然活过来了。那时开始知道老年痴呆症，也在朋友间见过几例，心想莫要开始了老年痴呆吧。于是努力加强记忆，避免发病，默写开国十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一百五十六名中将；默记中国县以上地名1200个，世界地名800个；又默写唐诗名句几百句，如“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和“魂来枫林青，魂去关山黑”之类，也都达了标。再去医院进行智力测验，效果尚可，老年痴呆症的担心就放了下来。当然，没过几天，这些强记硬背的人名地名诗句也就忘去了一半以上。
记忆力自忖测量平平，我就想法要增强一点记忆力。我从来不以记忆力强自诩，“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师生提审外调，不断被交代过去的人和经历的事，我尽力回答，有时也有遗忘，他们不信：“你记忆力那么好，一定是故意隐瞒！”我百词莫解，终是扣上了一顶记忆好的帽子。
我经历过伟大的时代，也经历过巨大的风浪，但我只是一只在湍流中挣扎的小虫子，个人经历无足述，说了没人听，写了没人看。“文化大革命”初歇，一些老朋友重新聚会，我起了个建议，每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哭笑不得的片断经历写下，大家凑在一起。此言一出，大家都很赞成，但话说完了，人也散了，此事就没有了下文，连倡议者本人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大家不写，其原因可能一是那些经历过于心酸心痛，不忍卒忆，二是“文化大革命”初歇，拨乱反正，大家各自忙活，顾不上写，三十年过去，不过是挂了一空号而已。
人总想有点动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疗养院治病，没有多少事可干，忽然想起可以写写家史，于是开始写“我的父亲母亲”。懒于动笔，只是录音，长春两个多小时，录完了下边该录我自己的了，可是一想，实在没什么可写的，兴趣缺失，终于将五盒录音带放置了三十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20世纪60年代初黎澍同志如何领着我们三个年青教师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经历，放在一本教材的后记里（后被出版社改为序言）。心想，那是追忆黎澍同志的，又不是专写我自己，于是倒心安理得。
由此发兴再写几篇《我的读书生活》，准备把从小读过的书一一梳理一遍。第一篇是《读书七痼癖》，送去之后编辑大感兴趣，宣布将要连载，孰料第二篇送去，不是他们想象的什么名著阅读心得或有什么读书感悟，只是一篇平平淡淡琐事的叙述，我的同龄人大多没有看过或缺失印象，而青年人毫不知情。既乏读者，又缺兜销，他们就不再发了。我那读书生活写了几篇，也就停止了，原稿压了箱底。 不久，重庆南开中学老同学聚会，有感于当年活泼有理想的同学逐一凋萎，又想写片段回忆南开中学的文字：《画叶集》——重庆南开中学杂忆，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只想写完了把它给余留的旧同学看看，没有想到要发表，终于没有写完，一是同学群像还少了印象深刻的十几位，一是在南开中学酷爱读书，计划写四段：文学少年、海军狂、天文迷、武侠热，但都没有成篇。
原来想写小时候的回忆，但个人经历实不足道，改为《记忆中的城市》，从南京一直到贵阳，再往下写洛阳、重庆，已经难乎为继了。
从报上时见回忆母校的文章，又多有某名校建校多少年纪念，邀请校友回校参加庆典的广告。我心想，从小随父母播迁，到处转学，哪有什么母校，继而一想，那些不都是我的母校。于是写了《我的十五个母校》，从南京鼓楼幼稚园一直到北京大学，居然达十五个之多。写完之后不久，就遗失了一半，遗失掉的那些学校，在我的《记忆中的城市》也有记载，于是选取其中多出的两篇列入。
上了北大，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生活的丰富，思想的转变，自不待言。可是我写来实在平实，不敢附骥于有名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也无法与白化文先生和乐黛云女士的书比肩，更不敢奢望于周作人和张中行先生关于北大的回忆，只是应报刊之约，写了几篇纪念北大建校110周年的应景文章，聊备一格而已。
前年又发异想。我很好吃，虽然没有遍尝天下名菜，饮食大都中下等水平，但也几乎走遍全国，吃过不少难以忘记的东西，于是又想写点《耄耋记吃》，留下一点回忆，也还没有成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压了三十多年，近来也开始口述录音，但也只是开始，赶一赶时髦，名之为《文革囿忆》。
我的妻子刘淮（原名刘宁）从1945年相识，相交，相爱，相知，相守，垂五十余年，2000年她患白血病逝去。十三年来，我对她的怀念竟不能着一字，只好仿效前入的无字碑，留下一片空白了。
经过近五十年，我的回忆文字逐渐积累了二三十万字，心中总想这会有人看么？我不是什么名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参与机要，可以留下什么内幕秘辛，也没有富于哲理的随想沉思，更没有一支生花妙笔，只是凡人琐事。原来写下来只供以后回忆用，也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阅一下，增加他们的印象，实在没有提供给读者或者推销给读者的愿望，我总心想那会有人看么。不料搅七念八，居然有出版社要出这部稿子，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不要太矫情了。写的只是记忆，未曾考虑其他文献，文字直白不加修饰，素面朝天而已。
我年老体弱，又因脑梗后遗症，口齿不清，字迹难认，有时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好在我的女儿宁欣能认出我的字迹，河北师范大学的陈丽女士也有能力，由她们先把杂乱不清的手稿或含糊其辞的录音打印出来，再经过我修改校正，终于成了一本书的样子。如果出版了，偶有一二读者光顾这爿蕞尔小店，那就不知他们行的是什么运了。
书中附了一些照片是想与写的内容整合，有些缺失，也就不计了。
《流年碎忆》为宁可先生回忆录，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十五所母校（选录二所）》、《画叶集——重庆南开中学杂忆》等内容。
《流年碎忆》为宁可先生回忆录，是宁可先生去世前撰写。经过十余年的积累，终于碎忆成篇。2012年7月，宁可先生获知罹患肺癌后，多次入院，在医院仍然笔耕不辍，除了校对和修改《中国封建社会社会历史道路》书稿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回忆性的文章上。《南开杂忆》、《儿时记忆片段》，是从2005年开始撰写；《北大的四位老师》是2008年为北大校庆110周年而应光明日报之约撰写的；《记忆中的城市》是从2011年开始撰写的；《卧饮消夏录》写于2002年，为罹患重病的老同学、好友狄源沧而作，以诙谐的词语为老同学构筑了一个美食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