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巽达编著的《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系一本“文化时评集”。单看目录标题，便可知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效性——“张贤亮激活灵与肉的思考”“狼图腾文化造假之辩”“对流行热词的冷分析”“姚贝娜一定不愿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废墟涂鸦的尴尬命运”“需要那么多国际电影节吗”……其锋芒所指，皆为当下文化热点、文化事件、文化人物、文化现象等，文章选自作者刘巽达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光明网上的时评文章。通读全书，其最大的特点是文风犀利，文学性强，读来过瘾。

刘巽达编著的《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收录之短文，除刊于电影杂志的若干影评之外，盖源于《光明日报》和光明网上作者的专栏文章，大部分文章基本因事而写、有感而发，共同特点是锁定当下的“文艺”和“文化”，聚焦“批评”，更属意于话题性和思想性，是一部颇具阅读性的文化批评杂文集。

自序

文化热点篇

 姚贝娜一定不愿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

 故宫纪念品如何“亲民”

 “到此一游”与“风雅”心理

 法盲孙子让人“冰心”

 “公众人物”当如何自处

 “落叶景观”是城市的“流动油画”

 “废墟涂鸦”的尴尬命运

 文化批评不应刻意回避“口水战”

 “比基尼京剧”与艺术创新尺度

 “外滩申遗”的申与不申

 文物回归，给点谨慎的乐观

 功利绑架文化的机场更名

 申遗，究竟为了什么？

 过度解读的“度”在哪里？

 娱乐，何必用红色包装

 邵逸夫改写的不仅是电影

 预料中的二张分手

 “好声音”连接“梦通道”

 “达人秀”何以成为文化事件

文学艺术篇

 余秀华：奇迹点亮常识

 张贤亮激活“灵与肉”思考

 “叶兆言叫板莫言”的营销绑架

 作家能否“大学造”

 作家的心跳和译家的心跳

 面对诺奖，何妨淡定？

 关注诺奖别制造“村上悲情”

 马尔克斯的“现实”和“返身”

 《背影》的“交规之痛”

 也说四大名著之“读不下去”

 驻场演出，城市的面子

 争金夺银与真金白银

 艺术家跨界之“不务正业”

 文艺创作“源头”重于“码头”

 海外华人作家之崛起

 “伟大的影评人”对我们的启示

 影评家不能跟着资本家走

 “举重”才能成“重镇”

 金鸡百花：“鸡肋”等待新活力

 宫崎骏的“力不从心”

 国产动画片到底缺什么？

 《悲惨世界》能否启迪京剧电影？

 中国电影人不要“小家败气”

 “一片制”和“一日游”

 对策怪胎“贴拍片”

 “艺术电影联盟”切勿虎头蛇尾

 “尺度”稍宽

 金鸡奖的“最佳”与“特别”

 叫座也要叫好，养眼还须养心

 “海派秧歌”的样板意义

 设计之都：从创意到创造

 民乐接地气，方能走向坦途

 朗朗诵读的城市诗意

 街头艺术之于温情城市

语言文化篇

 语文教材应由谁来编？

 艺术家何时不自念紧箍咒

 对“流行热词”的冷分析

 唤起对汉字的热爱与敬畏之情

 流行语体的生命力能持续多久

 雅语雅风治疗“语言癌”

 文化节目与综艺秀的“楚汉之争”

 《中国好歌曲》让原创“走出去”

 过度消费文化名人要有叫停机制

 文化名人出场费合理？悖理？

 名人的盲区

 文化沙龙，催生和滋养风雅

 《狼图腾》“文化造假”之辩

 “拯救”书店，要反思“人与书”的关系

 “主旋律”不能是“伪歌颂”

 司徒雷登为何遗愿难酬

 不能绕过的鲁迅

 中文系，中国人文思想的建设者

 文化不是“软实力”

 艺术评奖就要“大义灭亲”

 为舞蹈大赛上的“当场质疑”喝彩

 “严肃作品”《寒夜》被雪藏说明啥?

 媒体“保持痛感”的担当

 “娱记”能否转型成“文艺评论家”

 为青年评论家敞开主流平台

 关注“走进剧场坐下看戏的理由”

 乌镇的“戏剧之梦”意义非凡

 假如“上海国际电影节”移师千年古镇朱家角

 需要那么多“国际电影节”吗?

 “学问”与“学位”之倒置

 “领导阵容庞大”的书画圈名利场

 “钱多人傻”闹剧，还将上演多久?

 自娱自乐的“文化走出去”

 旧“毕业赠言”的新流行

 名人故居保护的“差钱”与“不差钱”

 山寨巴黎，不如保护老建筑

 从清明节“文明祭祀”说起

 将人伦节日化为民族文化记忆

 “小地方生出大文化”之启示

 “文化消费”关乎“文化立国”

 “写书”永远比“卖书”重要

 作为“社会公器”的摄影

 收藏，做什么?

 “观光”如何关乎“立国”?

 “文化硬件”建设可否未雨绸缪?

 到底还是“梦工厂”

 “原型式电影”的自由与尴尬

 “沪语文艺”背后的方言魅力

影视剧评篇

 何必把“文艺片”视作票房毒药

 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

 姜文用“闹剧”把自己弄“俗”了

 《归来》让人深思灾难的后果

 《星星》击中了咱们的软肋

 将爱情进行到哪里?

 《无人区》：血染的风采

 观《地心引力》之遐思

 iPhone缺席的《乔布斯》

 喜剧的饥饿成全《泰同》

 西游降魔，缺点情怀

 品牌与跟风——从《一代宗师》说起

 李安的童话寓言

 永远的安娜

 愿给《危险关系》打高分

 老外操中国潮语并非创新

 皇帝的新衣

 《白雪公主》：不止于娱乐

 泰坦尼克：经典是这样铸成的

 香港的现实主义

 《国王的演讲》：上流的情怀之作

 国际化：张艺谋和徐静蕾

 “丁丁”与“捕捉”的完美结合

 该向《功夫熊猫》学什么?

 《星星的孩子》：本土题材，全球视野

 就要这样干净

 《画皮Ⅱ》的成功营销

 游戏规则与丛林规则

 从查明哲的“宗教情怀”说戏剧的教化功能

 《伏生》，悲剧的美学力量

 《生死遗忘》，话剧舞台的《金色池塘》

 《长恨歌》，一个人的“宏大”

还别说，真会写文章。作者把“我猜想”之下的画面描绘得如此鲜活，让有关秃鹫的联想变得充满逻辑。作者虽然是“引用秃鹫之说”——姚贝娜生前所在医院有人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丑陋的外表下一颗贪婪的心，毫无怜悯地盯着将要死去的猎物，就等第一时间扑上去——但作者深表认同日：“看到这段话，作为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瞬间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一点芥蒂。新闻记者可不就是秃鹫吗，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在新闻成为商品的时代，素材、故事是记者的追求，一颗有关怀的心却被流放了。有哪位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吗?我说，我要是姚贝娜的家人，一定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

这话说得既大慈大悲又急公好义，怜悯之心跃然纸上。毫无疑问，在如此煽情的文字下，芸芸众生很容易被击中。可不，多么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啊，简直深刻无比!

可是，我更愿意不怀恶意地揣测，很多前去采访新闻的记者，心中仍有人性的温度，他们仍能够在面对社会苦难时，满怀善良之心，流下真挚的热泪。媒体从业者天然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会让他们的一瓣心香化为寒冬里的一支蜡烛，为姚贝娜默默点燃。什么是驱使记者前往医院的动力?仅仅是功利吗?如果他们不爱她，不疼惜她，他们能够如此敬业吗?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他们焦虑的面孔，却看不到他们潜藏着的悲悯之心?每个人的“敬业”表现形式不同，对于记者而言，有时候不得不扮演“蛮拼的”角色，只是因为他们的战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就容易变得刺眼。于是那些不懂得与人为善的眼睛，就会用挑剔和挑刺的眼光看过来，污化可怜的记者，一股脑儿把他们视为“狗仔”。更有一些当红艺人，在需要造星的时刻，百般讨好记者；一旦星运高照，就视记者为敝屣，居高临下，极尽嘲讽。而那些高自律的记者，还常常以凯文·卡特的例子鞭策自己：当职业伦理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敬业?然而，当他们在做高尚选择题的时候，已经有人把他们直接比作低劣的秃鹫了。呜呼哀哉!

好吧，让我们说说那位南非摄影师。他选择自杀，无论是因为道德舆论还是出于道德自律，难道是值得欢欣鼓舞的结局吗?就个案而言，或许可以指责他把敬业置于拯救之前；但从宏观的视野考量，无计其数的非洲儿童都处在饿毙的边缘，光靠一个摄影师救得过来吗?他彼时摁下了快门，用触目惊心的画面反映了非洲的现实，并因此搅动了世人的关注。其作品对促进非洲儿童的拯救工作，无疑起到了石破天惊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若从客观效果而言，这幅《饥饿的苏丹》振聋发聩，引发如潮爱心。他可能没有及时拯救一个儿童，却因此拯救了一批孩子。更何况，假如当时的镜头，只是千千万万非洲儿童的缩影，摄影师何以作为?他赶得走眼前的秃鹫，能赶走成群的秃鹫吗?他能拯救小女孩于一时，能拯救永远吗?类似的孩子成千上万，他救得过来吗?局外人的指责都是最最容易的，人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唾沫横飞，用口水把人家淹死了。可是假如设身处地地将心比心，你会做得好多少?对一个摄影师的杰作，我们难道除了否定，就没有一丁点可赞美的吗?事实是，这幅摄影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至于背后的种种故事，见智见仁，并不妨碍作品的价值。这就是艺术的独特魅力。

我愿意不厌其烦地说那位南非摄影师，除了佩服他的道德勇气外，还深深为他惋惜，我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凯文·卡特”被逼入绝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能把濒临死亡的姚贝娜比喻成濒临饿毙的非洲儿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在洁净良好的医院，对姚贝娜的救治，是尽了心的。记者们即便愿意放下镜头和纸笔，去提供所谓的帮助，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假如有人提供这种可能，我相信很多记者愿意出手相助。但问题是，在这样的场合里，每个不同的角色只能扮演好自己——医生做着也许是无谓的抢救，亲属守着也许是最后的期望，记者等着也许是噩耗的消息。难道这有错吗?难道记者们都是不怀好意地等着“死亡头条”吗?假如姚贝娜“奇迹般醒来”的喜讯传来，他们不也一样欣喜若狂地报道吗?难道，“报死讯”，就是秃鹫；“报生讯”，就是喜鹊?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媒体记者以种种手段抢新闻，确实是非常辛苦。有没有在“等她死”的记者?肯定会有。

P4-5

涉足文艺批评及至文化批评，既关兴趣也关职业。上世纪80年代初我走出大学校门就供职上海文联，长期浸淫于文学艺术，继而又主编一份以文艺批评为主旨的杂志，必须对各个艺术门类说三道四。作为主编，不但需要“读懂”文艺家和批评家的思想观点，更有“升华”普适意义的专业要求。由“文艺”而“文化”，视野自然延伸。我属“杂学”型知识结构，自我要求是“学者型作家”，意即学术与创作均沾一点，然后“化合”一下，尽力争取思想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好在人文科学触类旁通，“杂学”的日积月累助益了我的文化批评。所以当《光明日报》诚邀开写“文化时评”，也就不揣冒昧斗胆应之。一路写来，不问收获；近日盘点，发现收成尚可观，挑挑拣拣，可成一集矣。

本书收录之短文，除刊于电影杂志的若干影评之外，盖源于《光明日报》和光明网的本人专栏文章。怎么又是“报”又是“网”呢?在此赘释几句。《光明日报》推崇“融媒体”概念，背景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对立碰撞转向融合依存。“报”与“网”和谐共舞比翼齐飞，大抵是他们的追求方向。由于传统媒体拥有新闻资源的垄断权以及言论尺度的把控权，虽然受到新媒体强烈冲击，“主流话语权”并未旁落。新形势下，像人民网、光明网这样的权威新媒体也在审时度势地与时俱进，常常会出现“新思维新语言”，隐约可看到“转型”的柔软身段。《光明日报》的“融媒体”思维，正是兼顾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它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而是两手并举。于是在操作层面，就给了我这样的作者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一方面，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能够第一时间在网上看到；另一方面，因“种种原因”未能见诸平媒的文章，又另开了一个通道，得以直接在网上发表。虽然底线相同，但尺度略宽。最重要的是，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也能完整发表，不致腰斩。

平媒的字数限制有时会“害意”，被腰斩之后的文章，外行看不出瑕疵，内行则能一眼瞥见文气的不顺和逻辑的粗疏。尤其如我之“酸儒”，未除文人自恋的通病，一旦发现自得的犀利警句、引申深意被阉割，就有点耿耿于怀。当然，很多时候编辑还是具备天衣无缝的手术本领，割肉放血，刀口密封。但有时或许版面过紧而原文偏长，斧削得就有点惨，读着自己的文字好生陌生，仿佛处处漏风。而自从光明网给了我个人专栏后，就不用担心“缺斤少两”了。“光明时评”首页还经常醒目高挂鄙人头像，激励之下，忍不住三天两头“技痒”，键盘飞敲，邮件飞奔，只为一个“爽”字——杀青传递若干分钟后，泱泱中央级党报的网络后台就完成了从内容审稿到技术上传的所有程序，啪，全球即时“直播”!故而，本书收录的篇幅略长的文章，多半是光明网的独家撰稿。短的，基本刊于《光明日报》上。

这儿说一说“时评”这种文体。老实说，起初我是对它不待见的，其文风讲究句句扣题，就像中学生命题作文，一定要弹无虚发枪枪命中，表达观点成了唯一需要，至于如何表达，特别是生动异趣的表达，似乎不在考虑之列。我这人好钻牛角尖，面对“遍地都是标题党”的情形，就心犹不甘地自省：别让时评把笔写臭了。习惯了命题作文，习惯了无一字不对题，关乎文采的一切都成了赘冗，借题发挥全都是“多余的话”，久入此彀，可就废了武功了。文章的妙处，往往就在“废话”与“水分”之中，优秀的杂文家，即便在“答某某某君”的无主题文章中，也能逮住要害。遂想，时评能不能和杂文“杂交”一下? “时评”倘若非得囿,于一事一议的窠臼而不能突破，如此路子走下去，必然剥夺读者的阅读乐趣。而“杂文”则不同，同样说理，因了文字的个性化，思想性搭车文学性，就会比较好看。我出版的杂文集，以及曾经在报刊上所开的杂文专栏，似乎还较受青睐；如今面对《光明日报》的“时评”约稿，我能不能用杂文笔法嫁接时评，写得至少不“面目可憎”呢?

细究之，杂文的主要功能就是时评功能，这种文体特别切合时效。鲁迅当年操练杂文，篇篇针砭时弊，那才是“时评”的典范与巅峰。杂文应是人格和性情的喷泉，字里行间，看得到码字人的身形、表情乃至心灵。既然世事任人评说，评说者发乎于声出乎于心，总会运用自己的语言，不用别人调教，必然个个不同，哪有千人一面千口一声的道理?这么想着，就有了自信和主见，文笔也就少了些许拘束。好在，《光明日报》编辑接到我的稿件后，经常用“好看”来褒奖和鼓励我，甚至还连续给我桂冠：“2013年光明网十大杰出评论员”和“2014年光明网十大资深评论员”(榜首)。桂冠满足一点凡俗虚荣心，不过还是觉得，有了“好看”二字，基本于愿足矣。心想，如果有一天，时评版面不再成为“标题党”，而是群雄逐鹿，渐渐脱颖出若干“疑似鲁迅”的大家，那就爽毙了。

不过按照自我要求，本书中的不少文字，因刊发时“主流阵地”的特殊要求，还是不够“好看好玩”。比起自己时评之外的杂文随笔，其文学性稍有逊色。聊可自慰的是，由于本书聚焦“文化批评”，更属意于话题和思想，所以即便“杂”得不够，可能读者看官也不至于苛求，而会更在意是否言之有物。希望这些“亦时评亦杂文”的拙作，有思想锋芒存焉，文字尚不枯燥，略具阅读快感。假如还能不速朽，更是上上大吉了。

一大堆文章，基本因事而写有感而发，共同特点是锁定“文艺”和“文化”，可谓之“文艺批评”或“文化批评”。不过在目录上倘若一通到底，不加分割，似乎有碍观瞻。那么分几块呢?苦思冥想，难有万全良策。目前的分成四辑，也只是大体分类，经不起严格推敲，只是让读者有一点“透透气”、“歇歇脚”的节奏感。此类短文，实在是哪里都可以读起的，“随便翻翻”，遇到合意题目，不妨驻目。

最后，对这些年帮助我、服务我的《光明日报》和光明网编辑诸同仁单三娅、钱建强、周龙、刘文嘉、章丽鏊深表谢意和敬意；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领导和编辑的错爱。没有你们的关爱，就没有《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

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