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他们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

《喂饱两匹马》为朱山坡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

《喂饱两匹马》为朱山坡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主要收录了《驴打滚》《我的叔叔于力》《喂饱两匹马》，鸟失踪》等作品。集中展示了朱山坡作为70后作家代表人物的创作实绩。

短篇小说：

 鸟失踪

 灵魂课

 陪夜的女人

 惊叫

 回头客

 爸爸，我们去哪里

 骑手的最后一战

中篇小说：

 驴打滚

 我的叔叔于力

 败坏母亲声誉的人

 跟范宏大告别

 喂饱两匹马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不过，隔久不到县城，父亲又会故态复萌，甚至失魂落魄似的，提着酒瓶，徘徊在赌场的周围，乞求谁借给他十元哪怕两元的赌资，更令母亲气愤的是，贵州女人经常上门索要父亲昨晚的嫖资……如果说要靠一只鸟才能拯救父亲的话，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忍痛割爱。还不等母亲开口，我便请父亲来一趟县城，让他把鸟带回乡下。但没说送给他，只是说：“爸，你把它带回乡下一段时间，跟更多的鸟在一起，让它更自由更开心一些。”父亲如获至宝，生怕我后悔，逃也似的带着鸟跑回乡下。从此以后的半年，他再也没和母亲吵过架，也没嫌她叨唠，更没提起过弥留之际的李家鹏，什么地方也不去，整天跟鸟在一起。乡亲们都说，自从有了那只鸟，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所有的恶习都离他而去，他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有一天早上，母亲气急败坏地闯进城来，撞开我的门，充满责备地质问我：“你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了?”我说刚换了号码。看母亲的样子是有大事发生。

“你爸彻底失踪了，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了。”母亲沮丧地说。

怎么能失踪了呢?父亲带鸟回去后，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变得安分守己，经常带着鸟笼在山林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有时候竟然在山里过夜，开始是一天、两天，后来是三四天不回家，但最多也就一个星期，他肯定要回家一趟，母亲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这一次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不回家，母亲和乡亲们去周边的山里寻找过，却不见他的踪影。都一个多月了，他怎么过啊，在山里头?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赶紧随母亲赶回到老家。乡亲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变成了一只八哥，跟着一群鸟飞了。”他们指着村后的群山和看不到尽头的树林：“你爸就在那里，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他了。”

父亲从我那里带回那只鸟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跋山涉水到高州的天堂山采回最好的花木重新编织了一只比原来大得多的鸟笼，用母亲的话说，那不是鸟笼，而是猪笼，大得可以装得下一头猪。后来的鸟笼子越来越大，一只鸟在里面显得空荡荡的，像一座巨大的宫殿里只住着一个人。父亲不愿意让鸟觉得孤单，开始是在鸟笼外逗鸟，有时逗呀逗呀就睡着了，他在打呼噜，鸟在歌唱。后来他做了一个更大更牢固的鸟笼，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座鸟巢，宽敞得鸟可以张开翅膀进行超低空飞翔。最后他自己也钻了进去，跟鸟睡在一起，早上起来他的脸上全是鸟粪。母亲无法忍受鸟粪的腥臭和对鸟毛过敏带来的痛苦，叫父亲滚远一点，彻底跟他分居了，除了每天提供两顿饭外，母亲对他的事情一概不管，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世界上应该还有父亲这样的一个人，但一个多月没见了，她才着急起来。P4-5

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

这恐怕与这代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有关。总体上，比较而言，“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至于“80后”作家，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他们出生时社会已经开始剧变，走向差异与破碎了。而“70后”这一代，刚好处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对于历史，他们的印象是若隐若无似是而非；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与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80年代的文学革命已经落幕了；面对现实，“80后”又横空出世，遭遇网络文学大行其道，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他们只能另辟蹊径展现他们的文学才能。因此，这一代的小说可以说一直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

当然，这样的分析或许只是一孔之见。事实上，“70后”作家们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各式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后，用“代际”概念来表达创作的差异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l生的概念，但要试图对之进行有效阐释时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和可能。

或许这样表达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记忆或类型是合适的：“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q隋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他们隐约或模糊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同时又不像“80后”那样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70后”作家曹寇说：“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①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50后”、“60后”的“历史共同体”，“70后”的“身份共同体”还是“80后”的“情感共同体”，他们都是“被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这个合理性并没有被充分证实。王安忆曾经说：“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人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如果是这样的话，“70后”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来的，现在的代际划分过二三十年后也将沦为子虚乌有。那时回头看现在，原来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后”作家个体的独立或分散状态，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学状态的缩影和写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统一的文学方向已不复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要特殊一些，这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2009年诺奖获奖者赫塔·米勒说，她的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类似的话还有许多作家说过，但是，这样正确的话对中国“70后”作家来说或许并不适用。普遍的看法也认为，“70后”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与文学变革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启蒙主义年代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同时，自80年代开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者是谁，可以肯

就在我们梳理“70后”创作成绩的时候，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评家张莉认为“70后”小说家的创作，是“在逃脱处落网”。她认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作家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十年来的创作景观——如果我们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强调‘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圣感、庄严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个人化，那么70后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礼赞以及越来越喜欢讨论个人书写趣味则应该被视作一个文学时代到来的必然结果。”①这一提醒并非惘然。整体看“70后”作家的创作，历史全面隐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切合了这代人的身份，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

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粱”的年代。到了应该登堂人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几乎还在镜子里，是一个“愿景”。中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后”和“60后”的一帮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或许这与作家的“抱负”有关，也许他们会说，去你们的狗屁“抱负”吧，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们就是要写局部、碎片、个人情境。那谁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想提及的一点就是，任何人想进入历史都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如同当代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记忆是必须要有“社会框架”的，否则就会产生奇怪的失忆症。或许这代人过于无序的经验书写，也是某种社会与历史失忆症的表现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又一轮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的文学与心路的轨迹。无论如何，这代作家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我们当下中国最典型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注视这代人文学实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关注当下的中国文学。

2014年2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