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夏目漱石著的《哥儿/林译经典》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形象鲜明。通篇如坂上走丸，一气流注，而寓庄于谐，妙趣横生，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实为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由夏目漱石著的《哥儿/林译经典》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寓庄于谐，妙趣横生。

正文

一　　我是个天生的冒失鬼，从小就总是吃亏。上小学时，曾从二楼教室一跃而下，摔伤了腰，痛了一个星期。也许有人问，何苦如此胡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理由：我从新建好的二层楼上探头下望，一个同学开玩笑，说我再逞能也不敢从上边跳下来，还大声起哄笑我是胆小鬼，仅此而已。事后工友背我回家，父亲瞪起眼睛，说：哪有你这种家伙，从二楼跳还能摔坏腰！好，我说，下次跳个不摔腰的给你看。　　我从一个亲戚手里得了把进口小刀，把光闪闪的刀刃冲着太阳晃给同学看，其中一个说：亮倒是亮，只怕切不了东西。笑话！我应声答道，没有不能切的！对方随即提出：那就切你的手指好了。手指？这还不容易，你看着！我对着大拇指斜切下去。幸好刀小，指骨又硬，大拇指至今还连在手上，只是那伤疤此生此世算消不掉了。　　往院子东边走二十步，尽头偏南有一小块菜园，正中长着一棵栗树，结着对我来说简直是命根子的栗子。栗子熟时，我一早爬起来就跑出厨房后门，拾来那些掉在地上的，带到学校受用。菜园西端连着一家叫“山城屋”的当铺，当铺老板有个儿子叫勘太郎，十三四岁。不用说，这家伙是个胆小鬼。人虽胆小，却偏要跳过方格篱笆，到这边偷栗子。一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后，终于逮住了勘太郎。这家伙见无路可逃，恶狠狠猛扑过来。他比我大两岁，胆子虽小，可力气蛮大。将那颗肥肥大大的脑袋，一头顶住我的胸口，步步加劲。不巧那脑袋一偏，竟溜进了我的袖口，害得我手在里边派不上用场，乱挥乱抡起来。勘太郎在袖口中的脑袋，便随之左右摇摆。最后忍耐不住，在袖筒里一口咬住我的手腕，痛得我一股劲把他推到篱笆墙根，一个扫堂腿，绊他个跟头。“山城屋”的院子比菜园低有六尺，那勘太郎把方格篱笆压倒半边，“扑通”一声，大头朝下栽到他自家领地去了。这当儿，我的一只夹袄袖也不翼而飞，手一下子自如起来。当晚，母亲到“山城屋”道歉，顺便把袖子带了回来。　　此外我还干了不少坏事。一次，领着木匠兼公和鱼店的阿角，把茂作家的胡萝卜苗圃毁坏了。当时芽尚未出齐，铺着一层草。我们三人在上边整整摔了大半天跤，芽苗给踩得一塌糊涂。还有一次把古川家菜地里的井填上了，结果闯了大祸。按通常做法，本应拿根粗大的孟宗竹，掏空竹节，深深插入井内，把水引出，浇灌附近的菜地。但当时我不晓得个中奥妙，只管将石头、棍棒投入井内，塞得满满的，见水再也出不来了，才回家吃饭。刚端起饭碗，古川满脸涨红，叫骂而来。记得好像赔钱了事。　　父亲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母亲一味偏向哥哥。哥哥脸皮白得出奇，喜欢模仿舞台上旦角的动作。父亲一瞥见我，张口就骂我一辈子也出息不了。母亲也说我胡作非为，日后不叫人省心。事实也真是这样：我没出息，也没叫人省心，只差没进班房。　　母亲病死前两三天，我在厨房翻跟头，给锅台磕了肋骨，痛不可耐。母亲大为恼火，说再也不想见我这种人，我便跑到亲戚家去了。不想竟传来了母亲的死讯。我没料到母亲死得这么快，早知病成这样，也该老实一点才是。我一路后悔，赶回家里。刚一进屋，那混账哥哥劈头一句，说我不知孝顺，母亲是因为我才早死的。我又气又恨，上去给他一记耳光，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　　母亲死后，我和父兄三人度日。父亲整天无所事事，见面就说我不行，直成了口头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到底什么不行，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老子。哥哥声称要当什么企业家，抓住英语不放。他原本就是女人脾性，加上狡猾，两人关系很僵，差不多十天就吵一次。一次下棋时，他卑鄙地设一伏子，堵住我老将的去路，见我发窘，便笑嘻嘻地冷嘲热讽。我一气之下，将手中的“车”朝他眉间掷去，打得他眉间开裂出血。他向父亲告了我一状，父亲便宣称要同我断绝父子关系。　　于是，我只好横下心，静等被扫地出门。这时候，一个在我家干了十年的叫阿清的女佣，哭着替我向父亲求情，父亲才好歹息怒。可我并没因此惧怕父亲，反而对阿清的举动大为不忍。听说这女佣本来出身名门，明治维新时家境衰微，才落到为人做佣的地步，此时已经是老婆婆了。不知什么因缘，这阿婆十分疼爱我。母亲死前三天放弃了我，父亲一年到头看不上我，街坊邻居指脊梁骨叫我混世魔王，然而这阿婆却对我百般疼爱。我自知自己压根儿不是讨人喜欢的人，因此对遭人白眼早已不放在心上，而对阿婆这番亲热，反倒莫名其妙。没人时，阿婆几次在厨房里夸我为人正直，品性难得。但我不晓得阿婆话里的含义。心想，若是品性难得，其他人也该对我和善一点才是。每当阿婆提起这话，我差不多总是顶她：我不要听这个！于是阿婆愈发笑容满面地盯着我的脸，迭声说道：这才是，这就叫作品性难得。那神情，似乎在炫耀我是她制造出来的一件产品，叫人心里有些不悦。　　母亲去世后，阿清婆对我更加疼爱起来。我每每以小孩之心揣度受此厚爱的原因，但不得其解，心中暗想：讨厌，多事！又觉得她可怜。但阿婆仍然喜爱我，不时用自己的零用钱买豆沙糕、梅花煎饼给我。寒冷的夜晚，悄悄买好荞面，做成面汤，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我枕边。有时还买来砂锅面条。不光吃的，还有袜子，有铅笔，有练习簿，后来有一次竟借给我三元钱。我并没向她开口，而她拿钱走进房间：“没零花钱不方便吧？”说着把钱塞进我手里。我当然摇头不要，她非叫我拿着不可，我便收了下来。其实我高兴得要死，把三元钱塞进小钱包，揣到怀里，转身去上厕所，不料一下子掉到便池里去了。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跟阿婆实话实说。阿婆立即找来一根竹竿，说给我捞上来。不大工夫，井台传来“哗哗”的水声。跑去一看，见她正用竹竿尖挑着钱包，用水冲洗。之后打开钱包，里面的三张整元纸币已经变成茶青色，图案模糊不清了。阿婆用火烤干，递给我说：“这回行了吧？”我嗅了嗅：“呀，臭。”“那么再给我，给你换来。”不知她去哪里搞了什么名堂，换成了三枚银币。我忘记这三元钱干什么用了，口称马上还而没还。如今即使想还以十倍，也无法做到了。　　阿婆给我东西，每次都趁哥哥不在的时候。我说：“这哪好，不要！”我最不喜欢瞒着别人独占便宜。虽说同哥哥合不来，也不想瞒着他拿阿婆的糕点和彩色铅笔。一次我问阿清婆：“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不给哥哥呢？”阿婆一本正经地说：“不用管哥哥，他有爸爸给。”这不公平。父亲虽然固执，但并非那种偏心眼的人。可在阿婆眼里却不是这样，全是她太疼爱我的缘故。尽管她过去是有身份的，但毕竟没受过教育，叫人毫无办法。偏心无药可医。这还不算，她还认定我准能出人头地，而断言哥哥只是脸皮白，成不了大器。遇上这样的阿婆，真令人头疼。在她眼里，自己中意的人一定升官发财，而讨厌的人保准一无所成。本来那时我并没有当官做事的打算，但经不住阿婆再三鼓吹，便也自命不凡起来。现在想来，实在好笑。一次我问阿婆，自己能当上什么，不料她也好像没认真想过，只是说，肯定出入有车坐，住宅有威风的大门。　　从这以后，阿婆便打算等我自立门户后随我住在一起，几次求我务必收留她才好。我也模糊觉得自己可能会拥有住宅，便随口答应下来。不想这阿婆想象力强得很，什么你喜欢哪里，街如何啦，什么院子里要挂个秋千、洋房一间足够啦，只管自作主张，一厢情愿。那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要什么房子，每次都回答阿婆：“管它洋房日本房，我才不稀罕呢？”结果她又夸我不贪财，心地干净。反正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少不了夸奖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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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夏目漱石和他的作品

林少华

除了对职业教师，日本人一般不以“先生”称呼别人，对文学家也是这样。但对夏目漱石是个例外，习惯上称为“漱石先生”，大约同我们中国人习惯上称鲁迅为“鲁迅先生”相若。较之客气，这里边显然含有尊之为师的敬意。实际上，夏目漱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同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但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不仅《鲁迅全集》被一篇不少地译成了日文，《故乡》还被收入了日本中学“国语”(语文)教科书——不知道鲁迅先生的日本人估计占不到多数。但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然个中原因多多，很难单纯比较)。人们或许知晓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知道漱石的，除了大学中文、外文系师生和文学爱好者，恐怕成不了阵势。

然而毫无疑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他活跃的20世纪初期(明治与大正之交)，日本文坛可谓群星灿烂。就小说家来说就有森鸥外、岛崎藤村(亦是诗人)、田山花袋、正宗白鸟、永井荷风等人。但作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说得夸张些，恐怕唯漱石一人而已。难怪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其头像赫然印在日本千元纸钞的正面，人们几乎无日不同这位大作家“打交道”。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年(庆应三年)生于江户(现东京)一小吏家庭，14岁入二松学舍系统学习“汉籍”(中国古籍)，浸润了东方美学观念和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日后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写“汉诗”(汉语古诗)是其终生爱好和精神寄托。“漱石”之名，即出自《晋书·孙楚传》中“漱石枕流”之句。21岁就读于第一高等中学本科，23岁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英文专业学习。其间因痛感东西方文学观的巨大差异而陷入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1895年赴爱媛县松山中学任教，为日后《哥儿》的创作积累了素材。翌年转去熊本县任高等中学讲师。1899年赴英国留学三年，学习英国文学和教学法。回国后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中学和东京帝大讲授英文，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我是猫》，并一举成名。1907年进入朝日新闻社任小说专栏作家，为《朝日新闻》写连载小说，一直笔耕不辍，直至1916年(大正五年)因胃溃疡去世。年仅49岁。

漱石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从38岁发表《我是猫》到49岁去世，也就是十年多一点时间，却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他步入文坛之时，自然主义文学已开始在日本流行，很快发展成为文坛主流。不过日本的自然主义不完全同于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缺乏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缺乏直面现实的凌厉气势，缺乏粗犷遒劲的如椽文笔，而大多囿于个人生活及其周边环境的狭小天地，乐此不疲地直接暴露其中阴暗丑恶的部位和不无龌龊的个人心理，开后来风靡文坛(直至今日)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先河。具有东西方高度文化素养的漱石从一开始便同自然主义文学背道而驰，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高度、更有责任感而又游刃有余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人生，同森鸥外一并被称为既反自然主义又有别于“耽美派”和“白桦派”的“高踏派”“余裕派”，是日本近代文学真正的确立者和一代文学翘楚。随着漱石1916年去世及其《明暗》的中途绝笔，日本近代文学也就落下了帷幕。

以行文风格和主要思想倾向划线，作品可分为明快、“外向”型和沉郁、“内向”型两类。前者集中于创作初期，以《我是猫》(1905)、《哥儿》(1906)为代表，旁及《草枕》(1906)和《虞美人草》(1907)。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主要从理性和伦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提出质疑和批评，犀利的笔锋直触“文明”的种种弊端和人世的般般丑恶。语言如风行水上，流畅明快；幽默如万泉自涌，酣畅淋漓；妙语随机生发，警句触目皆是，颇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势。后者则分布于创作中期和后期，主要作品有《三四郎》《其后》《门》(前期三部曲)和《彼岸过迄》《行人》《心》(后期三部曲)，以及绝笔之作《明暗》。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收回伸向社会的笔锋，转而指向人的内心，发掘近代人内心世界的不安、烦恼和苦闷，尤其注重剖析近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无奈与孤独，竭力寻觅超越“自我”、自私而委身于“天”的自在和谐之境(“则天去私”)，表现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执着、严肃的人生态度。

这里，从两类作品中各选了一部代表作。《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坦率正直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后同周围俗物展开的种种戏剧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鞭挞了卑鄙、权术和虚伪，赞美了正义、直率和纯真。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形象鲜明。通篇如坂上走丸，一气流注，而寓庄于谐，妙趣横生，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实为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心》则多少带有现今所说的推理色彩。“我”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接得“先生”一封长信(其时“先生”已不在人世)，信中讲述了“先生”在大学时代同朋友K一同爱上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儿。“先生”设计使K自杀，自己如愿以偿。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死。小说以徐缓沉静而又撼人心魄的笔致，描写了爱情与友情的碰撞、利己之心与道义之心的冲突，凸现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矛盾、怅惘、无助、无奈的精神世界，同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人生课题。这部长篇可以说是漱石最为引人入胜的作品，至今仍跻身于日本中学生最喜欢读的十部作品之列。说得极端一点，假如没有《哥儿》和《心》，漱石能否“活”到今天还真是个疑问。

日本小说家中，较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我更喜欢另外两个人：一个就是夏目漱石，一个是当代的村上春树。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北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漱石全集便读了一集又一集；而村上的小说，近年来则译了一本又一本。粗想之下，两人之间虽时隔八十余年，但确有若干共同点。一是态度的认真与坦诚。两人都认真对待人生和社会，不伪善，不矫情，不故弄玄虚，不掩饰自己。二是笔调的幽默与机警。一些作品都富于理性的、机智的、有教养的幽默感。外国有人称村上春树为“当代的夏目漱石”，想必主要着眼于这一点。三是描写对象大多都是都市里的小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以传达其孤独、无奈、充满失落感的心态见长，而且两人同样是游离于文坛主流而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作家。

正因为喜欢，多年来一直想以自己的笔将漱石一两篇代表作翻译出来。数年前承花城出版社好意，始遂夙愿；今日又蒙青岛出版社慨然再度付梓，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垂柳初绿迎春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