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异宾主编的《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是著名社会史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口述自传，以生动的笔调叙述了蔡教授自建国初期的学生时代开始学习、经历历次政治运动到北大学习工作12年，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盐城工厂劳动、后到南京大学，改革开放后积极开展社会史研究和国际交流活动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他治学、教书育人的历程。配有插图近百幅。

蔡少卿教授是中国顶尖的社会史家之一，对于那些有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他辉煌的学术生涯意义重大，堪称典范。因此，张异宾主编蔡少卿自述的《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这部信息宏富、引入入胜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份珍贵礼物。

第一章 早年求学之路 

 一、长江口的农家子弟 

 二、小学时代“大踏步向前” 

 三、抗战沦陷时期的记忆 

 四、大南中学的“试读生” 

 五、因为“通共”被捕 

第二章 亲历建国初的巨变 

 一、参与学校管理 

 二、抗美援朝运动 

 三、土地改革运动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 

 五、服从安排，留校工作 

第三章 北大十二年(上) 

 一、考进北大历史系 

 二、见证政治风雨 

 三、调查安源工运史 

 四、承担留学生工作 

 五、下放昌平农村 

第四章 北大十二年(下) 

 一、师徒“对号入座” 

 二、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 

 三、难忘恩师邵循正 

 四、翦伯赞、向达二师风范 

 五、参加顺义农村“四清” 

 六、“文革”初期的北大 

第五章 结缘南大 

 一、从盐城机床厂到南大 

 二、参与编辑《严复集》 

 三、整理点校《薛福成日记》 

 四、“文革”后期承担南大的外事接待 

 五、改革开放初期担任外国留学生工作 

 六、潜心培养研究生 

第六章 社会史研究五十载 

 一、涉足太平天国史研究 

 二、构建秘密社会史研究体系 

 三、系统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 

 四、推动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 

 五、破解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 

第七章 学术交流四大洲 

 一、美、加、日三国讲学 

 二、美国一年 

 三、西欧四国访问 

 四、两次访问澳洲 

 五、苏联解体前夕见闻 

 六、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七、推进中韩学术交流 

附录 

后记

我性格活跃，多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唱歌是我最早崭露头角之处。在一二年级时候，校里两位女音乐老师是从常熟城里来的一对姐妹，名叫朱明、朱英。她们的风琴弹得很好，上课的时候朱明老师经常把我叫到风琴旁，她弹琴我唱歌，给其他同学做示范，音乐考试的成绩也总是一百分。她非常喜欢我，对我说：“蔡少卿，你有一双亮月子眼睛和出色的嗓子，唱起来声音清脆、调子准确，总得一百分。”现在想起来，这与我从小跟着父兄放牛，经常在旷野里恣意放歌，练就了一副好嗓子有关。

除了唱歌，我的记忆力也很好，脑子反应很灵敏。国语课文熟读了几遍就能成篇背出来，九九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加减乘除算术题做得又快又好。在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同座位的是一个姓陆的同学，他家在镇上开布店，家底富庶殷实，可是读书不用功，不写家庭作业。为了抄我的算术作业，每天早晨他都要带一副大饼油条或两块方糕给我吃。我每天早上只能喝两碗粥，一个农村孩子很少吃大饼、油条、方糕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约定每天早一点到学校，他抄我昨天的算术作业，我在旁边把大饼、油条或方糕吃完。

从那时起，贫富家庭学生的生活悬殊我已见到不少。下雨天上学，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着胶鞋或用桐油油漆的高帮钉鞋，手中撑着深红色或黄色的油布伞，光鲜亮丽地走进教室来；而像我这样家庭一般的农村学生，头戴一顶斗笠或草帽，穿双破布鞋，还有的甚至光着脚，雨天里一路走到学校来，裤腿上沾满黄泥，脚上全浸湿，来到学校，一副狼狈样子。有时上午突然下起大雨，中午饭点时间富人家就派佣人带雨具来接孩子，有的还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学校给孩子吃。而我家父母都忙着，无暇照顾我，我只能在学校饿一顿，默默地看着别人的家长人来人往，自己的同学大快朵颐。小小年纪，我已体会过饥饿的难受。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的学习开始突飞猛进，在各项比赛中都能获得优异的名次。四年级那年，学校举办一次默字比赛，赛前语文老师让我和一位姓王的同学到黑板前去默字，为比赛做准备。这位同学很厉害，他父亲是北洋大学毕业，在上海任地方法院院长，因抗日战争举家回到合兴镇老家，他自身的成绩也很好，一直是我学习上的竞争对手。在这次模拟默字中，我默写的速度和准确性都超过他，老师就高兴地对我说：“蔡少卿，你很有希望在全校的比赛中获奖!”在全校正式比赛那天，规定默一百个字，我默对了九十九个，全校第一。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我的名次，给我发了三本练习本。在那个时代，对小学生而言这是很宝贵的奖励，也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受到表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让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六年级时参加全区的演讲比赛。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因为蒋介石多年来一直提倡“新生活运动”，我们的常熟县沙洲区政府举办了一次全区中心小学参加的国语演讲比赛活动，主题是“爱国卫生运动”。比赛有十多所中心小学参加，每校派出两名代表。我们合兴小学在六年级学生中选中了我，在五年级选了一名钱姓的学生作为参赛代表。在比赛之前，我俩严阵以待，紧锣密鼓地准备和训练。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床上跳下来，清醒清醒后就开始背诵讲演稿，并试着用普通话说出来。那时候的中小学里不像现在强制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方言，我们苏南的方言和标准国语又差得太多，所以说这个比赛不仅是个演讲技巧的问题，还有国语标准发音的挑战。我还听说吃生鸡蛋可以润嗓子，于是每天早饭前就央求妈妈，用热水将自己家下的一个鸡蛋烫成半生不熟的状态，吃下去。自行练习了一段时间后，语文老师先让我在班上面对同学做讲演，又提出改进的意见。到正式比赛前一周，学校便要我住到姓钱同学的家里，他的父母都是金陵大学毕业的，父亲是我们小学后面大南中学的语文老师，母亲的普通话说得很好，每天上学前后由钱妈妈来指导和训练我们的讲演。

五月中旬正式竞赛的那天，校长和几位老师用自行车载着我俩从合兴镇到西港镇(西港镇是沙洲区政府的治所)区政府的礼堂。

P4-5

蔡少卿教授是中国顶尖的社会史家之一，对于那些有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他辉煌的学术生涯意义重大，堪称典范。因此，蔡先生孜孜不辍撰就这部信息宏富、引入入胜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份珍贵礼物。和蔡师的其他弟子一样，我与先生有过多年的密切交往，从中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但是今天，有了这部回忆录，那些与先生素昧平生的人也能从他的学识和经验中获得教益了。

我认识蔡少卿教授已经快36年了。第一次相识是在1979年秋，其时我刚到南京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两国恢复学术交流的第一年，并且令人高兴的是，作为华盛顿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我有机会在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南京大学周到地为我安排了两位博学而得力的导师：一位是蔡少卿教授，指导我研究秘密社会；另一位是茅家琦教授，指导我研究太平天国运动。

刚到南京不久，蔡先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和他的夫人潘老师，多次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在无拘无束的聊天中渡过了许多个美妙的傍晚。那时候在中国，外国人还较少被邀请到私人家里去，因而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非常羡慕我有这种机会，能在这些愉快的场合与蔡先生及其家人进行非正式的交往。

在我们的友谊中，蔡先生当然没有忽略学术的方面。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及其与农民运动关系的有用资料。他将自己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手抄来的资料与我分享。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为我找来了一套关于民国时期白朗起义的资料，当时这套资料还未公开出版。他还为我解释中国学者之间的一些争论，比如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哥老会、白莲教，以及晚清和民国时期其他秘密结社和秘密教门。

南京大学访学一年，给我留下了许多强烈而有趣的记忆，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恐怕还是1980年春我与蔡先生同去安徽淮北的那次田野调查。1978年我在密歇根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淮北的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但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美国学生还不可能访问中国大陆，因而我的研究是在台北(利用明清档案、国民党档案和调查统计局档案)和东京(东洋文库和东京大学)进行的。几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有机会访问自己论文所关注的皖北地区。这一梦想在1980年变成了现实，因为蔡先生非常慷慨，同意陪我去淮北作一次实地调查。那次访问的地方当中，蚌埠、涡阳和蒙城还未正式对外国人开放。在蚌埠，我们访问了治淮委员会的官员，了解水利给皖北乡村带来的变迁。在蒙城和涡阳，我们访问了农民和当地的史学工作者，了解有关该地区自19世纪中叶捻军起义直至民国时期的民变传统。我们还欣赏了地方戏剧演出，以便对该地区的大众文化获得更清晰的感觉。由于当地大多数农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我们那次访问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兴趣。有好几次，我和蔡先生不得不从众多围观者中夺路而“逃”。

在整个行程中，蔡先生都是研究和旅行方面的极好搭档。我无法向当地人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他便接过话头，将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白。有时候，当地的被访者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蔡先生便鼓励他们，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友好。他尽量使我弄懂所讨论的内容，为我指点许多有趣的沿途景点。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哪位老师比他更细心、更周到了。几年以后，蔡先生再度陪我去皖北时，这种感觉依然一样一一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去的是凤阳县，调查当地新近实施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我来说，能够观察中国乡村的局部地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外国人还无法轻易访问这些地区，它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地区确实非常贫困，但它们非常自豪于以往的历史一一作为改革开放的破晓阶段，并为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而激动。

我与蔡先生的友谊基础，不仅仅是我们在中国的许多讨论和旅行，还包括他在鲁氏基金会资助下，在华盛顿大学渡过的一年时光(当时我还在该校任教)。这一年里，蔡先生选修了几门课程(包括我开设的一门关于农民政治的课程)，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借助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他还周游美国，在各个中国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并且一一或许也是他最难忘的一一品味了一阵美国田园生活。通过这次以及随后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多次访问，蔡先生为他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们带回来了许多信息，使他们得以了解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他将中国和外国学术传统中的精华结合起来，把南京大学的社会史学科建成了著名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出版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高度声望。

蔡先生自己的研究，由于开创性地运用了原始档案和其他档案材料，视野非常开阔(跨越了几个世纪，涉及秘密社会、民间宗教、农民起义、劳工运动、土匪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史上的其他许多重大问题)，分析熟练而富有新意，自然闻名于国内外。但与一些闭门造车式的学者不同，他非常乐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这些年来，我自己(关于中国劳工运动和农民起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离不开他在资料和阐释上耐心而睿智的指导。蔡先生的鼓励，不断燃起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热情。有蔡先生这样一位良师和老友，是我莫大的幸运．

我把最近出版的著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题献给于建嵘教授和蔡先生。在合作研究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我和于教授一道前往南京拜访蔡先生，就他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研究安源的情况进行了访谈。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从我1979年第一次见到蔡先生，到这次南京之行，已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但在和他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仍能感受到跟当年一样的知识亢奋和人格魅力。蔡先生异常清晰而又热情洋溢地回忆了他本人在安源煤矿进行的田野工作，以及在北京对李立三和其他安源工运参与者的访谈。

如回忆录中所说，蔡先生多年来一直鼓励我研究安源，把它作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案例，去探讨秘密社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有机会在这本书的献辞中向他致敬，以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对我学术生涯的巨大帮助，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知道，我是在代表许许多多的学者一一中国的和外国的一一对蔡少卿教授多年来始终如一的谆谆教导表达由衷的谢意。蔡先生将自己作为社会史家的一生编为史册，令后世也能从他的经历和榜样中得到恩泽，这是值得我们庆贺与感激的。

2014年初夏，南大历史系学生会主席黄柘淞带着两位同学，来我家要我写南京大学名家“口述历史”。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就回答他们，我不是什么名家，而且身体多病，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他们说，我们了解到您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认为如果以回忆录或者口述史方式整理出来，对青年学子很有启示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便推辞，只得答应试试看。最初，他们搞了两次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不太理想。因为我的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建国后的各种运动，时过境迁已久，许多事情需要仔细回想，用精确的语言文字才能表达清楚。有些事情，对90后的大学生来说，不但生疏，而且不易理解。于是我就决定，按照提纲，一段一段地手写出来，由黄柘淞打印成稿。我带着病痛，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这部20余万字的回忆录。在写作的过程中，黄柘淞不仅及时将我写成的材料打印出来，而且帮我搜寻了不少数据资料。由于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匆匆将我的回忆录作了初步整理，去年6月底就离开了南大。此后，这部初稿由我的三位博士弟子李恭忠、李里峰、王运来进一步加以整理修改。首先由李恭忠对全稿的章节目作了大幅度调整，并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再由我与他们三位一起讨论定稿。然后打印成册，分送校、系领导和部分学者征求意见。校、系领导不仅对文稿的内容表示肯定，而且为它的出版提供了资助。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尤其是责任编辑胡豪同志。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蔡少卿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南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