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魂魄在，浩然正气万古存。雨花先烈的英雄事迹，是中共党史长卷中极其英勇悲壮的一章，雨花英烈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构建起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铭记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雨花英烈精神放射出来的绚丽光芒，将穿透历史，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道路。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为100名雨花台烈士作传，原则上一人一传，独立成书。在此期间，烈士的亲属亲友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照片及线索，使传记更加丰富翔实、真实可信。

赵瑱著的《陈君起传》为其中一册。

陈君起作为中共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她的思想演变和人生经历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更凸显出女性在探索个人独立和社会解放道路中的坚定信仰和顽强意志，映射出一代先驱在中国革命征程中不屈不挠的光辉事迹和伟岸身影。

打开赵瑱著的《陈君起传》，让我们沿着陈君起的足迹，看看这样一位女革命者，是如何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刺破封建的桎梏，在黑暗中寻觅突围的方向，迸发出响彻时代的强音。

引子

第一章 故乡印记

 南翔风云

 窈窕“淑女”

第二章 青春轨迹

 逃离封建婚姻

 务本求学

 社会新女性

第三章 婚姻生活

 自由婚姻

 封建窠臼

 觉醒出走

第四章 迈入革命

 困境中的母子

 从新女性到革命者

 居安里20号

第五章 社会活动

 筹建南京妇女问题研究会

 声援上海五卅运动

 参与和记洋行罢工

 高朋满座筑革命情谊

 中山陵奠基典礼事件

第六章 初经牢狱

 第一次被捕

 母子分离

第七章 生死诀别

 再次被捕

 别语匆匆

 四月离殇

尾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基于男性群体的特殊审美趣味与畸形欲望，“淑女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发展，衍生了强迫守寡、烈女殉节、缠足、冥婚等陈风陋习。未婚少女要忍受缠足这种灭绝天伦的畸形方式，而这种方式“成为中国妇女成为玩物的象征和失去人格的表现”，它使女性身心深受毒害，从此更是从行动上将他们牢牢束缚于闺阁绣榻之中。“至于权力圈限，去筐笥数十步即不敢闻问，出门半里了不辨方向，世间普通情事，说之犹多茫昧。此非其生而愚也，金闺深邃，绣阍寂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别嫌明微而智识之隔绝者多矣。”她们的日常生活始终围绕着“妇道”“女红”“女容”“持家”，庸庸碌碌地囚禁于从属而卑微的堂屋之内，湮灭在时代洪流之中。

陈君起出生于1885年农历四月初七，成长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满清王朝在固步自封中苟延残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领域陷人层层危机，而以封建宗教伦理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态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东学西渐，百日维新，一批具有时代眼光的中国人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开始正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并通过实际行动，为解放女性而大声疾呼。在他们的眼中，妇女们解除了缠足的束缚，并获得了一定的现代知识和文化，就能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占整个人口一半的女性群体就不再是依附于男性的“分利者”，而是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生利者”，国富民强的前景也就有望实现了。

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率先对传统积弊“缠足”展开了激烈的讨伐。戊戌变法期间，他们以《时务报》等报刊为阵地，鼓吹改善女性生存地位，将废除缠足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国家公共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性被刻意凸显。1898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发起成立上海不缠足会，宣布以上海为全国的总会，号召各地成立分会。同年7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之中，殷切陈述了女子缠足的种种惨状：“乃乳哺甫离，髫发未燥，筋肉未长，骨节未坚，而横絷弱足，严与裹缠，三尺之布，七尺之带，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挛霊霊，蹋地香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药水，日夕熏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务令屈而不伸，纤而不壮，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并列举了应该废除缠足的种种理由，从国家、民族、人类的角度，翔实论证了缠足的危害：“如此，则风行草堰，恶俗自革，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加之西方传教士对于“天足会”的致力推动，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趋势。

在这种社会思潮背景影响下，加之担任过京官的经历，让陈巽倩沾染了些许与时俱进的气息。他并未让自己的女儿缠足，使得陈氏姐妹得以解放天性，不必忍受伤筋挫骨的疼痛和后半生的囚徒般生涯。她们拥有了健全的身体和自主的行动能力。

陈巽倩还将女儿送进了私塾，接受文化教育和熏陶。他这样做并非以提升子女文化水平、丰富思想底蕴为出发点，也不期望女儿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或者培养其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只不过是想彰显家族的烜赫，将女儿培养成“高贵的淑女”，从而为一桩显达的婚姻添加筹码，延续家族荣光，这对自家门第、声望的维系和晋升而言是一种稳妥的投资。

这在当时的社会并非个例。不少家长送自己的女儿去接受启蒙教育。如出生于南京官宦之家的女子蔡苏娟（1890－－1984）回忆：“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到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我的父亲为儿子们请了两位男老师，为女儿们请了两位女老师，一位教音乐，一位教女红。父亲还想让我们通晓中国历史，于是特地请了两位讲历史的先生教我们。”说明至晚清时期，在拥有一定物质条件的家庭中，女子接受教育已然是比较普遍了。

但此时的女子教育更多的是被纳入家庭教育的范畴，根本宗旨仍不脱旧式传统烙印：“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对于女子教育的目标，家长们持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开明之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充实文化跟上时代步伐；但也有从女儿婚嫁考虑，希望通过女儿受教育提高其身价，找到条件更好的夫家。当时较为新派的官绅家庭多会要求未来的媳妇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陈巽倩这样做，不啻为一种“赶时髦”的做法。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陈君起的姐姐在他的培养之下，顺利地嫁给了上海的一户富裕家庭子弟，双方有着门当户对的先决条件。而在父亲眼中，陈君起也会有同样的人生路线。

P10－12

1927年，刚度过严寒冬季的南京，并未立即迎来温暖和煦的春天。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席卷东南半壁河山，北伐军一路高奏凯歌，以破竹之势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挺进。孙传芳为巩固阵地，在南京四处戒严搜捕。一时，南京城内岗哨林立，暗探密布。然而，这却未能阻挡他节节溃败的步伐。3月24日，南京光复。

国民革命的浪潮波涛汹涌，而阵营内部的阶级分化却在暗中加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扩张军事实力的同时，加紧了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联系，摩拳擦掌，酝酿着伺机与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集团的决裂。

在利益和野心的驱使下，国民党右派磨刀霍霍，悄然叩开了对革命者的血腥杀伐之门。

4月10日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和各革命团体负责人在南京市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会议，会场被市公安局侦悉。次日凌晨2时，侦缉队长赵笏臣带领便衣警察50余人破门而人，与会者除刘少猷越墙脱险外，陈君起与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张应春、文化震等10人当场被捕。

这是陈君起第二次被捕。上一次是六个月前，当时抓捕、囚禁她的还是孙传芳当局；而如今形势陡转，国民党右派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刽子手。

三天后，在一片朦胧夜色中，实施这次抓捕的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笏臣带着随从，驱车行至通济门外的九龙桥。他们下了车，随后从车上拖下几个沉甸甸的麻袋。只有他们知道，麻袋里装的并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已经丧失气息的生命。

在寂静的深夜中，桥下的秦淮河水静静地屏住了呼吸。只听数声“扑通”，几个麻袋被相继扔到了河水中，沉入河底。伴随着汽车离开的马达声，一切又恢复了静谧与沉默。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这次事件，也成为国民党右派四处武力“清党”、残忍毒杀革命者的前奏。

在同期牺牲的革命者中，陈君起是唯一的女性。作为中共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她的思想演变和人生经历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更凸显出女性在探索个人独立和社会解放道路中的坚定信仰和顽强意志，映射出一代先驱在中国革命征程中不屈不挠的光辉事迹和伟岸身影。

让我们沿着陈君起的足迹，看看这样一位女革命者，是如何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刺破封建的桎梏，在黑暗中寻觅突围的方向，迸发出响彻时代的强音。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考察江苏讲话精神和江苏省委要求，铭记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文化建设上新台阶，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统一安排，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等单位联合编纂《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陈君起传》是其中之一。

本人有幸担任了《陈君起传》的作者。从本书的资料收集到文稿的最终完成，不但使我对革命先驱在历史进程中的艰辛付出和慨然担当有了深切的认识，更使我心中充满了情感激荡和由衷感谢。

作为当代女性，在如今社会现实的挤压困顿中，难免陷入理想落差下的精神彷徨。而在近百年前，陈君起烈士便不甘于封建命运的压制，以自身的顽强和坚毅，冲破重重阻碍，不断奋勇追寻，将自我解放与女性解放、社会解放紧紧串联，奋而投身革命，成为理想和主义的践行者。这也砥砺着当下的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并将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陈君起传》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得到了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郭秀茹同志审读了全部书稿，并给予了细致、宝贵、专业的意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南京市档案局、上海嘉定区委党史研究室、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等单位给予的帮助；感谢曾见成女士参与了书稿的审阅和资料提供，并为书稿的修改倾注了诸多精力。感谢在写作期间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关爱的人。

由于本书写作时间紧迫，加之作者自身学问根底十分肤浅，因此在文稿内容、图片组织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到之处，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作者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