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之痛》是一本有关社会发展和变迁方面的社会学随笔，书中的文字，大多是作者陈映芳这些年来在研究、教学的日常生活中有所感有所思而陆续写下的，有一批曾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其他的先后发表在《南风窗》、《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经济观察报》、《中华读书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中国摄影》、《人民摄影报》等报刊上，还有几篇是他早期以笔名发表在日本中文报纸上的旧文。

陈映芳的《变中之痛》是一本有关社会发展和变迁方面的社会学随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社会观察、文化散论、城市评论、影像解读，涵盖我国的青年文化、城市化、城市新移民等问题，部分文章是对法国和日本社会的观察。

社会观察

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谜”

广场上的法兰西

一座没架成的桥

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

社会的风景(外五则)

“羞辱”：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学的政治——张鸣事件的几个关键词

十月里，想起了谢烨

追思张刚

可疑的80后政治意识

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娇宠心理与青年文化的孩童化倾向

“学生负担”背后的观念与制度的问题

也说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和“心理问题”

“好孩子”、“好学生”的过度角色化与反社会倾向

 ——大学生伤害动物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预警

年轻人怎么了?——“奥姆事件”的观察与思考

文化散论

回到日常经验、说出自己的感受 

“但是它们是有意义的”

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和隐蔽的

想说的和想听的

语际的陷阱

他们的选择

沉重的国际婚姻

沉默是金?

八月有感——关于日本人的罪感

记忆与历史

“雅子报道”的意味解读

城市评论

“市民”与城市社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小菜场背后的城市逻辑

关于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前中国城市的居住生活安全问题

“蜗居”困境的原因何在?

中国的居住生活危机与社会风险

“第二套住房”是个什么问题?

我对建英学校事件的几点看法

关于“城市准入制度”提案不能不说的一些话

影像解读

变中之痛

影像中的民间文化——姜健的《主人》

张新民的《流坑》

视觉记录与影像选择——我看张新民的《包围城市》

照片中的“上海” 

都市化与80年代以来的都市摄影

照片中的“中国”

后记

“好孩子"、“好学生”的过度角色化与反社会倾向

——大学生伤害动物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预警

在有关大学生残害黑熊事件的广泛讨论中，反响的激烈程度以及人们表现出来的普遍困惑事实上反映了一般社会对“好孩子”、“好学生”越轨这样一种现象缺乏预想。首先人们对事件当事人作为问题青年的类型难以接受：他是清华高才生，而不是一个“差生”或街头少年。其次人们对他的问题行动的类型难以理解：他不是偷盗、打架，而是虐待动物。虽然不少人提到了这位学生的家庭状况、心理素质等问题，但人们对于“好孩子”、“好学生”越轨的内在逻辑显然缺乏相应的认知。

笔者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好孩子”、“好学生”越轨并不是偶然的，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好孩子”、“好学生”的过度角色化是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社会需要对类似的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作必要的预想和应对准备。

“好孩子”、“好学生”的越轨

历来，当人们讲到青少年问题时，通常是指那些不符合社会期待的问题少年、问题青年以及他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问题行动。而在人们的经验常识中，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往往是那些父母管教不严的调皮孩子或学校里的“差生”，这样的孩子多出自“问题家庭”或贫困阶层、贫困社区。在这次刘海洋事件的议论中，不少人依然是从这样的视角去寻找问题根源的，刘海洋的单亲家庭背景和家庭经济困难似乎印证了这其中的相关。

与此同时，不少人注意到了家长的高期待和学校应试教育的问题，这样的分析延续了近年来对一系列青少年问题的分析框架：中国父母的“望子成龙”心态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学校教育模式已经影响到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中学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令人堪忧。

但事到如今，我们需要将青少年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放到社会的层面来思考：中国这些年新出现的一些青少年问题的类型，与中国社会的变动之间，到底存在些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偶然且特殊的(“个别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无可避免的(“普遍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问题”)?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则不难注意到，在一些发达国家，“好孩子”、“好学生”越轨这样一种现象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去年12月的美国《人物》杂志曾专门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才生们的种种问题行动。这所名牌大学中集中的是美国社会中那些家庭条件优越、聪明好学、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学生，但这所学校居高不下的学生自杀率成了一个困扰校方的大问题。在日本，这些年来，“好孩子”、“好学生”的恶性犯罪现象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严重社会问题：一些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们成了反社会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的骨干。而一系列令社会震骇的杀人案的罪犯是平时大人眼中全无异样的乖孩子。

事实上，青少年越轨现象的类型转变已经成为各国青少年问题及学校教育问题研究者们的一个新课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欧盟等其他一些国际性组织已经就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国际调查和共同研究。有着共通之处的真正问题在于，今天许多青少年越轨现象的特征与历来人们所认为的“问题少年”、”问题青年”及其“问题家庭”很少关联。日本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相对于历来的青少年问题，近年来出现的越轨青少年在“问题行动的特征”、“对问题行动的认识”、“学校生活的状况”、“家庭状况”、“交友关系”、“前科记录”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正在于，如今的越轨学生往往是平时表现乖巧、成绩不错、热心于各项活动、对外在评价非常敏感、家庭条件不错且父母重视教育、表面上也不缺少朋友、以前也没做过坏事的学生们(参见日本“关于儿童学生的问题行动等的调查研究协作者会议”1998年3月调查研究报告)。问题的隐蔽性、突发性成了今天人们预防青少年越轨的最大难点。

“好孩子”、“好学生”的过度角色化

显然，仅仅从问题少年、问题青年的个人环境着手去寻找因果关联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的结构变迁和人的社会化需要出发来重新思考有关“好孩子”、“好学生”的问题。

首先需要对“社会化”和“角色化”两个概念的意义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所谓“社会化”，是指人从自然人到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大致包括文化的内化、人格的发展以及角色的学习，应该说，它的主要指向是人的需要，即个人进入社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个人心理发展的需要。而其中的“角色化”的主要指向，则是社会的。社会角色所包含的，主要是社会的期待及其制度的规定，这些期待与规定在孩子的角色化过程中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角色扮演者可能会拒斥或修改角色意义，但孩子通常只能是角色意义的被动的接受者。

当人们称赞一个孩子为“好孩子”时，既可能是社会化意义上的评价，也可能是角色化意义上的评价。前者可能是指孩子是一个身心发展健康的孩子，后者则更可能是指孩子模范地顺应了社会的规范要求(譬如听话、学习认真等)。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检视现实社会中获得评价的“好孩子”、“好学生”，则我们或许可以较多地发现：那些越轨的“好孩子”、“好学生”曾经获得的好的评价较多的正是角色化意义上的，他们或者是顺应、服从父母意志的“乖孩子”，或者是学校里遵守纪律、成绩出众的“优等生”。  ……

P103-105

这本书中的文字，大多是我这些年来在研究、教学的日常生活中有所感有所思而陆续写下的，有一批曾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其他的先后发表在《南风窗》、《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经济观察报》、《中华读书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中国摄影》、《人民摄影报》等报刊上，还有几篇是我早期以笔名发表在日本中文报纸上的旧文。此外，书中也有几篇是我发表在学术刊物或报纸理论版上的学术性文字和专题演讲稿，另有几篇是我在《当代文化研究网》的公共论坛中的讨论发言。

学术生活有枯草的一面，但社会学却给了研究者打量现实世界的理由和机会。这样的比较随意的写作，可以让人对受到坚硬规范压迫的论文写作稍稍作出些对抗的姿态，有时甚至还可以顺带圆一点年青时代的文学梦想。不过，在学术文字之外，面对公众，如何去表达个人对社会、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就我而言，始终还是个不得要领的问题。现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家人、朋友和学生们的鼓励，更有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的无私支持。我在这儿所以要加上这么个“后记”，就是要想对他／她们说一声：谢谢!

陈映芳

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