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史景迁作品)(精)》全景展现大航海时代初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16、17世纪是中国和欧洲分道而驰的关键时期:欧洲开始进入大航海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也慢慢露出端倪,中国则处在明代后期,背负着巨大的帝国遗产,对周遭的变化浑然不觉。利玛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寻找沟通和调试中西文化的道路。
利玛窦的心灵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在本书中,作者史景迁利用书信、档案、著作,描摹出一个有血有肉、鲜活饱满的利玛窦,尤其表现出他身处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对家乡师友的想念,并依靠对信仰的坚持,从现实的困惑中突围。
历史写作的杰出典范。很少有学者能将学术研究和写作技巧结合起来,更不用说像史景迁运用得如此巧妙。史景迁用八个记忆碎片串联起利玛窦的一生,并描绘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完整图景,这种强大的联想、构思、写作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史景迁作品)(精)》由史景迁著。在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利玛窦试图用记忆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改变这个陌生的文化。中国人跟随他穿过大厅,欣赏图画,步入记忆宫殿的深处,走向十字架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神学象征。
利玛窦有八个记忆碎片奇迹般留传至今,四个汉字和四幅圣经故事画,正是通过这些偶然的遗存,史景迁巧妙地搭建起了两个伟大文明相互交汇的完整图景,我们也得以进入利玛窦营造的记忆宫殿,看他在未知的世界里,时而坚定,时而茫然。
第一章 建造宫殿
1596年,利玛窦教授中国人建造记忆宫殿之法,他告诉人们,这个宫殿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希望记住多少东西:最有雄心的营建将由几百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建筑构成。利玛窦说,“多多益善”,但又补充道,一个人并无必要上手就建一座宏伟的宫殿,他可以造一些朴实的宫室,又或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建筑,诸如一座寺观、公府、客栈,或是商人会馆。倘若此人希望从更小规模着手,则可建一个客堂、亭阁或是书斋。要是他希望这个处所更为私密,则不妨设想亭阁之一角、寺庙里的神龛,甚至是衣柜和座榻之类的家用物件。
在总结这个记忆系统时,利玛窦说,这些宫殿、亭阁或座榻都是存留于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建构,而非由真实的材料造成的实在物体。这类记忆的处所有三种主要来源:其一,它们可能来自现实,即人们亲身所处之地,或亲眼所见并在记忆中回想起的物体;其二,也可能是完全出于虚构,随意想象,不论形状和大小;其三,它们可能半实半虚,比如一座人们熟悉的房屋,但设想在其后墙新开一扇门,以作通往新空间的捷径,又如在同一座房屋正中想象出一条楼梯,以循此登入并不存在的更高层级。
在脑海中构想出这些建筑的真正目的,是为无数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而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体。利玛窦写道,对每一样我们希望记住的东西,都应给予它一个形象,并给每个形象分配一个位置,使它能安然存放在那里,直到我们准备通过记忆的行动收回它。只有这些形象都各得其所,且我们能迅疾地记起它们的位置,整个记忆体系才能运作。鉴于此,为了便于记忆,显然最简单的办法是依靠那些真实的、我们了熟于心的处所。然而,按利玛窦所想,这也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正是通过不断增加形象以及存放形象之位置的数量才能增强我们的记忆。那么中国人将纠结于这个烦难的任务,即创造无数虚拟的场所,将实和虚的场所混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复习将其永铸于记忆之中,最终使那些虚拟的场所“与实有者可无殊焉”。
中国人可能会问,这套记忆法最初如何出现在世问。利玛窦早预料到这个问题,将西方古典传统总结了一下:此传统将这种通过严格定位法来训练记忆的主张,归之于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正如利玛窦所说(他尽可能提供了与诗人名字发音最接近的中文名):
古西诗伯西末泥德尝与亲友聚饮一室,宾主甚众,忽出户外,其堂随为迅风摧崩,饮众悉压而死,其尸齑粉,家人莫能辨识。西末泥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记而别之,因悟记法,口创此遗世焉。
按照其处所来记住事物的次序,这种方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发展成一套记忆学说。到利玛窦的时代,人们已用此方法将自己的世俗和宗教知识条理化。由于利玛窦自己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因此他期望,一旦中国人开始重视他的记忆能力,就会顺此向他问询西方宗教,正是后者使得此种奇事得以可能。
就为获得向中国士人听众展现这种记忆法的机会,利玛窦不远万里跋涉而来。他是意大利人,1552年出生在山城马切拉塔(Macerata)。1571年,利玛窦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一名初学修士,随即接受了神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在印度和澳门度过了五年见习岁月之后,他于1583年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事业。到1595年,他已熟习汉语,并居住在东部省份江西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繁华的南昌。在当年年底,利玛窦对驾驭新学语言已自信满满,用汉字写成了《交友论》,这是一本关于友谊的格言集,采自一些西方古典作家和基督教神父。他将这本书的手抄本献给了明朝皇室的建安王,这位亲王居住在南昌,经常邀请利玛窦来府邸参加酒宴。同时,利玛窦开始与当地中国士人讨论他的记忆理论,并向他们传授记忆技巧。翌年,他又用汉语写成了一本探讨记忆法的小书《西国记法》,对他构想的“记忆宫殿”做了描述。他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予江西巡抚陆万陔及他的三个儿子。
P7-9
写作这部书时,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前前后后,我曾经烦扰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许多同事,请教相关信息,而他们都欣然回答,使我受益匪浅。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希望他们能接受一并致谢的形式。同样,耶鲁大学惠特尼人文中心(Whitney Humanities Center)的同事们也助我良多,我在那里完成了本书初稿,在此感谢中心所有同事的指引和鼓励。
耶鲁其他系科的同事们,也给我许多建议,我尤其要感谢Herbert Marks,Wayne Meeks和Thomas Green,他们及时提出了一些后来证明非常关键的建议。我还要感谢Egbert HaverkampBegemann、Jennifer Kilian,他们帮我找到利玛窦给《程氏墨苑》的四幅插画,还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版画和相片部的同仁们,他们带我最终找到其中两幅的原版。感谢Leo Steinberg帮我翻译和解释,而我曾与Charles Boxer共进一顿难忘的午餐,他为我绘制了前往果阿和澳门的草图。
我还得感谢耶鲁大学下列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即拜内克(Beinecke)古籍善本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艺术图书馆以及史德林(Sterling)纪念图书馆,还有那些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以及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为我复制稀见史料的人,当然还要感谢马切拉塔市政图书馆(BibliotecaComunale)Aldo Adversi和Piero Corradini对我的重要帮助。
1983年初,我在加州洛斯加托斯(Los Gatos)的中国耶稣会史研究项目组访问过一个星期,极有收益,感谢项目主持人JosephCosta神父以及图书馆员Carrol O'Sullican神父的盛情接待。芝加哥的Theodore Foss、Michael Grace教友,以及耶稣会神父George Ganss、Christopher Spalatin、Peter Hu和William Spohn,他们都给我许多有用的建议。当然,不能不提友善地给我了多次建议的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神父。
在翻译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中文方面,我要特别感谢以下这些人的帮助,他们是:Carla Freccero、Claudia Brodsky、郑培凯、康乐、陈弱水、Sylvia Yti和余英时。有好些朋友先后阅读我的文稿,尽力辨认我那模糊而混乱的字迹,但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其中两位打字员,她们费力最多、耗时最长:Katrin van der Vaart和Elna Godburn分别录入了第一稿和第二稿。
利玛窦四个记忆形象的汉字,是由张充和女士特意为本书题写的,我要感谢她精湛的书法技艺和敏锐眼光。古根海姆纪念研究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ellowship)为本书基本计划的制订和最初的研究提供了时间保证,在此感谢基金的管理者。Michael Cooke、Malatesta神父和Jeanne Bloom阅读了本书的初稿,Harold Bloom、Robert Fitzgerald、Hans Frei和John Hollander阅读了第二稿,他们都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致以谢意。Elisabeth Sifton在本书写作的各个阶段都予以关心,并仔细阅读了前后两稿,这鼓励我不断努力。令我高兴的是,这本书铭刻着她的印记而最终问世。
翻译史景迁先生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本身就是一次旅行。四百多年前利玛窦梯航远来,踏上东方土地,二十几年间行旅中华万里河山。如今译者坐于灯下,但意念穿梭时空,温暖的山城马切拉塔、狂风肆虐的印度洋、南国旖旎、北海冰封,一幕幕闪现,这都有赖于史景迁先生笔下的魔力。作者以“记忆术”为引线,牵出的是一整幅十六、十七世纪东西方交流的宏阔图景。精彩的历史叙述,已能模糊“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线,加之利玛窦记忆术本身具有的神奇色彩,使这部著作愈发显得亦真亦幻、动人心魄。
几个世纪回转,当年种种,言辞交锋、挣扎与苦痛,仿佛都已散入历史的烟尘,但记忆本身——即使不凭借记忆术——却不会轻易泯灭。人类对于长久记忆的兴趣,几百年来并没有多少改变,不分东海西海,无论学者大众。若干年前,香港无线电视台(TVB)开播电视剧《读心神探》,出现在剧中桌头的一本《记忆宫殿》,又激起许多观众对西方记忆秘术的追捧。此中热闹,无论是利玛窦神父,还是史景迁先生,恐怕都无法料想。
《记忆宫殿》一书,之前仅在中国大陆就有两个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但旧有译本对书中引用的汉语文献大多未曾还原,故此番着手重译。原书中引到汉语文献,篇幅大多短小,尽管直接将其译为现代汉语,也能展现作者对原文献的翻译和理解,但未免无法贴近“历史现场”,故本书尽量给出原文。有几处系作者改写,则在译注中说明。为保持译本流畅简洁,对于西史人物,译者只随文附上原名,不再另外加注介绍。
翻译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郑培凯教授的信任,也感谢李天纲教授的推荐。在史景迁先生作品集中,本书篇幅并不算大,但译事耗时良久,自是因我惰懒之故,倍感愧疚。书中涉及多种语言资料,翻译过程中,幸亏有潘玮琳博士帮助。另外,王启元博士帮助查找了若干人名,复旦大学的马希玲和钱宇两位同学帮助录入了部分原稿,在此一并致以谢意。也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希哲编辑的辛勤工作。当然,译本若有错误之处,尽缘于本人力有不逮,亦望读者不吝指正。
章可
甲午年冬日于沪上
描写一个时代的著作大多局限在全球一隅,而史景迁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视野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成就了这本独具创造性、引人入胜的世界史研究著作。史景迁摆脱了利玛窦生平的编年限制,在十六世纪晚期的世界图景中穿梭自如。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实在他笔下连缀汇集,让我们对利玛窦有了更新的认识;众多细节别具深意,也使得本书成为认识明代、耶稣会和欧洲在亚洲扩张的必读书。
——卜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