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布和苹果
开会时随手翻邻坐带的一本书，看见有一首题名为《一块花布》的短诗，作者叫代薇，诗写得很有意思。她说如果你爱上一块花布，“还必须爱上目后：它褪掉的颜色，撕碎的声音。花布的一生，除了洗净和晾干，还有左边的灰尘，右边的抹布。”
我明白，花布就是人，而且应该是女人。花布颜色鲜艳的时候，正是女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最佳状态，一般容易讨得男人的爱。但当花布的颜色褪尽，在日复一日一次次的洗净晾干之后，最后落满灰尘，变成抹布的时候，男人还能不能坚持最初的爱，就难说了。随手把抹布抛进垃圾箱，然后另寻一块新的花布，是如今一些男人司空见惯的选择。
我想起童年住过的大院里，曾经有一对夫妇，男的是一位工程师．女的是一位中学老师。他们刚刚搬进大院来的时候，也就30来岁，我还没有上小学，虽然懵懵懂懂不大懂事，但从全院街坊们齐刷刷惊艳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女教师非常漂亮，男工程师英俊潇洒，属于那种天设一对地造一双的绝配，每天蝶双飞一样出入我们的大院，成为全院家长教育自己子女选择对象的课本。
那时候，最让全院街坊们羡慕而且叹为观止的是，女教师非常爱吃苹果。爱吃苹果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苹果谁不爱吃呀?关键是每次女的吃苹果的时候，男工程师都要坐在她的旁边亲自为她削苹果皮。削苹果皮。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关键是每次削下的苹果皮，都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弯弯曲曲地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这确实让街坊们惊讶。不仅惊讶男工程师削苹果皮的水平，而且也惊讶他有这样恒久的坚持，只要是削苹果，一定会出现这样红红的苹果皮长长不断的奇迹。每一次，街坊们从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前看到这温馨的一幕时，总能够看到女的眼睛不是望着苹果，而是望着丈夫，静静地等待着，仿佛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最好总不落幕才好。街坊们总会说，这样漂亮的女人，就应该享受这样待遇。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一对夫妇50多岁了。那一年开春的时候，倒春寒，突然下了一场雪，雪后的街道上结了冰，女教师骑车到学校上课．躲一辆公共汽车，摔倒在冰面上，左腿摔断了骨头。一个来月以后．从医院里出来，腿上还打着石膏。是男工程师抱着她走进我们的大院，我们的大院很深，一路上，他们的身上便落有一院人的目光，和男工程师脸上淌满的汗珠一起闪闪发光。
那一年的夏天，她的腿还没有完全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嘛，“文化大革命”来了，她教的那些中学生闯进我们的大院，硬是把她揪到学校去批斗。等她狼狈不堪地从学校回来，她的那条还没有伤愈的左腿坏得更厉害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她的腿彻底残疾了。每天再看到她的时候。都是丈夫搀扶着她出出进进。她一下子苍老得那样的厉害，当年漂亮的模样，仿佛被风吹尽，再也看不出来了。
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都和我一样前后脚到农村插队，等他们和我一样从农村插队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是快70的人了。那时，她已经患上了肝癌，她和她的那两个孩子都还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她的丈夫。
那时候，北京城里的苹果只有到秋天苹果上市时才能够买到。而且，那时也没有现在红星、富士或美国蛇果那样多的品种，只有国光和红香蕉。每年秋天苹果上市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她家玻璃窗前那熟悉的一幕，男工程师为她削苹果，她瘦削得有些脱形，还是如以前那样静静地坐在旁边，望着自己的丈夫。只有这一幕重复的场景，仿佛时光倒流．让街坊们又能够想起当年她那年轻漂亮的模样。可谁知道她已经是病人膏盲的人了呢?
细心的街坊看出，男工程师削的苹果，一定是红香蕉，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这种苹果比国光的个儿大，颜色红，口感也甜，而且果肉比较绵软，适合老年人的牙口。男的手已经有些颤抖，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人老的原因。让人们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男的一直坚持给女的削苹果，更让人们奇怪的是，削下的苹果皮居然还是完完全全地连在一起，弯弯曲曲地从苹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来，像是飘曳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
……
P43-45
文集编好之后，想起放翁的一句诗：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似乎有些吻合此境此情。
想我交情远不足四海之阔，心事也远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交情和心事毕竟还有，而且，多写进了文字当中。文集给了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的一个机会，即便走路的姿势不那么漂亮，脚印却或深或浅地印在路上，所谓雪泥鸿爪的意思吧。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1963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读高一。是北京市的一次少年作文比赛，叶圣陶老先生从中挑选出二十篇作文。逐字逐句修改，并在每篇作文后面写下评语，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姐姐争冠军》，我的文章《一幅画像》忝列其中。
我的文字第二次变成铅字，是在九年后的1972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1971年的整个冬天，大雪封门时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趴在烀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十篇散文。我想请别人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那时候，他已经被打倒，没敢将稿子寄他，便寄给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没有想到，很快收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将我的十篇散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1972年的春天，我从中挑了一篇《照相》，很快就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
我实在是幸运的。在迈向文学这条虽不辉煌却迷人的路上，一开始便遇到了属于真正大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人。说四海交情，如果不是攀附的话，两位叶老先生，应该是最值得怀念的了。
如果从1963年算起，我的写作年头有52年；如果从1972年算起，我的写作时间有43年。不敢冒充说是一生心事，起码大半生的心事，像树的年轮一样，留存在我斑驳的文字中。
我喜欢放翁说的“心事”这个词。文字生涯，其实注重的就是心事，无论是自己的心事，还是别人的心事，都是心事。自己的心事，需要有勇气和细心去触摸；别人的心事，需要用敏感和善感去沟通。我想，古人所说的剑胆琴心，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吧。
因此．我不像有的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天纬地之大事，总觉得那样会将文学慷慨而膨胀。文学没有那样的“高大上”。文学还是属于心事的范畴．而不属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范畴，尽管它可以有它们的因子在内。好的文学．从来都是从心灵走向心灵，曲径通幽，一路落满心事的残花落叶。布罗茨基讲：“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以为，这个过去和现在，指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化的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心事。在文学的创作中，这些最为细小甚至被别人忽略不计的心事，才具有了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残花落叶，才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气息。在大干世界的变化中和漫长历史的动荡中，唯有心事最易于让人们彼此相通，从而相互感动或慰藉，从而重新面对自己和他人，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所以，当我的文集编者敲定下出版意图之后，询问我对编选文集的想法时，我说，不要编的卷数太多，十卷已经足够。这样的想法，便是基于我对文学基本的认知。文学，即便不可或缺，但也没有那样的重要。况且，我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少是垃圾，或幼稚浅薄，犯不上堆砌一起，滥竽充数。能够有十卷可编，有人可看，已是幸事。这些文字，不敢冒充什么花儿朵儿，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露珠和草萤，但露珠非珠，却也有一丝来自内心的湿润；草萤非火，却也有一星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已。
我要非常感谢文集的编者张福臣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定要编一套你的文集。那时候，我没有当回事，以为他只是出于友情说说而已，因为现在的文学并不那么景气，出一套文集，肯定是亏本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出版文集的事情都料理妥定，说就等你编好文集交我来出了。我猜得到，运作这一切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劳力，以及友情。
我还要感谢墨人图书公司的老总陈志刚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得到他的青睐和鼎力相助，让我十分的感动。这或许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我一点温暖和温馨的地方。
同时，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这套文集的责编张璇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文集是出不成的。
这十卷文集，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集，只选取散文随笔部分。为了编选省事，我选择了十本散文集，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记事》卷，其余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只是进行了一些删削和补充。也就是说，这十卷文集，其实只是选集。它们不是结束，只是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如君特·格拉斯当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所说的那样：“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书又一本书之间。”我曾经说过：铅华落尽，年老之后，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一束书可读，再能有自己写的一束书可编，实在是堪以自慰的乐事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人，读到这套文集?我的心中充满好奇。如今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多了，一套十卷本的文集，单摆浮搁在那里．厚厚的一摞，显得很有些成就感，也能够满足一下虚荣心。但在浩瀚的书海里，很容易瞬间就被淹没。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人，能够在偶然之间遇到并随手翻阅这套文集，都是一种邂逅。我相信，都会触动我们彼此的一点心事。
2015年7月盛夏于北京
《我的老院纪事》是著名作家肖复兴文集中的一本，是北京的一个老四合院的纪事。作者出生在这里老院子并且生活了20年，全书以老院子为切入点，以街坊邻居为原型，书写了一个老院子近百年的百姓生活与老院子的悲欢离合、荣辱与共的生存状态。
一座北京城百年老宅院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时间从清末民初直至文革以及变革的今日，其中涉及知识分子资本家及其底层百姓，或为作者钩沉历史，或为作者亲历，不同人生的悲欢离合足以令人感叹！更重要这些人与事串联起的百年沧桑历史，使得这肖复兴的《我的老院纪事》别具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