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
太阳热辣辣地挂在天上，远处的田野里整齐地排列着一块块玉茭、谷子，在通向西峪马路两边的沟沿上长满了枝叶茂密、一人多高的紫穗槐，沟里则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灌木。偶尔有一两只山鹰在连绵起伏的山顶上和深谷间盘旋，时不时地“嘎嘎”叫几声，给寂寥的大山更增添了些许的落寞和清冷。
沐浴在阳光中的西峪村，此刻正安然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现在正值一年中雨水最为丰沛的时候，村前的西河，河水正欢快地向前奔腾着。西河两岸，青砖蓝瓦的大宅院以及低矮破旧的小茅屋依着高高低低的山坡地势，杂乱无章地散落分布着。
1937年8月22日，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讲，它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
而对于西峪这个小山村来说，这一天是一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据说，西峪村井洼西咀的三霄娘娘庙很灵验，每到赶庙的日子，三霄娘娘庙前香火不断，烟雾缭绕，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最热闹的要数戏台前的广场了，卖西瓜的、煮油果的、拉面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猴的，摆摊儿算卦的、卖大力丸狗皮膏药的，卖农具的，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在接近村口的空地上，聚集着一群人，里面锣打得“咣咣”直响，不时传来喝彩声，原来是打把式卖艺的。一个穿着满是补丁的花格衣裳，扎着两根小辫的女孩正在翻筋斗，一个衣裳稍显单薄，紫铜色脸膛的老人正在舞刀，旁边还有一个脸上麻麻坑坑，很是丑陋的女人在敲着锣。四周有人叫好，有人拍手，还有零星的铜板落在地上的“叮当”声响。
西峪有一个爱闹红火的传统。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就请晋剧名家贾毛旦（艺名“糠面红”）为村里培养了三十多人的包括文武前场各类演员在内的晋剧嗜好班。又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请北界都村武术高超的宋福元，为村里培养了三十多人的武术队，一到村里赶庙会的时候，晋剧嗜好班和武术队便成了闹红火的主力军。
在官房前的一片空地上，村里的武术队正在表演。全是一帮子年轻人，又大都是扛长工的。他们不闹什么穿戴，个个都是光脊梁，全上的是真刀真枪。他们耍到哪里，人们就拥到哪里，围个水泄不通。人们都说：“真不愧是宋福元教出来的徒弟，个个打得真是干净利落。”王金贵的滚刀和绳鞭，更是吸引人眼球。他拿着两把单刀，飞滚起来以后，人们端着水，都浇不到他身上。这时，你看人们那股高兴劲，又打口哨，又连声喊叫：“好！好！”
地主白守财老婆孙翠英和女儿白玉洁，也赶了这场庙会。娘儿俩坐在一堵高墙上，场上的一举一动看了个清清楚楚。王金贵出场时，白玉洁一眼认出来了，那就是父亲白守财用的长工。看到王金贵浑身武艺，论人样，又是方方正正的好后生，人们正在连声叫“好”的时候，她心上一晃，想到：“自己要是找上这么个男人，也就称心如意了。”（P004-006）
后记
1940年我13岁时，正在昔阳县穆家会村里的小学读书，那时日寇已经占领了昔阳城，昔阳人民生活在敌人凶残杀戮的白色恐怖之中，过着“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生活。有一天，我抱着一叠书到老师的办公室里背诵时，两位老师正和村里的宋乃宽议论，说西峪村发生了一起大惨案，日本人一天在西峪杀了几百口人。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前几天发生在穆家会村的一幕不禁浮现在眼前，日寇在穆家会村抓了13个无辜群众，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埋在西河沙滩里，被活埋了的人连家里的亲人都认不出来，是从身上穿的衣服来识别的，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从那时起我就把对日寇的仇恨埋在了心底。宋乃宽同志比我大十几岁，当时他在山西大学读书，系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9月，组建昔阳工委时，他是宣传委员，他经常对我们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应当有民族气节”，还协助学校的老师教我们唱《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东北失守》等革命歌曲，利用星期日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1945年，我参加了工作，听了县领导同志对西峪惨案的叙述，对西峪惨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76年，我从晋中农机大修厂调到晋中地区教育局工作，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期，参观大寨的人很多。西峪被定为参观点，一是因为有万米涵洞造地的宏伟工程；二是西峪中学艰苦奋斗、勤工俭学受到教育部的表彰；三是叶剑英元帅亲笔写了“西峪惨案烈士纪念塔”的题词，西峪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每天到西峪参观的人很多。
1979年，我到西峪考察勤工俭学工作时，听了王志仁校长的汇报后，我随他到西峪惨案发生地进行了凭吊，并听了老党员的介绍，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心想：很有必要将这段历史好好整理一下，教育后人牢记历史，不忘革命传统。但因当时行政事务繁忙，一直未能如愿。
1983年，我从工作岗位退到二线，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个心愿，下定决心整理这段历史，于是我多次去西峪村找知情人和幸存者了解走访。2008年，我写了一篇名为《不可忘却的历史》的短文，在晋中日报刊登，同时在晋中广播电台播出，但自己感到不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还很不够。几年来，我又多方面收集资料，加工整理，有一次我到西峪时，有人介绍说，白维良同志任过西峪村党支部书记，收集了不少有关西峪惨案的资料，我又进行了几次专访，他帮助我找了刘小马等几位幸存者进行了座谈。之后，白维良同志将他收集整理的资料寄给我。我和白维良同志合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2010年完成了《西峪惨案纪实》的初稿，晋中文联高厚和陈亚珍同志加工，在2010年《晋中乡土文学》第二期摘要登载。在此基础上，我和白维良同志又进行了内容上的充实，于2010年8月底写成了《血泪痕》小册子，原新华社记者范银怀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寒声同志写了《夜读西峪惨案“忆江红”》诗一首。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郭素明同志根据《血泪痕》小册子的内容编写了《太行血泪》电视连续剧剧本。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11月27日，我和山西五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了版权转让合同书，晋中市委宣传部、中共昔阳县委、昔阳县人民政府和山西五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了电影故事片《血色西峪》，西峪惨案终于被搬上了荧幕。同时一个想法又冒了出来，能不能把《血泪痕》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使人物更加生动形象，让内容更加丰富感人，于是又用近一年的时间，多方求证资料，终于完成了小说《西峪血泪》的创作。
在此非常感谢原新华社资深记者范银怀同志为本书作序，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这给予了我莫大的精神鼓励。在小说《西峪血泪》的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热心人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由于水平有限，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人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杨润甫
2015年7月于榆次嘉和苑
序
范银怀
在我们即将迎来伟大的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日的时刻，《西峪血泪》即将付梓出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西峪血泪》记录了日本侵华战犯清水利一指挥日伪军在1940年农历10月19日凌晨在西峪村制造的386人殉难的大惨案。作者杨润甫同志是昔阳县人，也是革命老干部，他熟知当地革命历史，用翔实的历史材料，细腻的笔触，质朴的语言，再现了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峪人民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读来荡气回肠，令人感怀，发人深省。
西峪惨案只是侵华日军在昔阳县犯下的罪行一例。《昔阳县党史大事记》记载：清水利一在昔阳县，仅从1940年4月至12月，先后制造惨案28起，屠杀抗日军、干、群1121人，有“通匪”治罪的县城惨案、四肢捆绑活埋59人的南北界都村惨案、枯井抛尸79人的斜峪沟惨案、血肉横飞的西峪惨案。加上其他暴行屠杀2000余人。残害手段有煮人、刀铡、挖心达40种之多。
清水利一是侵华日军六大特务之一，是个杀人狂。仅是个上士，就因敢杀人，便当了日本宪兵队队长。他设的留置场是残杀八路军和无辜百姓的大本营。被抓来的人一般都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审讯、拷打，施用各种野蛮刑法，惨无人道至极。不仅打人、杀人，他们还在西河滩挖成大坑，将人活活埋掉。我见到过日本宪兵队用绳子成串绑着的人，沿着西门坡的石坡路将他们押到西河滩，推到挖现成的坑内，活活埋死，过些天尸骨遍野，狼狗啃食。因此这里被称为“万人坑”。《西峪血泪》中写的“人间地狱”，说：日寇在西峪村杀人放火，又将27人带回昔阳城，关押在留置场监狱，所长赵来喜对他们训话：“不老实承认，就把你们拉到西河滩活埋”正是宪兵队屠杀昔阳抗日军民的自供状。
昔阳县是八路军华北抗日主战场，敌我斗争非常残酷。
“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从这里经过”。徐向前元帅1972年9月2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陪同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乔纳参观访问大寨时，他向接待外宾的大寨社员贾进才说。笔者是随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当场听到这句话。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战。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形成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贺龙率120师依托管涔山在晋西南，以吕梁山为中心。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率129师，到晋东南，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共山西工委提出“保卫山西，保卫华北”，9月间，成立了以赵武成为书记的中共昔阳县工作委员会。10月，成立县游击大队。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张浩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侵占河北石家庄后，以109师团的2000人，沿正太铁路西犯，由河北省井陉县窜入太行山，10月下旬，以飞机轰炸县城开路，踏入昔阳县境。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军。11月2日，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师长指挥下打了黄岩底伏击战，毙敌300余人，伤300余人，毙伤骡马400余匹，缴获步枪250余支。11月4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115师343旅，在广阳一带袭击敌人，在敌主力部队通过时，在林彪师长和陈光旅长指挥下，经过6小时激战，毙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接着，11月6日，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打了有名的广阳战役，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
八路军在昔阳境内“三战三捷”，不仅阻滞了向西进犯日本侵略军，保证了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北段撤退的友军安全，而且鼓舞了昔阳军民的抗战胜利信心。八路军在离昔阳城五六十里的皋落、卷峪沟等边远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八路军在正太铁路和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发起百团大战进攻战役。“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反扑，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是日军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地区。对敌占区侧重于“清乡”，组织“自卫团”（又叫棒棒队），对游击区和近敌区着重于“蚕食”，“封锁”。强迫人民维持，建立伪政权。
日本侵略军严密封锁平（定）辽（县）公路，给昔阳抗日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上级党委决定，以公路为界，成立昔东、昔西两个行政单位。
侵华日军将昔东、昔西列为“实验县”，日特务头子清水利一坐镇指挥，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扫荡一空，群众被迫东跑西散，住进山庄，村内无声无息。昔阳县城周围三四十里村庄成了无人敢出门的“无人区”。原天津市政府顾问、党组副书记毛昌五同志，是参与开辟昔西抗日根据地的昔西县县长。他说，八路军太行二分区就在昔西，日军为集中兵力对付，敌我斗争更为残酷，制造了一系列惨案。
西峪惨案就是在这样敌我斗争最残酷环境下发生的。这个村地处平辽公路东侧，是昔东、昔西的交通要道，又是八路军武工队经常出没的地方。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但是由于在抗战初期就建立了共产党和抗日组织，形成强大的抗日阵容。《西峪血泪》艺术地再现了西峪村群众主动配合八路军作战，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坚强的革命战士。有在敌人酷刑下不屈服的硬骨头刘马小，有在敌人枪刀之下，为掩护群众壮烈牺牲的女英雄。当清水利一为抓不到共产党员而恼羞成怒，吼道“统统死了死了的！”，指挥部下殴打群众，在这紧要关头，妇救会主席刘金荣大声喊“住手！”，并冲出来，说：“我就是共产党员，我就是村干部，要杀就杀我，不要伤害群众！”，清水利一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女英雄的骨气。
正因为对敌斗争中有一批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激发起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在清水利一指挥杀害我们的抗日战士时，共产党员王运来竟高声呐喊：“乡亲们，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领着群众赤手空拳与持刀枪的敌人搏斗。其场面多么壮烈！它向世人宣布：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据统计，全国死亡达3500万人，财产损失4000亿美元。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这些侵华日本战犯理应受到应有的惩罚。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9名日本战犯。我参加了新华社组成的报道组。法庭设在太原海子边礼堂。这些日本战犯多数曾驻扎在山西各地担任日军指挥官，有的命令或指挥所属部队残杀无辜居民，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或亲手抓捕、杀害我抗日军政人员，抢劫掠夺无辜居民的粮食财产。根据这些战犯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审判长朱耀堂宣布了对9名战犯的严正又宽大的判决、判处有期徒刑。我极力寻找战犯清水利一未果。这个潜逃的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虽是缺席，也理所当然受到历史的审判。
在审判战犯的法庭，战犯菊地修一在受害幸存者控诉他活埋11位农民暴行时，低头认罪，连声说：“请严惩我吧！”，60岁农妇党翠娥，痛诉永富博之把她三个女儿、两个侄女和三个邻居老人纵火烧死时，她揪人心肺的哭诉声，震撼着审判大庭。永富博之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倒在地，叩头谢罪。
日本一位叫熊谷伸一郎的记者从1999年至2009年采访了200名侵华战争老兵，记录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老兵永富博道说：“我们把抓来的中国人关进牢房，不给他们吃东西，让他们在自己的牢房大小便，用棍子打他们，用水和火折磨他们，然后在牢房后面的空地上处死他们。我一个人就用这种方法杀死了100多个中国人。”另一位89岁的腾田松吉张开没牙的嘴道：“我们只能杀人，杀人，杀人。我们杀死了中国小孩，杀死了他们的妈妈，杀死所有的人。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只要他们是中国人，不管好坏，都要杀光。”记者熊谷伸一朗写道：“战争让日本人变成禽兽。”但是直至现在，日本一些政要仍不谦虚反思历史。不承认他们的侵华罪行给我国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因撰文说：“认为我国是侵略国家，这真是冤枉。”（参考消息2008年11月5日），日本侮辱被侵略的亚太各国，正是“大日本皇军”死灰复燃的狼子野心冰山一角。妄图把军国主义合法化，为“皇军”侵略罪行翻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否被“冤枉”？
请这位幕僚长也读一读《西峪血泪》。
范银怀（昔阳县南瑶村人，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
2015年7月30日于天津
抗战时期，西峪是出了名的抗日模范村。日伪军曾在这里制造了震惊华北的“西峪惨案”。巍巍井垴山，那是西峪人民在敌人淫威面前不屈的象征。滔滔西河水，那是西峪人民饱蘸着血和泪的控诉……
由杨润甫所著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西峪血泪》记录了日本侵华战犯清水利一指挥日伪军在1940年农历10月19日凌晨在西峪村制造的386人殉难的大惨案。作者杨润甫同志是昔阳县人，也是革命老干部，他熟知当地革命历史，用翔实的历史材料，细腻的笔触，质朴的语言，再现了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峪人民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读来荡气回肠，令人感怀，发人深省。
西峪惨案只是侵华日军在昔阳县犯下的罪行一例。《昔阳县党史大事记》记载：清水利一在昔阳县，仅从1940年4月至12月，先后制造惨案28起，屠杀抗日军、干、群1121人，有“通匪”治罪的县城惨案、四肢捆绑活埋59人的南北界都村惨案、枯井抛尸79人的斜峪沟惨案、血肉横飞的西峪惨案。加上其他暴行屠杀2000余人。残害手段有煮人、刀铡、挖心达40种之多。
由杨润甫所著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西峪血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昔阳县西峪村的建立、发展和领导村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以及日本侵略者残杀西峪人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西峪血案。以小说的形式，以纪实为基础，生动形象的再现了西峪革命和遭受敌人残害的景象。是一部西峪地方革命史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