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官员,吴国桢对国民党的运作体制、官员情况及蒋氏父子的情况均较为了解,他的口述资料是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吴修垣编著的《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记述的这段时间,是历史大转变时期,先是抗日战争胜利,随后是国共内战,再后来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退踞台湾,共产党取得在大陆的胜利,几年之间,波谲云诡,天翻地覆。这段时间是吴国桢从政活动的高峰期。他先是担任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经历了学潮、工潮、舞女风潮、金圆券风潮等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然后是无可奈何地逃离上海,在台湾担任“省政府主席”,卷入台岛争权夺利的漩涡,再后来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化,最后死里逃生,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吴修垣编著的《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是吴国桢口述历史的整理稿,主要记述自1946年至1953年之间吴国桢亲历亲闻的重要事件。
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是国民党内一位有学识、有能力的官员。在中央,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在地方,担任过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1949年以后还担任过“台湾省政府主席”。他曾是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十五名主要战犯之一;他曾是蒋介石的亲信,与宋美龄、宋子文、陈诚等交往密切;他与周恩来是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他是留美归国的博士,与美国政界、新闻界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中,他是重要当事人,有时还是政治漩涡的中心人物。
9.蒋经国的背景
问:蒋经国采取过什么措施吗?顺便请你谈点蒋经国的背景?
答:我们得从1923年谈起。孙中山博士还活着时,他同苏俄达成协议,他的目的是要统一中国,但无法得到外援。中国共产党已在1921年建立,大约只有五十名党员,还未能有多大的发展。于是列宁派一个叫越飞(Adolph Joffe)的人与孙博士会谈,只要他同意允许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即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正式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俄国将会给孙博士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由于孙博士未能从美国和英国得到帮助,他同意了俄国的条件。
由于这一协定,孙博士依靠俄援在广州附近建立了黄埔军校,并任命蒋介石为校长。蒋自己到俄国去了一趟,此后不久,他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孩子送到俄国学习,经国在那里呆到1938年。当蒋与共产党在1927年分裂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将蒋经国扣为人质,但同时蒋经国确实发出通电,谴责他父亲是国家的叛徒。这当然可能是在胁迫下干的,但看过那份电报的人觉得,即使他受胁迫也没有必要用如此严厉的措词。人们对他在俄国的情况了解得不多,他对别人很少谈到自己,他娶了一个俄国女人,很聪明,但自称对政治不感兴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俄恢复了外交关系,斯大林让他于1938年回到重庆。开始时父子感情并不亲密,蒋介石早已与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娶了现在的蒋夫人,这方面,儿子有些不满。过了不久,蒋介石任命蒋经国担任江西省赣州的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在那里作为行政官出了名。但别人对他并不那么友好,认为他能轻易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问:他是个优秀的行政官员吗?
答:这我不知道,他的直接上司、江西省省主席熊式辉将军,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熊将军不遗余力地予经国以一切合作。于是蒋经国有了个非常好的宣传者,在那时,没有一个人能像蒋经国那样得到如此的宣传,他在赣州的活动情况被传颂着。例如蒋经国要制止赌博,他就将自己化装成一个穷苦力,到一些富人家中替人逗乐,当他发现赌博时,就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当场罚赌博者的款,这自然给他赢得了好名声。
问:他是个好的行政官吗?
答:按我的标准则不尽然,但按中国通行的标准,他不算太坏。无论如何,他的宣传者曹聚仁讲过这样的事,说赣州人民称他为“蒋青天”,有点像法官丹尼尔(Daniel)或贤人所罗门(Solomon)。
问:请问他在俄国曾公开做过什么?
答:我得承认,尽管我与蒋经国之间没什么交情,但我对他非常熟悉,尤其是我们两人都在台湾的时候。但正如前面讲过的,他从未向我透露过在俄国的经历,他从不谈论诸如上过什么学校、干过什么事情之类的事,有时我直截了当提出这些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我们慢慢地了解到一些情况,他在俄国的一个小城当过一段时间市长,但那不太重要。在我看来,另有一件事耐人寻味,有一次,我得知他曾在一个大工厂的人事部门当过主任,我们知道在俄国,只有可靠的人才会被授予这一职务。
问:你提到他打给他父亲的电报,谴责他是叛徒,你还说措词之严厉超过了必要,你指的是什么?
答:之所以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出于好奇,就是他在电报中提到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肯定只有他们父子之间才知道,大致是这样说的:“你(指父亲)谈论孝顺,但当我是孩子时,你踢过我祖母的小腿。”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他真是受胁迫才发出这样的通电,他完全可以将这段省去。无论如何,蒋经国逐渐得到他父亲的恩宠,早在1940年,当抗日战争尚在进行时,就让他实际负责三青团了,虽然当时还缺乏名义。
问:哦,是这样,三青团就是后来某些暴行的组织者吧?
答:蒋介石是这样干的,他叫蒋经国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的一个干事,这本身似乎无足轻重,但蒋告诉干事会的其他成员说,万一他们要向他呈报什么事,最好先同蒋经国谈谈。这就是奥妙所在。
P47-49
本书是根据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教授裴斐、韦慕庭采访吴国桢的英文稿翻译而成。英文稿经吴国桢认可后,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在吴国桢族侄吴修垣教授的孜孜努力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支持下,该书得以翻译出版。
吴国桢曾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1921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立志于从政,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先后担任过汉口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中央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即1946年5月始,他担任了上海市长。蒋介石退踞台湾后,在美国政界的支持下,1949年12月,吴国桢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职。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七年中,吴国桢经历了国民党的巨变,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是历史的见证人。在他的口述回忆中,记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及其结果,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的强烈不满;道出了国民党政界病人膏肓的腐败;展现出他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间惊心动魄的争斗,是局中人讲幕后事。由于本书内容独特,鲜为人知,不但可读性强,而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但吴国桢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大员,他的立场和观点显然与我们有着分歧,某些叙述和评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书中一些遣词用句亦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请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由吴修垣教授翻译,高云鹏先生译审,马军先生校注。吴修垣教授和高云鹏先生精通英语,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平;马军先生是研究吴国桢的专家。尽管如此,书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这本口述回忆,有人也称之为访谈录。我是在1993年参加编写《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湖北省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初版)时,从台湾留美学生尤本立先生处,得知其收藏地点和目录的。随即多方设法想弄到全文,但一直未有结果。后来求助于美国好友贝尼特夫人(Jean B.Bennett),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才找到正确渠道,疏通必要关系,终于在1996年8月,由我当时在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工作的小女吴群和女婿程阳,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购得全文的微缩胶卷。
1997年元月,我夫妇到橡树岭探亲,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前后三次到位于诺克斯维尔(Knoxville)的田纳西州立大学图书馆,才将胶卷全部翻印出来。我从1997年元月27日开始翻译,断断续续,至4月12日完成初稿。由于是口头访谈,文字比较松散,也不乏累赘,而且问答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与我们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在翻译过程中仍尽量忠实原文,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在美国时,由于我缺乏中文打字条件,直到1998年3月回到广州后,才在二女儿吴红、女婿刘永辉和侄女吴青的帮助下打印出来。稿中涉及的许多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等,在许多海内外亲友,特别是台北的老同学仉家彪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得以基本核查清楚。为了尽量符合学术规范,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增加知识性和可读性,书稿随后又经高云鹏先生译审和马军先生校注,至1999年8月最后定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教授还为本书作了序言。对于上述人士的帮助与劳动,我深表感谢!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及口述历史研究部,它们为本书提供了出版授权书。远在美国的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则特地来函支持本书的出版。
如果本书的面世,对于学术界研究民国史、上海史、台湾史等有所裨益,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费。
由于译校水平有限,文中的不足之处,尚待读者批评指正。
吴修垣
1999年8月于大连老虎滩海军干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