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伟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一本草根作家对生活经济现象的评论文集。全书共分三篇：经济万象、体制现象和改革、生活与快乐经济学。内容涉及政府税收的问题，物价改革的问题，油价治拥堵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社会制度政党的问题等等。内容贴近百姓生活，语言通俗易懂，评论分析尖锐深刻。

《生活中的经济学》的作者陈民伟是一位开了十五年出租车的“的哥”，他所写的这本书，反映了一位最最普通的公民，坚信不渝地关心国家改革开放的大事，并大胆地表达意见，他的这种可贵的精神得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赞赏，并亲自为这本“草根作家”的“处女作”写序。书中的这些话题，都是老百姓感兴趣的，我们无需从学术和专业的角度对之求全责备，这块看上去“不规则粗糙的硬石头”，让读者去琢磨它研读它会更有益处。

序言

第一篇 经济万象

 油价涨和跌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开好车的越来越多

 政府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吗

 快速公交何来快

 门卫为什么拒入

 轿车为什么闯卡

 货车（电瓶车）为什么超载超速

 酒驾为什么屡禁不止

 经济适用房的背后

 炒房团是房产中介的肥肉

 向内行请教股票市场

 古玩·收藏和赝品

 保险公司还保险吗？

 人口结构与经济利益

 富二代不愿接班吗？

第二篇 体制现象和改革

 县官为什么不如现管

 城管为什么粗暴

 出租车应当走市场经济的营运模式

 经济改革从价格着手

 为什么价格改革还要走无价之路

 网店、网购和电视购物

 你对银行比公厕还多怎么看

 环境和社会

 怎么让道德规则到达市场规则的高级阶段

第三篇 生活与快乐经济学

 谁是经济学家

 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富不过三代吗？

 盲人和盲道

 “穷人”“大学”和“国考”

 低碳低到哪里

 申遗和文保

 生活离不开电脑吗

 豢养宠物面面观

 养生、保健和生命

 进门脱鞋好不好

 生活与快乐经济学

 武大郎潘金莲故事新读

 试试治堵良方

后记

货车（电瓶车）为什么超载超速

提这个问题很幼稚简单吧。像我们的贪官在写检讨的时候，即使像陈希同、胡长清那样的高官，检讨也是这么写的：我法制概念淡薄，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特别是对交通法，所以我贪污了，我超载、超速了。如果检讨写得更深刻一点可以减轻处罚，那我们的贪官和交通违法人员还可以发挥出更好的写作水平。

当然交通违法无需背诵条文，开车的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不会被罚款和扣分。客车超员，货车超载，驾驶员都是知道的，并且根据他们的经验，超载、超员会有多少额外收入，一个月跑下来罚了多少还能赚多少，哪一个时段，哪一条路是最有把握的，他们都很清楚。让交警、运管逮着的，那肯定是运气不好。至于出了事故，大事故的，我可以说，从整个交通流量来说是中奖了。有人统计过，全世界每一秒钟就有几个人死于交通事故。如果要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也算，那么每时每刻全世界整排整连的人在倒下。听起来够吓人的。现在是信息时代了，世界上哪里地壳抖了抖，哪条河水满溢了，又哪条路出了死人的事故，人类的耳朵，眼睛都是实况。当然另一方面婴儿的啼哭声也一阵阵传来。在这里我只是想说：事故的发生有许多许多种因素，事故也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每时每刻在发生着的，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死人的事不再发生。生命不需要劝导，游戏还得进行。

回到话题中来，客、货车为什么超员、超载？我们且不从为了多赚钱这个角度去讨论。那么是我们的交通法不够严厉吗？如果严厉到都拉出去毙了，那也不叫游戏了，游戏是按规则来的。人们都在国家几百个、几千个游戏法则和人之间的道德底线中约束着自己。当然掌管某项游戏规则的人，在管理上应该更到位，更勤勉，更负责，这是必须的。我想客车超员是怎样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飞机有没有发生超员的现象呢？哈哈！人们会笑我，飞机在空中飞，哪来的乘客上啊。那么我问：客车在高速路上行驶，高速公路上有行人有旅客在行走，在候车吗？如果客车超员发生在高速公路上，那肯定是我们的管理不到位。如果是在普通公路上，那就算游戏吧，也只能说是玩游戏了。生命不需要劝导，游戏还得进行。那么货车超载怎么办？大货车都有一个理由和借口，不超载没有钱赚。其实谎话说多了，也不中听了。大货车超载危害很明显很严重，屡禁不止，管理方面我就不说了，我要强调的是有的货车本身，也就是车辆的出生就有问题。我们看到小货车的吨位不高，但它的车身很长，生产厂家的用意就是为其超载创造条件，为其销路打开通道。为什么管理监督部门会允许这样的车生产出来，然后再查超载来处罚驾驶员？我们知道生产或改装一辆超长车，或是小吨位大车身的商品，不是一个小企业的小玩意，它需要一系列的审批程序，才能立项和建成生产流水线的，治超为什么不抓这个源头呢？国外的货车都是厢式的，为什么？

谈到超速，我们可能马上想到宝马奔驰一类高档车。是的，有钱人在玩这类车，应该说他们的命更值钱，没有更好的解释。玩游戏有时候也可以理解为玩命。生命需要劝导，游戏还得玩下去。而对于存在超速的电瓶车，我倒有话可说。我发现生活节奏慢的北方，骑电瓶车的人少一些。在南方，特别像我们杭州一类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骑电瓶车的人比较多。电瓶车环保，也很经济，优点多。但它出事故的现象也多。从一个方面看，杭州街头骑电瓶车的比骑自行车的多，很自然，本来发生在骑自行车的事故都转在电瓶车上了。在没有电瓶车以前，人们会把事故原因归结在某某的车骑得飞快，还双放手了，或者说骑车带人了，因为事故嘛总有说辞的。第二个方面看，电瓶车是比较快，但快与慢总是相对的。我骑电瓶车总是借力的多，就是脚踏的多，又轻又快又安全。还有骑车人的年龄不同，骑的速度也不一样，那些中学生骑一溜跑车，风一般地在马路上穿行。所以电瓶车的快与慢，事故的多与少，也和人的素质、性格有关系。1992年我承包一个商店，我骑摩托车经常几百公里往返带满货跑，快与慢是相对的满足和需要。因此，我们不要把事故总是归结在快字上。第三个方面，个别型号的电瓶车，车型做得像个摩托车，功率大，车速超标，有的可以和我的出租车比快（市区道路），其实像这种超标电瓶车管理，只要抓到厂家不就OK了吗？电瓶车生产厂家在各地的工商部门都有备案，监管它的机构也很多，它批量生产出来的超标电瓶车，偌大一个庙能逃得了吗？我们交警有限的警力要在庞大的车流中，拦截那些超速的电瓶车真是力不从心的，查处效果甚微。如果把这些查处超标电瓶车的警力，让工商管理部门去查处厂家，交警去查处路边那些改装修理电瓶车的摊点，我想要杜绝超速电瓶车上路或产生事故，这应该比罚了又放了的管理方式会有效得多。有些地方，政策“一刀切”，一律禁止电瓶车上路，对查扣是省力省事了，但人们出行方便了吗？人们的议论和呼声你能禁得了吗？那些变了味的管理方式只能说明你的无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常说的职能部门，职和能不作为，不到位，是我们客、货车及电瓶车超员超速超载的根源。所以游戏规则的制定部门要担负监管和领导责任，交通参与者，肇事的也是受害人。

P32－36

《生活中的经济学》的作者是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与我素昧平生。为什么我决定为他写序？当作者把文稿送到北京天则所的时候，我出差在外，他请求我能否修改和补充他的文稿，我没有那样做，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修改或纠正一个草根作家的表述。我们听惯听腻了专家领导专业的发言和报告，还有那些经过修饰和润色的文章，现在突然一个平民百姓阐述经济学界高级层面的话题（用身份进入来说肯定不是门当户对的），这个声音使我们耳目一新。首先我认为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他接触和谈话的人群多而广，能代表民众心声，另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国家一个最最普通的公民，坚信不渝地关心国家改革开放的大事，能大胆地表达意见的精神难能可贵，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学术的熏陶。因此我觉得《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一块从地下刨出来的茅山石头（杭州话俚语指不规则的粗糙的硬石头），我们无需从学术和专业角度对他求全责备，这块粗糙的茅山石头让读者去琢磨它研读它会更有益处。因此，我觉得自己也是抛砖引玉给他写序。作者自己也坦白，他不是为了赚钱来写这个有高压的东西，他应当去写言情之类的小说剧本，收获会更靠谱。他说写《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一种责任，我理解。比如他书中提到政府税收的问题，物价改革的问题，油价治拥堵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社会制度政党的问题等等，我觉得有些专家教授还不一定有其分析得尖锐和深刻。作为一本经济类的书，我们并不寄望它有多大的影响，但作为一种鼓励和支持，我倒希望他今后再接再厉，多写一些能赚钱的书和作品出来，也算是我给他写序的一个初衷。

茅于轼

2012.12.09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历经早出晚归的十五年后，于2010年5月退休。退休后的夙愿，第一个是上了一趟北京，第二个就是着手写这本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受到了两个启发：（1）我每次走进新华书店练站功的时候，都发现写书已不是名人和作家的专利，新华书店里五花八门的书，什么题材的都有，并且写书的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如果其中有一本书是我写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2）我看到了茅于轼教授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把它买回了家，通读以后，觉得茅教授写的大多是美国的经济现象，我何不写一本中国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就叫作生活里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受到这两点启发，我开始酝酿动笔。当然这不是写小说剧本之类的。三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电影制片厂来过两封信，说“拍电影、电视剧经费不足，需要寻求支援，如果你有钱或找个有钱的单位资助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本子推出去，资助单位以广告相赠”。事与愿违，我是听说写个电影剧本会有两三万元的稿费，是冲这稿费才写的，怎么还要我掏钱？这不是蚀本生意吗？不知哪个作家说过，要先挣饭钱，然后再搞写作。对啊！我还没解决温饱，还在绣地球，算了啦。但现在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在受到两个启发以后，我还受到两个激励：经济学界有个梁教授，1943年生，经济学硕士，曾任北京商学院的教授。他在他的书的前言中说，他已老了，像他这个年龄已不适应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了。哎，怎么能说老了呢，才65岁，正是学识、经验极其丰富的年龄段，梁教授退缩了。我也60开外了，这无疑给了我当头一盆冷水。但是，我在看了茅教授写的书时，从他的简历中知道茅教授已八十多了，在中国社科院退休后，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沿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我非常敬佩茅教授的敬业精神，恰如一股暖流从我心底升起，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激励！现在我经济方面已够吃够用了，不再为稿费而计较得失。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写这类书不是文学创作，可以随意发挥想象空间。经济学界有无数著名的经济学家，只有他们才最有权威发表见解。像我这样开开出租车的司机，怎么能和他们站在一个讲台上发话？幼稚的言论很可能会从我这个下里巴人口中出来。当然我的动机不再是稿费，是一种业余的消遣罢了。

生活是一种积累，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幸福。人们常常把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看成一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还是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我不以为然，我热爱自己的出租车工作，觉得是一种老板出钱我旅游的行当。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老板好多还没有私车，他们包我们的出租车到各地去谈业务和公干，我们赚钱的同时还游览了许多地方和景点，这不是一种享受吗？要说是精神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我奇怪，在出租车空驶的时候，我常常开小差想其他事情，如经济现象问题，出租车却稳稳地行驶在该行驶的路段上，没有什么事故发生。这从生理上来说，与为什么梦游的人他不会碰壁而照样来回自如，是不是有同样的道理？正因为有十多年的出租车经历，我与无数的乘客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来自中国各阶层，在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交流是很自然地展开的。从谈话的方式和内容中可以窥知一个乘客的身份和地位。比较健谈的我，能非常自如地和每一个乘客交流，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人士的交流中，我获得了写书的很多素材。这是一个作家和当领导的官员难得体验的实践。在出租车这个空间，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话，是你在办公室、酒吧、茶座等地方无法得到的。

现在社会上写这类题材的书和人不会很多，一则需要很多资料和数据，而这是我非常欠缺的，手头只有每天一份《钱江晚报》搞点摘录。二则涉及经济、政治题材的写作比较枯燥，用功利眼光看，收效甚微。有朋友说你可以上网写博客嘛，博客能快速地播发你的观点。很遗憾，我到现在还没有接触电脑这玩意。许多沉浸在网络中的年轻人、成年人，都在玩电脑游戏。我不想上网以后也成为游戏专家。再则我想，电脑再灵，它也要人脑去支配，电脑不会创造我的思维。我那几万字的思维怎么复印到电脑中去？我实在难以企及。我心态比较好，我不会指望这本小书有什么收获。也许经济问题“家里”有大人管着呢，老百姓管得了吗？空闲之余我在构思小说剧本之类的创作，这可以灌进十打十的功利主义，有利而无弊。老有所为何乐而不为。电脑要学会使用，但我不会变成网虫。写作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还需要从电脑中解脱出来。可孙儿一辈从不使用笔墨，我忧。今天我写这本小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和题目我想不会比新华书店陈列的七八十万字的经济学入门书而逊色。我和茅老有同感，很少引用别人的话来写书，要用自己的头脑和思维来写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在写物价改革一节内容时，还被有些同学称为幼稚和异想天开。茅老不是也有被同行斥之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的吗？最近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高级顾问常修泽向中央建议，未来要实行五环改革，像奥运会有五个环，五个环连接在一起，比如：（1）经济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市场化。（2）政治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民主化。（3）社会体制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和谐或者是公正化。（4）文化体制改革，它的轴心是先进化和多元化。（5）环境体制改革，它的轴心应该是文明化。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一场更广阔更深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