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马德里
在意大利停留一年半,返回西班牙时,委拉斯贵支的艺术进修业已完成。伯爵一公爵和国王热烈地欢迎他的归来。在他离开期间,国王没有坐下来让别人画他哪怕一张肖像,也不允许别人为他的年幼的继承人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画像,王子在委拉斯贵支前往意大利期间出生。此时他重拾作为宫廷画家的生活和职责。他重拾在塞维利亚自己事业的开端时期就已有兴趣的宗教主题,磨砺他的新技巧,在国王的要求下,在宫廷主题和神圣的宗教主题之间转换。此时委拉斯贵支的作品有一种淡淡的古典韵味,主要来自于那些意大利艺术家的影响,一方面由于采用的手法(例如普拉多国家博物馆的《基督磔刑》),另一方面由于色彩的运用,他建立了卓越的一次性直接画法(例如《修道者圣安东尼和第一个隐士圣保罗》。委拉斯贵支表现出极度的虔诚,但从未陷入盲信和卖弄。
他从未忘记他早期所受的训练(尤其是师从帕切科时),但他有完全的自由将象征和隐喻植入这些作品中,在描绘《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诱惑》表现得天衣无缝。作品《基督受鞭笞之后在基督教灵魂的注视下》曾经被认为是委拉斯贵支回到西班牙之后的作品,毋庸置疑,这幅作品受到了王室收藏的意大利作品的影响,他同鲁本斯的接触也说明这一点。这也是唯一的一张包含神秘元素的作品:委拉斯贵支在演绎代表基督教灵魂之子与绑缚在柱子上的基督之间的精神联系时,用一道从孩子的心脏处散发的细长光线照到基督的头上,伴之以守护天使警醒的注视和守候的姿态。接下来委拉斯贵支需要将他的才干展现在另一件委托作品中:在奥利瓦雷斯的鼓动下正在马德里东部兴建的丽池夏季离宫中的艺术装饰任务。马德里所有的画家以及最靠近宫廷的特别征召来的画家,例如从塞维利亚来的苏巴郎(Zurbaran)都参与到这个巨大的事业当中,人们从意大利预定了数量庞大的材料。工作从1634年展开,这是一次君主的荣耀和至高无上的见证。委拉斯贵支又开始了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与他们的王后和继承人的系列骑马像的绘制,这些画作预先指定挂在雷诺兹大厅的主墙面上。还有描绘战争的系列作品,以强调君主对他国的胜利。这个系列包括《布列达城的投降》。对雷诺兹大厅的装饰是不遗余力的,大厅按王座大厅的规格修建,负责宫廷娱乐和接待,必须能够在欧洲那些金光闪耀的宫廷之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委拉斯贵支的家庭生活也与他宫廷画师的职业交织在一起,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是他年仅14岁的大女儿弗朗西斯卡的出嫁,新郎是画家胡安·鲍蒂斯塔·马丁内斯·德·梅佐(Juan Bautista Martinez del Mazo)。
委拉斯贵支是一个重传统的人,他娶了老师的女儿,现在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家族不断壮大之时,他在宫廷内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他的头衔从“宫廷礼仪官”(此职位可传袭或让渡给女婿)提升至“宫廷警务宫”,在1636年提升为“王室行头助理”。
从1633年到1636年,在忙于丽池宫工作的同时,他还被请求为埃尔帕多附近的托雷·德·拉·帕拉达森林猎屋工作。腓力四世将很多弗兰芒艺术品收藏在那里,其中有鲁本斯以及出品于鲁本斯画室的作品,有的非常重要,例如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一些轻量级但技巧非常高超的静物和狩猎题材的作品。委拉斯贵支努力用王室成员非正式的猎装肖像去充实这座猎屋,画中伴随他们的动物是他们各自青睐的,背景则是宁静的林地和山峦景色。他再次创作出了一些杰作,他内省的手法巧妙地被画中人物的个性中和。在这一题材下,他可以不用过多地顾及那些礼仪方面的束缚而运用自己的处理手法,完成的作品比正式的宫廷肖像画更简洁,也更具感染力。这一题材也给了他尝试风景画的机会,并且首次证明了他在描绘动物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并没有突出王室成员高贵的华服和佩戴的奖章,而是让他们处于非常自然的风景的映衬之下,例如瓜达拉玛山脉的橡树和雪峰(《着猎装的腓力四世》《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打猎像》,1635年一1636年,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亲王一红衣主教费尔南德·德·奥斯特里亚》,约1633年,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委拉斯贵支还画了几幅古典神话人物画,与鲁本斯作品相关。不像欧洲其他地区,神话题材绘画传统在西班牙非常薄弱,画家们很少涉及这类题材。这也是主持装饰工作的委拉斯贵支愿意将这类题材委托给外国画家的原因,他们会更认真地对待古代主题。西班牙画家与黄金时代的西班牙文学在文化上有密切联系,例如作家贡戈拉(Gongora)、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和塞万提斯(Cervantes SaaVedra),他们都倾向于将神话作为一种怪诞的讽刺线索,习惯于以粗俗的男人和女人的面貌来描绘神。处于反宗教改革运动地区,西班牙的作家和画家都会采用讽刺作品作为他们与异教保持距离的方式,并且证明他们只是将古代传说看成是单纯的娱乐内容。此后,寓言被用于恢复平衡,以其蕴合的意义渗透到每一个独立的元素。
委拉斯贵支的神话题材作品非常符合这一文艺流派,剥夺了神话人物的英雄地位(《梅尼普斯》《玛尔斯》)。自然,委拉斯贵支执行着他作为宫廷画家的职责,不仅仅为王室成员绘制肖像画(《唐巴尔塔萨·卡洛斯和一个侏儒》,这幅可能是他从意大利返回后画的第一张王室肖像画作品)。还有宫廷周围的人,特别是宫廷小丑,委拉斯贵支对他们的性格倾注了特别的关注,从而减少了对他们的无知和身体残疾的贬低(《丑角胡安·德·奥斯特里亚》,约1636年,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被错误地叫成“科里亚傻瓜”的小丑卡拉瓦西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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