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文先生的前半生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在中国深圳大学担任教职，圈子里是像北岛、顾城、杨炼、谢冕这样的至交、神交，一帮子人一道为了诗歌而论战、写作。1989年之后钟文不得已前往法国生活，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与诗了无关系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决定做生意了，冥冥中，我觉得生意好像是一列没有停靠的火车。生意人可以在车上有吃有住，有很多乐事，也可能吃苦头。但是只要你执着于有德性的去做生意，你不准备去自杀，你就可以在这列火车上一直耽着，一直到死就好了……”钟文的生意做得很大，后来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后来因各种原因淡出生意圈。

《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故事，主要就是讲述钟文先生身在法国经商的那段经历。那时他的身份已经转化为商人，需为生存而奋斗，但骨子里还是一介文人，所以钟文的“做生意”带着对各种商品（文化、人种）的分析，讲述他打过交道的生意人与客户，书中有商战、有各色小人物的传奇，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政界圈子状况，还有他从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经”。

由钟文著的《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是一本典型的“实录文学”，故事主要讲述作者前往法国后的经商经历。那时他的身份已经转化为商人，需为生存而奋斗，但骨子里还是一介文人，所以钟文的“做生意”带着对各种商品（文化、人种）的分析，讲述他打过交道的生意人与客户，书中有商战、有各色小人物的传奇，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商界及政界圈子状况，还有他从商半生后的文人“生意经”。

第一节 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第二节 为什么不见自行车王国的自行车

第三节 生意场的赌局与骗局

第四节 巴黎的服装批发中心

第五节 生意中的第二波最甜

第六节 奔驰：巴黎—岘港

第七节 巴黎的自留地

第八节 一个香港商人的发家史

第九节 巴黎易住，不易生意

第十节 一欧元买一个火力发电厂

第十一节 中国第一家品牌特卖商场

第十二节 地产经济的大潮

第十三节 办一所大学，怎么样

第十四节 放大胆子去敲门

第十五节 有趣的三十年代大饭店

第十六节 绿色能源计划

第十七节 与GE、BP及日立做交易

第十八节 又一种罗生门

第十九节 争取上联合国

第二十节 不是结局的结局

与生意有关的回忆（代后记） 翟永明

第一节 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金钱与人的关系几乎是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金钱是人的人上之人，命中之命，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金钱。为了钱，可以生死相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人与钱的这种极端关系，必定是悲剧性的结局、地狱式的结局。当今的中国就是在这个极端线上浮沉着的状态。这种状态是90年代的中国开放以后的状态。90年代开放以前的中国，金钱与人的关系，又是一种极端。那个时候金钱与人的关系，简单到就是一张薄薄的工资单的关系。每个人有了这张工资单，基本上可以没有饥馑之虞，但也不会有什么享受之乐。由此人对于金钱是一种非常隔膜、遥远的关系。因为这张工资单只是记录了人工作期限的长短和工作职位的高低，它与人的真正能力、知识或者是对事业的热心，是压根没有关系的。你无需为了使得你的工资单上的数字多一点而去花多大的力量，那是无用功。在这种金钱与人的关系中，金钱对人构成不了任何刺激，更不会引起人的激情。这种金钱与人的关系应该说也是一种变态的、悲剧性的关系。

回想往事往生，我的前一半的生活就在第二个极端线上生活，后一半生活是在第一个极端线上生活。我仅有的人生就在这两个极端线上经营苟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我大学毕业，拿的是48.5元的工资，第二年转正拿的是58元钱一个月的工资。虽然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我是反革命集团的嫌疑犯，所以被批、被斗，但非常幸运的是没有减我的工资。因为有了这么一笔收入，我每个月除了赡养父母，帮助弟妹以外，基本上一个人的生活还是无忧的。后来到了自贡这个山沟沟里劳动，看我是个瘦弱的知识分子样子，所以也没有安排我到车间里面去干那种重体力活，只是做那些文书式的记账、跑腿的事。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是挈妇将雏了，但是这份工资还是勉强够用的。当时的物质生活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温饱是可以的，享乐是没有的。

我当时经常要跑工厂最远的仓库去查点库存。我所在的工厂是以毛泽东当时要与苏联打仗的战略思想建造的，所以全部建造在远离苏联远程导弹射程的山沟沟里。每个车间都挨着山谷、山沟，车间与车间之间都非常之远。工厂大到运输都要用铁路线才能完成。我要跑最远的仓库，出发前常常在食堂买三个每个二两重的白馒头。到达仓库是要翻两座山的。于是一边啃着白馒头，一边跋涉着翻这两座山头。到了仓库，盘点完库务的时候，必定是饥肠辘辘，浑身无力。回来的路是老路，仍然要翻两个山头。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地沉重，但遥想家里还是有热饭、热菜等着的，心情又是憧憬了。

在这种平庸的生活中，也时不时有些激情的事情发生。譬如，一个市里喜欢诗歌的朋友会拎着一瓶好酒上门来看我。作为主人，在家里搜索一切可以佐酒的食品。搜索了几遍，只是在碗橱的角落里找到一个鸡脚，还不知道是哪个时候剩下的。朋友就欣欣然地说：“就这个鸡脚吃酒吧。”于是就倒出一碟酱油，鸡脚蘸着酱油，我舔一口，喝一口酒，朋友也接过鸡脚蘸着酱油，舔一口，喝一口白酒。鸡脚是只能舔不能啃的，因为一啃就什么都没有了。舔的是酱油味，还是鸡脚味，谁也顾不上了。总之是滋味无穷，谈资甚多。要不了多久，一瓶白酒就喝完了。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在当时人的意识中绝对是幸福的事。

像我们这种所谓知识分子，在物质之外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70年代，在这个山沟沟里，能够给我带来精神享受的无外乎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有书读的。这在当时是件匪夷所思的事。这些书都是我从上海迁来的时候偷偷用厚厚的纸板箱装来的。我从上海运到自贡的东西里面真正实用的就是两样：一是两个条凳、两块铺板形成的床。还有就是对我金子般宝贵的十几箱书。当然幸运的是我还有十几箱的书。这些书是我从小购书、藏书积累起来的，除了“文革”开始扫“四旧”，损失了～些书以外的全部的书。其中当然有小胡子的契诃夫、大胡子的托尔斯泰，有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等等这些人的著作。这一百多本书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阿里巴巴宝藏，但是这些宝藏只能藏在纸箱里，摞在墙角里隐身着。如果亮相的话肯定是会招来祸害，因为它们都是“封资修”的玩意儿。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从纸箱中偷偷地拿出一本《变色龙》来，拿出一本《白夜》来，或者会欣赏着渥伦斯基在火车站与安娜·卡列尼娜相识的那一刻的激情。这个享受类似于在沙漠中眺望星星时的那种心澄气爽的快乐。

70年代的自贡，我还有一种享受——每天晚上7点钟是美国之音用中文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必定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支开。然后紧闭窗子和房门，打开家里凯歌牌晶体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要精准地收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那真是一个绝对高技术的活。虽然明明知道是在收音机的这个频率范围里能收到美国之音的，指针明明就在这个区域中，但声音却那么飘忽不定，永远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我只有紧张地微调着收音机的频率，力求捕捉外星传来的那比外星还遥远的声音。于是满头大汗之下，紧张惊慌之下，半个小时过去了。你总是会有偷儿成功的快感。

70年代的生活，金钱对人不会构成任何诱惑，你也不会去对金钱有任何的想象。这种心静似水的状态，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追求的境界，但那个年代你不想追求也是这个境界。

金钱对我有诱惑，或者说与我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应该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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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偶然才是命运

无须使用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智慧，也无须用高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去考虑，你只是用亲身经历过的，用五感六觉体验过的经历，你都会对现在的中国当代哲学的苍白而荒谬的某些理论感到可厌。譬如，什么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无论从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来看，这样的理论实在是经不住推敲。这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哪一次是在规律的运转下发展的？几乎没有。我还反感“偶然”与“必然”的所谓理论，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词典里，“偶然”永远是短暂的、表面的，甚至虚幻地存在那一刹那，而“必然”是永恒的，决定一切命运的内里东西。“偶然”的背后一定有“必然”。这种说法在今天太普遍，但实际上是太片面。宇宙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人的产生也完全是偶然的，这个背后的必然性谁找到了？至今没有找到。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偶然，只是“人与宇宙产生”这个偶然的结果。

我回想我自己不长也不短的往昔，我感觉到的都是偶然：偶然地上大学(因为我的出身成分不好，本不能进大学读书的)；偶然地卷入到反革命小集团的嫌疑犯中；偶然地去山沟沟里劳动；偶然地被平反；偶然地成为作家；偶然地成为大学教授；偶然地离开中国；偶然地做起生意……

我在这么多偶然中实在是找不到必然的那些根本线索和因子，人生的一切实在都是天命纵然。福兮祸在，祸兮福在，人需要努力，但一旦执着就坏事；知进而不识止更坏事。随缘才可以达到行云流水般的境界，随缘也就是随偶然，偶然的偶然的偶然才构建了一个人的命运链条。尼采说“生命是一场醒着的梦”，醒着却是梦，可见命运是没有钥匙的。

你看斯蒂夫·乔布斯：好端端读着大学，只读了一学期就突然辍学了，去和一帮人开创一个电脑的幻想。两年后成立了苹果公司。成功了，后来又失败了。于是干脆就跑到印度去学瑜伽，去学东方文化。后来又回到美国去做他的“苹果”。偶然的，“苹果”成为世界上最红的一种互联网产品。但又非常可惜的是，他的命运在最好的年华时夭折了。一切都是不可预设的。只能解释为一切都是天命纵然。

西方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他们非常不安分。一会儿去打工，一会儿去读书；一会儿去干这一行，一会儿去干那一行；甚至离开自己的祖国，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等等。他们都是到偶然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偶然是他们最终要寻找的一个目的，偶然成了一种人生目标。他们在寻找偶然、适应偶然，甚至去创造偶然。我认为这才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尝试，或者叫命运探索，在小偶然中去寻找命运的大偶然。

下面我要讲两个关于偶然，又关于诗歌的故事。

197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年被平反，我得以去成都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反对与责难的声音表面上好像是说这种诗歌的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晦涩、朦胧、古怪。但是这种批评的背后实质是政治上的发难。这些批评人的鼻子终究是灵的。在这样的时代竟敢说“我—不—相—信”(北岛)；竟敢说“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黄翔)。于是批评人就霜剑冰刀似的批评所谓朦胧诗：“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为人民服务的”。

……

几个月以后消息传来，说有人看到老木在街头成为流浪汉了。他的那副眼镜已不知去向，仍然穿着他常穿的夹克衫，那件中国带来的夹克衫。那应该是秋天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愣，酸酸的。我真想不到老木何以走上这么一条路。

后来又有各种传说传来，有人说他衣衫褴褛去敲朋友的门，浑身散发着污浊的气味。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半疯，中国领事馆出钱把他送回了江西老家；又有一种说法，说老木已经死在巴黎下雪天的大街上。

我记下与老木的这段交往，只是想说明一点。老木永远想把偶然变成永恒。他希望他在北京的那个诗人形象、英雄形象保留为永恒形象。他希望在中国衣食不用太忧的国家单位里的生活保持到法国，他希望偶然认识的痴情的台湾女孩子保留为永叵。于是，这种错误的想法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的那种不爱劳动的特性，促成了老木最后走向悲剧的结果。

我认为，对于这个世界也好，对于人也好，主要是对于我自己的命运，我始终抱着一种一切都是偶然的态度。生活必有坎坷，生活也有顺境，但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永恒的东西。既然偶然地有，也可能偶然地无；既然是偶然的出现，但也可能是偶然的消失。人要适应偶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在顺境的时候，你要把它看成偶然；你在逆境的时候，更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生活和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在掷骰子。

回首自己这几十年，为文又为商，亦商又亦文。岂敢说自己是贾而好儒，实在只是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而已，唯衷心追慕古人所言的人生境界：顺天命，尽人事。

与生意有关的回忆(代后记)

翟永明

大约在1981年，我还没有写作《女人》，但已经发表诗歌，主要发表在《星星》诗刊上。内容基本是大学期间的一些习作，如《童年纪事》等，是一些追忆似水童年的感伤之作。当时正是我写作找不到北、工作上瞎胡混的时候，我因此也很忧郁、迷茫、颓丧。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钟文老师。

当时钟文老师是成都大学的教师，据说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人的原因，他被从上海发配到四川自贡的山沟里劳动工作了十年，1980年被平反，说是虚假错案。这样，他才调到了成都大学做老师。钟老师后来在写给我的信中回忆道，“因为我嗜哲学和诗，所以1978年起，就重新写起了诗理论与诗评论”。他早年支持朦胧诗的出现，与成都诗人流沙河、游篱等结为朋友。教书、写诗评，与我，与当年写作朦胧诗的诗人交往甚多，并且为《星星》诗刊撰写过许多诗歌理论文章和诗评文章，在全国也是负有盛名的诗歌批评家。由于这样的际遇，他为我的《童年纪事》等一批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诗评，发表在《星星》诗刊上。这也是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篇诗评，在当时对我的激励是可想而知的。这篇文章估计钟老师找不到，我也找不到这篇诗评了，否则现在来看一定很有意思。

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过去了，人的记忆开始出现许多误差，钟老师记得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83年：“仿佛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再见面了，只是我在文化宫讲文学理论，你和你的女友们坐在下面，我遥遥地看过你，脑子里一闪：小翟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瞥，这一闪竟横亘了整整二十年才续上，后来我去南。方创建深圳大学，再后来我毅然一别这块土地去了法国，你与我就像两个星球一样的远，偶有信息传来，但已不知真假了。”这是钟老师给我的信中所言。

事实上，钟老师的人生巅峰只是从成都开始，成都是一个跳板，他在最好的时机一跳跳到了深圳，再眺就跳到了巴黎。在那里他完成了一个从书生到大企业家的华丽转身。那之后的若干年，我再也没见过钟老师，只听说他在巴黎做生意非常成功。我曾经多次想过：在巴黎？钟老师？做生意？很成功？这几件事对我来说，当时都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1983年，在钟老师提到的“这一瞥一闪”之后，还发生过很有趣的事，钟老师已记不得了，因为，相对于他在巴黎成功的生意经，这是一段发生在成都的失败的生意经。而县，他和我(主要是我)都参与其中。

一次我偶然翻阅旧信，找到几封1983年我写的信，信中所写到那些事件和计划，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的生意经。隔着几十年的岁月重新阅读它，又使我感触颇多。钟老师这本书写的是一段纪实文学，我如果将当年那段经历如实写来，立即就是一篇黑色幽默式的荒诞小说。但无论如何，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生意经，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人曾经有过的天真、轻信、盲目和美好的梦想。

下面是信中有关钟老师的那一段，也是这个生意经的开始：

“今天骆耕野告诉我一个宏伟的计划，他准备办一个公司，让我和高小勇一起承头，自筹资金。他的计划是：第一步先争取到合法权利，立上户头，然后筹措股份或争取部分贷款；第二步就是通过关系邀请李谷一或另外的歌唱家来蓉为公司成立大会义演，同时造一些声势，把牌子打响；第三步是做些无本生意。此事已与钟文商量过了，钟文很赞成，并愿当顾问，还组织了七八名教授成立了“讲演团”，为补习班或自修大学上课，另外还可办摄影、绘画、书法、音乐等各种讲座，请有名气的人来讲课。还打算开一家书店专门到北京、上海组织一流的书籍来卖。此外老骆还和高小勇正在筹办一个汽车修理厂，准备与一个社队企业承包，还打算买两部面包车(当然是旧的)办一个旅游车队，还有其他的方法：如开服装厂、办美容和形体锻炼学习班。这些都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老骆最后的目的是办一个文学院，培养文学青年，另外也赞助作家，提供各种方便，如体验生活、开年会笔会、替某些人办画展、开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这些当然是远景了，

看到这里，我笑得前仰后合，不曾想到自己曾经也做过这些宏图大梦。那时我正在物理研究所朝九晚五，任何一个跳出去的机会对我来说，都是龙门，都是光明前景。

1983年，那时候的人们对于体制的约束已非常不满，渴望通过改革、创业、自谋生路来到达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在这部成都文化人生意史中，我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当时整个成都的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几乎全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了。今天的人看这些计划，毫无稀奇之地。当时，却新鲜超前得很呢。当：然，在那个工作全靠分配的年代，对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人，这些计划都带有理想主义的憧憬和逃出体制束缚的冲动。

很荒诞的是信中还记录了有一天，我正在写后来自己很喜欢的《母亲》，骆耕野来了，他通过我的两个表哥准备办一个拿属冶炼厂，即用“废水回收金银”(真像现在的大忽悠呵，可当时，我们全都很认真)。八字还没一撇呢，首先谈开了分成。我生平最讨厌算账，这下完全被这些经济名词搞糊涂了，好不容易才弄清了毛利与纯利的区别，一会儿又忘了。当时老骆又谈到“与钟文商量好，办一些讲座，流沙河也自愿无偿地为我们开系列课……”。显然，钟老师当时也是积极参与者，但他很理性地远离了“废水回收金银”这些不着调的事情，计划也都在讲座、书店这些可控制范围内，我想这也许是他最终成功的主要原因。

那天晚上，我坐在桌前，似乎白天那个错乱而超现实的生意经没发生过似的，我完成了那首诗《母亲》的初稿。

大约有几个月的光景，我一直在这样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时空交错中，在白天谈生意(做白日梦)，晚上写作《女人》(黑夜意识)的状态中生活，直到几个月后荒谬而又前卫的生意蓝图彻底破产，直到一年后我的组诗《女人》完成，放进抽屉里。直到1986年才得以在杂志上发表。

钟老师的讲座成为我们这些宏伟蓝图中唯一实现了的项目，所以才有了1984年在成都的文化宫，我和女友坐在下面听课的场景。作为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有人生经验、比我们更早体会人生艰难苦涩的钟老师，他对社会变革有可能带来的生活、事业上的变化，一定是比我们更高瞻远瞩，也更有耐心和能量。

所以，当去南方创建深圳大学的机会来到时，钟老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当时还很保守的成都。投入到当时的改革前沿深圳。在那里，是另外一段与这个城市共同生长的传说。其实钟老师忘记了，在1987年，我和欧阳江河、何多苓还一起去过深圳大学，亲眼见到与成都不同的深圳风貌。当时的钟老师意气风发，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个宏伟蓝图。

几十年后，我信中涉及的那些计划，基本上都由真正经商的人实现了，成都的朋友们聚聚散散，有的还有联系，有的多年不见。如钟老师，此后的十几年，我们再也没见过。他在巴黎的成功生意经，于我也只是一个江湖传说。

又过去了许多年，钟老师回到了中国，去了上海，不时地我们有过通信和接触。2013年我在上海民生美术馆举行朗诵会，我们钟老师特意来参加。那天下午我在酒店里与钟老师见了面，我送他我的诗集，我们长谈了一下午。钟老师说搁笔多年后，因为生命的变故，他放下的笔又握起了。我为他感到高兴。

钟老师后来给我来信说“听说你要来上海开朗诵会，我们约了见面，就是那天晚上，我打开了你的诗集，读的是《女人》，读了好几遍”、“我是抱着一种急迫的心情，把我的一些想法讲出来”，于是，钟老师写了关于《女人》的一篇很长的细读诗评。人生就是这么奇陉，三十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钟老师给我写的第一篇诗评和第二篇诗评，隔着三十年，隔着生意经，就这样无缝对接了。

今年，钟老师准备要出版自传，“巴黎的生意经”，出版社希望我写一篇后记。我马上同意了，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中国文人下海又上岸、上岸又下海做生意这件事，带有很独特的历史印记。这几十年的文人从商记，带有大迁徙的意思——从。各自的被分配被安排被加固的命运中，往自己向往的理想生活迁徙。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身影。

这篇后记没有讲到“巴黎的生意经”，反倒讲了一些成都的生意经和诗歌圈，是因为我与钟老师的交往，从那时到现在，主要还是与文学有关。作为一个到现在仍未彻底弄清毛利与纯利区别的小生意人，我很有自知之明地不谈生意。我希望能与读到这本书的人谈谈钟老师的另一面，作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一面。还有就是他与上世纪80年代、与中国诗歌圈、与成都文化人的多重关系和联结。

最后，附上我在收到钟老师的诗评后，给他的回信：

“钟老师您好：收到大作，我很感动也很激动，时隔三十年，居然又读到您关于我的诗的评论。而这一次与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那时我还是习作阶段，并没有写出足够成熟的作品。而您在那时已经发现了我写作中的潜质，并给以肯定。无疑当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从那以后的写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三十多年的写作经历，能在多年后再次被您肯定，我很高兴。我很认真地读了好几遍，您对《女人》的研究和分析是很深人的、细致的、到位的。您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多么浮躁，能潜心下来做学问真不容易，大家伙的学问都变得浮在表面上，这也是无奈。反倒是钟老师您现在能够如此细致深入地、不吝时间地细读、品评，写出这样的重要文章，我很敬佩。谢谢您对我的高度评价，我会继续努力突破。

“顺便说一句，那天在上海与我一起的女士，是我的发小。就是她80年代与我一起去文化宫听您的讲座。那天听说是您，好不后悔没与您道声好，她是您的粉丝，说您当年好帅呵，哈哈。小翟”

2014年12月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