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融冰的日子，早晨九点钟左右，彼得堡一华沙铁路上有一辆列车开足了马力，驶近彼得堡城。天气潮湿，且有浓雾。铁路两旁，十步以外，难于从车窗内辨清什么。旅客中有从国外回来的，但是最拥挤的是三等车厢，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远处来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间大家的眼睛全疲乏无力，大家全冻僵了，脸全是灰黄的，和雾色相似。
在一节三等车厢内，有两个旅客，从黎明时起在窗旁对坐。两人都是青年，都不带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两人的脸貌都十分特殊，两人都愿意彼此搭谈。假使他们两人彼此知道他们在这时候如何的特别显著，自然会惊讶何以机会竞如此奇怪地使他们两人对坐在彼得堡一华沙列车的三等车厢里。他们中间一个身材不高，二十七岁模样，头发卷曲，且呈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发光；他的鼻子宽阔平扁，脸上颧骨耸起；柔薄的嘴唇不断地叠成一种横霸的、嘲笑的、甚至恶狠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额角很高，构造得极好，可以抵消脸的下部的不正直发展。在这脸上特别显出死般的惨白，给这青年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尽管他具有充分坚固的躯干。同时他还带着一种热情到痛苦地步的样子，和他的横霸的、粗暴的微笑，严厉的、自满的眼神不相谐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宽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紧领的大氅，因此夜里没有受冻，但是他的邻人不得不在发冷颤中忍受俄罗斯十一月潮湿寒夜里的一切冰冷。对于这寒夜他显然毫无准备。他身上穿着极宽阔的、厚重的、没有袖子的披肩，外带大兜囊，就和在辽远的国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旅客们在冬天时常穿着的一模一样，自然他们并不想赶从埃特库能到彼得堡那样长的路程。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满意的一切，到了俄罗斯便不完全有用了。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七岁，身材比普通人高些，头发金黄得厉害，且极浓密；脸颊陷凹，长着轻轻的、尖锐的、几乎完全白色的小胡子。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蓝的、凝聚的。眼神里有一点静谧的、严重的东西，充满一种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这人有癫痫症。但是这青年的脸是愉快的、柔细的、干净的，不过没有色彩，而现在甚至冻得发紫。他的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包袱，这包袱是一块褪色的旧绸布，大概这就算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脚上穿着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全不是俄国式样。穿着狭领皮大氅的、黑发的邻座看清了这一切，一部分是由于无事可做，终于发问起来，带着一种无礼貌的嘲笑，在这里面，遇到邻人有所失意时，有时会不客气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种陕乐来的：
“冻僵了么？”
他当时耸了耸肩膀。
“冷得厉害，”邻座的人异常欣悦地回答，“您要注意，这还是融冰的日子。假使是冰冻的天气，会怎样呢？我甚至没有想着我们这里会这样冷，不习惯了。”
“从外国回来么？”
“是的，从瑞士来。”
“啊！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打了口哨，哈哈地笑了。
两人攀谈起来。穿瑞士披肩的金黄发青年那种乐于回答黑脸邻人一切问题的态度真可以令人惊讶。他对于有些话问得十分不经意，不切题，而且极其空虚，并不发生任何的疑窦。他回答说他确已许久不回俄国，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疾病，一种奇怪的、神经方面的病，有点像癫痫，或者维多司跳舞病，一些抖索和抽风的动作。黑脸的人听他说话，笑了几次。他问：“怎么样，治好了没有？”金黄发回答：“不，没有治好。”
黑脸当时笑得特别厉害。“嚇！钱大概花去了不少，我们这里大家都相信他们呢。”黑脸的人恶毒地说。
“这是实在的！”一个并坐着，穿得极坏的先生搭上来说。他有点像由于供人差遣而显得冷酷的官员，四十岁，体格强健，红鼻，疹瘢的脸，“这是实在的，只是把俄国的利源白白地倾溢出去！”
“在我的这件事情上，您是不对的，”瑞士来的病人用静谧和安慰的语音说，“自然，我不能争论，因为我不知道一般的情形，然而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还差不多有两年功夫自己花钱养我。”
“并没有人给钱么？”黑脸问。
“是的，供给我生活的帕夫列谢夫先生两年前故世；我写信给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我的远亲，但是没有接到回音。只好就这样回来了。”
“回到哪里呢？”
“您是说，我将在什么地方住下？……我真是还不知道……这样的……”
“还没有决定么？”
两个听者又哈哈笑了。
“也许您的财产就在这包袱里藏着吧？”黑脸问。
“我可以打赌，是这样的，”红鼻的官员带着异常满意的样子，抢上去说，“行李车里一定没有寄放什么东西，固然贫穷并不是一件败德的事，这又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结果确乎是这样，金黄发的青年立刻带着特别的匆遽的样子直承出来。P5-7
有人曾让米兰·昆德拉把《白痴》改编成剧本，但当他重读一遍这部作品后，发现印象最深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斯妥耶夫斯基肆意夸张的姿态、黑暗刻画的深邃以及富有侵略性的伤感世界，而这一切都使他很不舒服。于是他拒绝了对《白痴》的改编。一向以拒绝误读著称的米兰·昆德拉曾经在他的《一个变奏的导言》(刊载于1985年1月6日的《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里，明确说他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其作品的美学价值，而是他小说中的“氛围”——那是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情感在《白痴》里被拔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他由此得出结论：“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人来说，昆德拉就像他自己的小说篇名，或许是生命不能承受感情之重成了他惧怕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理由，可是《白痴》的魅力正是在于它表达了不可替代的俄罗斯人的感情。
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丰富，有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十几种，此外还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政论特写、回忆录。他对俄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同情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的苦难。第二，着力刻画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矛盾，揭示内心世界中天使与魔鬼、伟大与卑劣、善与恶之间的搏斗，尤其是病态犯罪心理的思想纠葛。鲁迅曾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难忍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因此被誉为“残酷的天才”。
其实人类很早就认识到自身的复杂性，而俄狄浦斯破译了斯芬克斯之谜以后，人对自身的认识便成了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对人性世界的理解，对心灵奥秘的探索，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不倦的文学家，在这一方面，陀斯妥耶夫斯基当为最杰出的先驱和大师之一。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同样是丰富的，他的经历和文学上的贡献有着惊人的相似，一生饱尝了人间各种苦难：贫穷、疾病、坐牢、流放、苦役甚至濒临死亡的惊恐。他和他的作品主人公一样，是个“全身心都在斗争着”的人，从革命精神到中立态度到基督精神，是“善与恶在内心炽热的斗争过程中死去的人”。
1821年11月11日，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近郊一所平民医院里。父亲米哈依尔·安德烈耶维奇毕业于皇家医学院，曾是俄法战争时期的军医，退伍后来到这所医院当医生，当时没有任何积蓄，属于平民阶层。他有8个孩子，陀斯妥耶夫斯基排行第二。贫苦的生活，卑贱的地位，对孩子们前途的牵挂以及对贵族生活和特权的向往，使得父亲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他终于在1828年把全家注册为莫斯科贵族。1831年在图拉省购置了自己的庄园。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目睹了农奴的辛苦，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1838年，陀斯妥耶夫斯基被送到军事工程学校学习。与那些夸夸其谈、挥金如土的富家子弟相比，陀斯妥耶夫斯基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拘谨、离群、孤僻、喜欢沉思、独来独往；在学习上，专业知识一般，酷爱文学，阅读了大量名著，尤其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作品。1839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因傲慢和粗暴在自己的庄园被农奴活活打死。这给陀斯妥耶夫斯基精神上打击很大，从此他染下了癫痫症，同时家境也随之衰落了。1843年从军校毕业后，为了赚钱，他一边工作，一边翻译外国小说。1844年，他辞去了工作，专门从事创作。
1845年，他完成了处女作中篇书信体小说((穷人》，小说继承了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和果戈理描写“小人物”的传统，刻画了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人的悲惨生活，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人性的尊严，从灵魂深处为他们发出呐喊。这篇小说已初步显示了作家的创作天才，同时也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调。主人公马卡尔·阿列克谢维奇·杰弗施金是彼得堡的一个小抄写员，生活安分、处世谨慎。他深爱着一个身世不幸、几乎堕落风尘的姑娘瓦莲卡。因为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同病相怜，但却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杰弗施金的性格是极为矛盾的：他竭尽全力要使瓦莲卡得到幸福，又怕人言可畏，他自奉节俭，但为了维持体面，也和别人一样喝茶、穿外套和皮靴。他深感生活不公，但既不能改变自己，又无力抗争。他秉性软弱，稍受打击，就失去自信。陀斯妥耶夫斯基详尽细致地描写了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正像别林斯基所说，他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个不幸的人。在对瓦莲卡的爱情里杰弗施金找到了他的人生价值。他不再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块可怜的破布，是一个没有任何用处、不被全世界任何人所需要的不折不扣的渺小人物。他第一次觉得被一个人所需要，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里，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宝物：爱情的能力——真正无私忘我的爱情能力。在杰弗施金眼里，爱瓦莲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于是他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人，在心灵和思想上是一个人，这是杰弗施金以前的“小人物”思想所不具备的。
……
写于1867年至1868年的《白痴》从一开始便显示了这样的特征。小说在人生道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拉开序幕：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梅什金公爵、富商之子罗戈任以及万事通似的官员列别杰夫，他们在一列火车的三等车厢上不期而遇，从此便开始了他们“全部过去”和今后的曲折生活。正是他们的对话分别道出了梅什金、罗戈任与纳斯塔西娅的过去与现在。从异国归来的梅什金是“正面的、美好的”形象的代言人，他的谈话中所袒露的是孩子般的纯洁与坦率，而他的现状又是一贫如洗，是一个从“孩子气”十足到不愁自己在陌生的彼得堡如何生存的人，是一个全部家当“都在这小包里”的主儿，他对自己在瑞士生活的自述，正是他单纯善良天性的背景。罗戈任是个继承百万遗产的巨富之子，他与公爵的对话不仅展示出他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性格的一面，而且也展示出非他莫属的豪爽天性和被商人阶层粗野的风俗所扭曲的全部性格。梅什金、罗戈任的交谈，以及万事通似的列别杰夫的插话，又道出了纳斯塔西娅的性格与生活背景，以及这位绝色佳人对罗戈任所产生的魔力。于是在相互平等对话的复调声中，小说建构了梅什金、罗戈任、纳斯塔西娅三者之间的情感关系：梅什金与罗戈任从朋友到情敌，纳斯塔西娅对公爵的精神之恋以及与罗戈任的肉欲之爱交织于三角关系之中发展至终；这种三角关系又引出梅什金与叶潘钦将军、将军的女儿阿格拉娅的情爱关系，引出纳斯塔西娅与阿格拉娅的情敌关系、与托茨基的侮辱亵渎的关系……陀斯妥耶夫斯基超越传统，用各种人物富有个性的声音，调和出一部充满情感纠葛、复杂矛盾的复调小说。
被称为“白痴”的梅什金公爵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之家，但他已是家族中的末代公爵，患有癫痫病，类似于白痴，从小就被父亲的好友送到瑞士去接受治疗。他长期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农村里，不谙人情世故，一味信任别人，对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也仍然是忍让和逆来顺受。即使是普通的仆人，他也能一视同仁，真诚地和他们交往；对杀害美的化身——纳斯塔西娅的凶手罗戈任他也一样充满了同情。梅什金全心全意对待每个人，不在乎上当受骗、受讥讽，力图用自己的爱心去拯救他们的灵魂。爱、同情、宽恕是他对人类的唯一态度，也是他维护美，使美得到重生的唯一手段。为此，他抗争西欧传来的虚无主义、无神论、天主教。“白痴”的绰号既指明他身体的疾病，也暗指他对这个世界付出的珍贵感情。
在这个被恶充斥的社会里，俄罗斯圣徒般的“白痴”无疑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作家把他作为“绝对美好的人”、作为基督式的“十全十美”的人进行描写，虽然这种描写不无乌托邦色彩，但是它是一个处于苦难和黑暗中的作家心中的明灯。如果我们借用这段话来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作家的用意所在：“他为我们讲述了一则绝望的故事，然而，在这绝望中，我们又分明感觉到了某种希望——陀斯妥耶夫斯基把福音书说的盐撒进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盐，一切都会淡而无味；他激发了美，如果没有美，在这大地上就无所作为。”作者在展示现实生活广阔画面的同时，还提出和探讨了人和人生哲学的其他问题(如人生的意义，面包与自由，理智与感情等)，以及伦理道德问题(善与恶，同情、怜悯与爱人等)、政治问题等等。即便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解答，但他的问题仍然是永恒的，至今犹激动人心。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褚蓓娟 博士
2014年6月
费奥多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全译本)(精)》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彼得堡，作品再现了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彼得堡的广阔图景，但作家不像他在以前的作品中那样着重描写下层社会及其各种人物；在《白痴》中登场的众多角色，主要是贵族和官僚上层社会的代表，还有活跃在资本主义城市里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这些人物的全部括动和相互关系中，批判地描写了统治阶级，揭穿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种种罪恶；他抓住金钱势力的本质，对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卑鄙、猥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等各种特征，进行了无情的鞭挞。集中体现了这些特征的，就是农奴制废除后支撑着贵族地主和官僚社会的托茨基们、罗戈任们、叶潘钦将军一家和伊沃尔金一家等。
费奥多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全译本)(精)》，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白痴》是他的代表作品。
娜斯塔霞是个外慧中的绝色女子，惜乎命途多舛，成了得堡某巨富的情妇。然而她对此人只有极度的轻蔑和憎恨，当她听说那个淫棍即将“明媒娶”名门千金时，便萌生了的念头。她的对手们则在各种利益驱动下正阴谋编织一张制伏这个弱女子的罗网。就在错综复的关系决定了极度敏感的时间和地点，被那些“聪明人“目为十足的“白痴“先天有病的破落贵族梅诗金公爵糊涂闯进了冲突一触即发的旋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