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美国高中生分别前往芬兰、韩国、波兰交换一年。这三个国家都培养出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但几十年以前，这三国的孩子根本没有那么聪明。《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通过讲述交换生们的故事，结合作者阿曼达·里普利深入三国的实地调查，和与众多教育政策制定者、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全面沟通交流，说明了：芬兰、韩国、波兰如何改变本国教育平庸的局面？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诞生于怎样的土壤？三个美国孩子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优秀的？如何发现世界级的好学校？

全书叙述生动写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参考性。

每3年1次的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PISA），出人意料地，美国学生在测试中的表现暴露了超级大国的超级短板——基础教育。反观芬兰多次高居榜首，韩国、波兰的表现也颠覆往常、势头强劲。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孩子学习成果上的差异？

3个美国高中生分别前往以上3个“教育新兴强国”交换1年，作者阿曼达·里普利随之深入3国实地调查，这些国家的孩子们究竟在怎样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这3个美国孩子的成长和交换故事又是怎样的？

在《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中，作者将所见所闻结合科学研究，在将美国和其他3个国家的对比中总结回答最受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优秀的、如何发现世界级的好学校。

主要人物

开篇：谜团

第一部分 秋

 第1章 藏宝图

 第2章 离家

 第3章 高压锅

 第4章 数学难题

第二部分 冬

 第5章 美国人在乌托邦

 第6章 内驱力

 第7章 蜕变

第三部分 春

 第8章 差别

 第9章 年薪400万美元的老师

 第10章 回家

后记

附录一 如何发现世界一流的学校

附录二 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学生体验调查

注释

志被逮捕后，立即向警察坦白了罪行，哭诉他杀了母亲之后如何噩梦不断。在庭审中，公诉人要求判其15年有期徒刑。最后，法官从轻判处志3年半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官员们发誓会重新审视大众所称的“教育狂热症”。在这位李部长的任期内，教育部已雇用并培训了500名招生官员，以帮助韩国大学参考美国大学的方式选拔考生。也就是说，招生不再一成不变地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

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各大辅导机构又研究出一系列新的手段，旨在帮助学生应对新的招生规则。为公平起见，新的规则增加了专门针对有农村或单亲家庭背景等的弱势学生推出的录取优惠政策。结果数百名学生被指控为了享受这种优惠政策而谎报自己的家庭出身，还有家长因此而假离婚。教育狂热程度仍然有增无减。

韩国领导人担心如果教育系统不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和创新，那么经济增速将会放缓，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所有家庭都会因教育支出所带来的压力而苦不堪言。

为了反过来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减轻家长对辅导学院的依赖，李部长试图对教学加以改进。相对于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韩国已经有了高素质的小学教师。韩国的小学教师是全国12所大学的相关申请者中排名前5％的最优秀的人才，而且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培训。韩国正在接受岗前培训的初中教师在6个国家的联合数学测验中位列榜首，远远胜出美国未来的教师。

然而，韩国高中老师的素质并不像小学和初中老师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几十年前教师短缺，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让太多的高校培养中学教师。那350所学院将标准降到比培训小学教师的标准更低。就像美国有1000多所教师培训学院，韩国所培养的教师远比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多得多。教师储备对院校来说是个非常有利可图的项目，但标准的降低使得教师的声望整体下滑、教学质量良莠不齐。正如韩国一位著名的政策制定者所说：“教育系统的质量与教师的素质密切相关”。

为了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教育部推出了一项新的教师评价制度，该评价制度能将教学情况及时反馈给教师，并责令他们对教学成绩负责。在新的制度下，教师要接受学生、家长及其他教师以在线调查形式进行的评价，这意味着教师将接受360度全方位审查，就像许多企业对职员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与美国许多地区所采取的模式不同，韩国的教师评价方案没有将学生考试成绩的增长考虑在内；与我交谈的教育部官员似乎也考虑过将这方面的数据纳入评价，但因为学生所属的班级与教师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且包括外聘教师在内好几位老师教同一科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他们不知如何分配责任。）  根据韩国的新规定，评估中得分较低的教师本应接受再培训。但是，和美国某些地区一样，每当改革者试图推行类似政策时，总会遭到教师及工会组织不同程度的反对。教师工会认为，这种“回炉再造”的做法有损教师人格且有失公平。因此，理论上严丝合缝的政策在实践中却变得寸步难行。在韩国，作为抗议的一种方式，一些教师给了所有同事最高评价。2011年，韩国教师实际进行再培训的只有不到1％，有的直接拒绝接受这种再培训。

上任一年后，李部长的最大成就之一是降低了韩国家庭在校外辅导机构的花费。虽然这一数据仅下降了3.5％，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胜利。

P55-56

谜团

在我就职于《时代》（Time）及其他杂志社的大半职业生涯中，总是尽力回避有关教育的选题。如果编辑让我写一篇关于学校或考试的文章，我就提出有关恐怖主义、飞机失事或流感爆发之类的选题。这一招通常都很管用。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教育类新闻听上去实在让人提不起劲。这些文章的标题往往采用板报字体，还会加上一些铅笔涂鸦。文章中满是无根无据的美好愿望，引用的话大多出自成人之口，孩子只会出现在照片中，安静地微笑。

后来，编辑让我写一写华盛顿特区主管公立学校的一位颇具争议的新领导人——米歇尔·李（Michelle Rhee）。我对此人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了解是她穿细高跟鞋，接受访问时常说“胡扯”这样的词。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个好故事，尽管它会让我陷入教育的迷雾。

但是，在那层迷雾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花了几个月去跟孩子、家长、老师，还有那些采用创新方式研究教育的人交流。很快，我就意识到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但她还不是这里最大的谜团。

真正的谜团是：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学到那么多知识，有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

突然之间，教育变成了一个充斥各种数据的领域。从一个社区或教室到下一个社区或教室，对于哪些事情正在发生或哪些事情没能发生，我们比任何时候知道得都多，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无论是富人或穷人社区，白人或黑人社区，公立或私立学校，每到一处，我都发现孩子们懂得的事情总会有多有少，这没什么意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高峰和低谷，就像翻转穿行、让人头晕目眩的过山车。出现这些高低起伏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金钱、种族或民族因素。但这些并非全部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又写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文章，也一再遇到这个谜团。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勃小学里，我看见五年级的学生乞求（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的老师，点他们上台解答黑板上的长除法题。如果得出的答案正确，他们就会握紧拳头，轻轻地叫一声“太棒了”。事实上，在这个社区，大约每周都会有一个人遭到杀害，社区人口的失业率也高达18％。

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学校，我却看到了百无聊赖的小孩子，当像我一样的陌生人走进教室时，他们就会抬起头，看看我是否能弄出点花样（心中祈求老天保佑最好是如此），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下一个钟头不再那么无聊。

有一段时间，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们在不同社区的学校之间、不同校长或不同老师所负责的课堂之间可能会看到的差别。在我看来，有的孩子只是运气好，因为大多数紧要的差别都与金钱和特权有关。  然而，当我某天看到下页这张图表时，还是感到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基本上保持平稳，但是那只是个例外。让我们看看芬兰吧，它从世界上垫底的落后国家一跃而升为世界第一，甚至都不需要片刻喘息。它的邻国挪威尽管几乎没有贫困儿童，学生的测试结果却一步步滑向低谷。还有加拿大，以前的测试结果平平，却渐趋上升到可与日本比肩。如果说教育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文化能出现如此剧烈且迅速的变化吗？

……

在2010～2011学年，我跟着三位优秀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了他们交换留学的培养出了“聪明孩子”的国家。这几个孩子自愿在他们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期间，帮助我完成这个项目。我到他们在交换国居住的寓所拜访了他们，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几个孩子分别是金、埃里克和汤姆，他们担任着我在寄宿家庭或就餐食堂的“保镖”，自愿成为我在国外的协调人。金离开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到芬兰交换留学，埃里克则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州交换到了韩国，而汤姆是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去往波兰进行交换。他们均来自美国的不同地区，而且他们选择交换留学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通过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YFU国际学生交流协会和扶轮社等在世界各地开展交流项目的组织，我认识了金、埃里克和汤姆。

刚开始我只是想让这几个年轻人做我的顾问，但渐渐地他们成了故事真正的主角。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孩子，其经历也不能反映他们去到的交换国家所有孩子们的真实情况。不过，通过他们的故事，我却发现了官方报道以外的生活。

金，埃里克和汤姆对我坦诚相待。他们不想和我聊什么终身职位政策或者是虎妈们的问题，卸下了成人世界的种种焦虑之后，他们跟我聊了很多其他孩子的故事，对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同龄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整天设想着新生活，从寄宿家庭的厨房聊到学校浴室，他们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我每到一个国家，这里的“外勤特工”都会介绍我和当地的其他孩子、家长和老师相互认识，并和他们一起来完成我的这一项目。比如在韩国，埃里克就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珍妮，珍妮的童年有一半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另一半则是在韩国。可以说珍妮对美国和韩国的教育都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她回答了一些埃里克答不出来的问题。

为了证实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及一些结论的普遍性，我又对上百个交换生的经历进行了调研，既包括来美国交换学习的，也包括从美国交换出去的。这些年轻人都有交换学习的亲身经历，不像其他人只能提供对别的国家教育制度的主观评价。我询问这些孩子对于他们交换的两地的父母、学校和生活的看法，而他们的答案改变了我对美国教育的优势和不足的想法。这些孩子知道美式教育与其他国家教育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而且无论好坏，他们基本上都会直言不讳地如实相告。

最后结束项目回到美国，我的真实感受是更乐观了，而不是觉得事情比想象中更糟。很明显，我们在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与我所见所闻的芬兰、韩国和波兰的学校和家庭相比，美国的学校和家庭似乎都很困惑和迷茫，美国教育体制最关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清晰而明确的教育目的。然而我也并没有觉得，美国父母、孩子和老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能够把这个方面做好，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几代孩子受到了他们理应受到的教育。也许孩子们并不总是能将所学知识很好地吸收消化，但他们毕竟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教育。尽管诸如政治因素、官僚体制、陈旧的教职员工聘用体制和家庭教育盲点等许多国家都有的教育弊端仍然存在，但我们在教育上的期待终究都会实现。其他国家——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也会帮助我们，替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

写这本书是为了将我“逃跑”的企图公之于世。在2l世纪初，对美国教育的辩论，在我看来，就已经变得居心叵测、目光短浅和多此一举，以至于不再具有任何有价值的引导性。我想尽可能远离这种是非，看看讨论的语境是否会有变化。

数据给了我一个完美的理由：有少数国家让几乎所有孩子学会了更高层次的思维方式。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又是什么阻止了其他国家的教育也有这样的发展？我并没有很深入地去了解特许学校、教育券、终身教职或其他政策难题。大人都忙着在酒店宴会厅和市政厅与自己人相互较劲，而世界各地数以十亿计的孩子们正在（或没有）学习如何判断和解决问题。所以，我想从这些宴会厅和市政厅的后门溜出去，花点时间去调查那些谜团。

这项调查进展了大约6个月，我才意识到我是个疯子。写一个陌生的国家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了，同时写3个国家就几乎等同于徘徊在欺诈的边缘了。一个陌生人空降到一个遥远的国家，用韩国人的话说就是“舔西瓜皮”，意思是说只是接触到表面的东西，无法真正接触到事物的本质。

我需要很多帮助，像导演一出百老汇歌舞剧一样，一样的场景，需要幕前幕后很多人的帮助，可惜我没有百老汇那样的预算。但即使我无以为报，帮助我的人们还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也认为解开那些谜团很重要，或者，只是怜悯我而已。他们应该明白，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一定会迷失在数据迷宫里，也无法应付其他国家的那些官僚机构。最后，是世界各地的百余名研究人员、教师、翻译、政治家、商人、外交官、学生和家长帮我找到了方向。

最重要的是，从头至尾，金、埃里克、汤姆和珍妮都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是这几个年轻人让我得以深入他们分别位于3个大洲的学校和寄宿家庭内部，并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想。如果没有他们，我绝对无法了解孩子和他们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而恰恰是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使人们有可能理解为什么某些政策能够见效，某些政策完全与制定初衷背道而驰。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各种社交网站以及面对面交流等方式，他们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那些烦琐、甚至有时是愚蠢的问题。他们在佛寺外面、高中的走廊里以及酒店大堂里耐心地坐着，让我记录下他们所讲述的经历（视频片段存档于sss.amandaripley.com）。他们还允许我同他们的家人、老师和朋友交流。我相信我在某些不自知的情况下让他们觉得难为情过，我也一直在等待他们向我翻白眼或发脾气，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亲自去了芬兰、波兰和韩国拜访金、汤姆、埃里克和珍妮，我还去了金和汤姆在美国的家乡。如果某个场面我没能亲眼看见，我会尽我所能地通过面谈、报纸以及历史文献等尽可能准确地还原重现。我还要特别感谢金和汤姆，他们周到且详尽的博客文章弥补了我们谈话中可能出现的遗漏。

这让我知道了报道与年轻人相关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因为许多青少年（尽管不是全部）都会在网上留下一些生活片段以便将来回味时不至于留下太多遗憾。对我而言，我很庆幸12岁时朋友用老式录像机录下的我扮成新闻主播的片段没有被放上视频网站。

鉴于此，我决定不将本书中所提及的孩子们的全名公布。这些孩子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谦逊的态度，是我在采访过的成年人身上都看不到的。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给他们一个改变心意、继续成长并在未来某一天讲述他们那时的人生故事的机会。

这些年轻“情报员”的父母同意让他们跟我交流合作，为此，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有时，他们还会花费大量时间跟我谈论他们的孩子以及自己对美国和国外育儿和教育的看法。同时，还要衷心感谢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YFU国际学生交流组织、扶轮社和美国交流计划监管机构（CSIET）的每个成员，他们非常热情地帮助我联系世界各地的交换生。

安排年轻人到离家千里之外的陌生环境中去学习和生活，这样的事情繁杂且冒险。而这些漂亮地完成了这个工作的人们坚定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世界大而奇妙，尽早让孩子了解到这些，对我们本身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我要感谢我一直以来合作的编辑和朋友普丽西拉·佩因顿（Prisciua Painton），还有乔纳森·卡普（Jonathan Karp）以及他在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带领的团队的其余成员，愿意坚持相信我会写出一本不那么枯燥的关于教育的书。感谢他们使这看似遥不可及的任务成为可能，并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这些宝贵财富。

我的经纪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Esmond Harmsworth）明智地坚持建议我在一切开始前先联系好书中的主人公们。谢谢你，埃斯蒙德！将我从多年的痛苦中拯救出来，并自始至终支持我的这一想法。当我深陷写作的泥潭时，才识杰出的丹·鲍姆（Dan Baum）提醒我讲好故事是最重要的，他的一句话将我从泥沼中解救出来。

作为一名长篇作者，我需要一大群赞助商。本书得以面世，必须要感谢伯纳德·施瓦茨奖学金（Bernard L.Schwartz Fellowship）、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Laurence Powell Jobs）、斯泰西·鲁宾（Stacey Rubin）和爱默生基金会的支持，以及新美国基金会的史蒂夫·科尔（Steve Coil）、安德烈斯·马丁内斯（Andres Martinez）、费丝·史密斯（Faith Smith）和卡罗琳·埃塞尔（Caroline Esser）给我的所有建议和鼓励。还要特别感谢新美国基金会的玛丽·劳伦斯（Marie Lawrence），她是个聪明而细致的研究人员，为我在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的调查，以及对儿童贫困和高中体育在美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分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还要感谢曾为教师、现就职于新美国基金会的丽贝卡·谢弗（Rebecca Shafer），她帮助我理解了世界特殊教育领域的一些研究。

这些故事中有许多都来自于杂志上文章的启发，这些文章都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也要付出很多心血来编辑，从而使它们得以出版成为真正宝贵的财富。所以还要大力感谢《时代》杂志的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ry）、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和里克·施滕格尔（Rick Stengel），以及《大西洋》杂志的詹姆斯·吉布尼（James Gibney）、斯科特·施托塞尔（Scott Stossel）、科尔比·库莫尔（Corby Kummer）和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等人，他们在本书出版前后都给了我很多讲好关于世界各地孩子、老师和家长的故事的指导。

包括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在内的经合组织的数据专家们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要感谢他们全程对我的调查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我有幸得到了教育信托基金（Education Trust）、AIR公司、美国教育部，以及芬兰、波兰、韩国的大使馆和教育部的好心人的帮助和有价值的指导。

韩国首尔和釜山，波兰弗罗茨瓦夫和华沙，芬兰赫尔辛基、埃斯波和皮耶塔尔萨里以及美国葛底斯堡、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特区、萨利索、俄克拉荷马等地的学校领导非常大方地让我零距离接触了学校。还有包括纽约市的蔡平（Binh Thai）、华盛顿特区的琳恩·奥梅耶（Lynn Hommeyer）和威尔·泰勒以及韩国釜山的吴淳成（Sung Soon Oh）等老师，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向我解释了他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生活，从而让故事的图景更丰富。

在波兰的翻译和研究，我主要依赖于勇敢且富有见解的马特乌什·科尔纳茨基（Mateusz Komacki）。在韩国，杰出的翻译家和思维敏捷的记者斯蒂芬·金（Stephen Kim）全程陪我走访了两座城市的学校、辅导学院和政府办公室。我还得到了华盛顿特区的朱斯蒂娜·雅布隆斯卡（Iustine Jablonska）和特雷莎·布驰斯达特（Theresa。Buchstatte）、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詹妮·桑塔霍尔马（Jenni Santaholma）以及波兰华沙的萨拉·扎罗（Sarah Zarrow）等人在翻译和研究上的协助。对于本书的事实核查部分，我要感谢雷切尔·布朗（Rachael Brown）认真细致的工作。

还要感谢凯特琳·安德鲁斯一赖斯（Kaitlvll Andrews-Rice），她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优秀女性，她帮助我构思、进行调查和完善了本书。非常感谢凯特琳直率地指出哪些内容味同嚼蜡，哪些部分让她兴味盎然。  可以说，没有朋友、同事和家人不厌其烦地聆听和陪伴，我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罗梅什·拉特内萨（Romesh Ratnesar）、莱斯利·奇尔科特（Lesley Chilcott）、迈克尔·谢弗（Michael Schaffer）、戴夫·里普利（Dave RjPley）、本·雷普利（Ben Ripley）、塔·内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罗伯特·格登（Robert Gordon）、丽莎·格林（Lisa Green）、雷切尔·多林（Rachel Dolin）、史蒂芬·法尔（Steven Farr）、卡伦·马什（Karen Marsh）、兰恩利·基普（Lennlee Keep）和考特尼·鲁宾（Courtney Rubin），他们每个人都在帮我弄清楚这本书究竟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本书如此重要。全美教师质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的凯特·沃尔什（Kate Walsh）在我编写关于美国教师的部分内容时慷慨地提供了大量有益的指导。新教师计划（TNTP，The New Teacher Project）组织的蒂莫西·达利（Timothy Daly）帮我分析了我所得到的美国消费数据。我的好朋友凯瑟琳·布朗（Catherine Brown）多年来的集思广益、安慰和指导陪伴我最终完成本书。谢谢你，凯瑟琳。

我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约翰（Iohn）一直给予我帮助和支持，他让我在写作本书时的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都更顺利。他还听到很多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对教育体制紊乱的激烈抨击，是他告诉我这是新的21世纪，我完全可以为自己工作，并向我展示了如何做到（带着风度、勇气以及“吉人自有天相”的心态）。我的儿子马克斯（Max）为我的书绘制了封面小样，对一些标题方案表达了反对意见，在他的地球仪上观察了很多国家。他对我研究的事情所试图做出的理解，远远超过大多数6岁孩子的理解能力。

在我写作本书时，我的妈妈路易斯·里普利（Louise Ripley）去世了。多年前，她曾在爱荷华州的一所小学教书，且深爱这份工作。她认为，教育是一种严肃庄重的追求，永远不能寄希望于侥幸，她深深地相信这一点。谨以此书献给我母亲的精神，带着我的一分共鸣，两分奋斗。

如果你关心教育，那你一定要看这本书。

——沃尔特·艾萨克森，《乔布斯传》的作者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阿曼达·里普利为我们的下一代指明了如何变得更好的路。

——温迪·科普，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