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编著的这本《群山》内容简介：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反映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长篇人物传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面世已经过去了十余年。这些年来，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我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所尊敬并深入了解过的此书主人公——西北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同志，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所生活和奋斗过的那个极不寻常的时代，都已经随着他们的相继辞世而变得更加遥远了。我自己也由开始撰写这本书时的一个热血青年，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连亲手给这部书颁过奖的文坛巨匠刘白羽先生也已作古。但许多关于《群山》的往事和动人情景，却还历历在目，或总在心头萦绕。

忽培元编著的这本《群山》是一部世纪之交充满着多重反思意蕴的作品，是一部具有史度品格的厚重作品，是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是陕北文学的又一界碑。世纪之交的多重反思《群山》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一部全方位、大视角展现西北革命起始发展的长篇传记文学。西北革命，在共和国的革命历史中占有着它举足轻重的光辉一页，其中所涌现出来的可以彪炳史册的人物不在少数。而《群山》选择马文瑞作为传主来结构，这是因为马文瑞在西北革命中的特殊位置以及他自身所具有的人格力量所使然。

序曲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二部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尾声

后记

“百川汇黄河，中有无定；四水集无定，内含大理。”大理河流入无定河的交汇处，即为陕北重镇绥德。由绥德出发，沿大理河上溯百余里，岸北有座古镇名日“周家捡”。再上行约十华里，南岸有吴家岔一村，入岔进沟五里，即是马文瑞的出生地：高坪乡马家阳湾村。高坪当年虽归米脂县管辖，却属绥德水系。陕北高原，河川村镇，通连盘结，犹若大树繁冠。马家阳湾村，正是那万千枝梢间平平凡凡的一叶。

1988年仲秋的一天，阳光很好，草木葱茏，年已七十有六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头戴一顶故乡农民在山里劳作时戴的那种柳条草帽，奋力登上阳湾村脑畔山。当他站立在高高的山峁上，俯视这个多少年来一直梦萦魂绕的小山村，一股异常亲切的感觉涌起在心头。对面那座独立的小山，记得是叫庙峁山吧，山顶上的小庙和老榆树还在。脚下的黄土中，安葬着他的先祖。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他那早逝的母亲和慈爱的老祖母，还有那力主让他念书识字的精明的祖父。当年那座温暖的四合小院还在。镌着一个“福”字的青砖影壁前面那座雕工精致的小门楼虽已很破旧了，却还顽强地挺立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当初是怎么想起躲进那门楼顶上低矮的阁楼里埋头读书的。有一年暑假，他几乎每天都带着自己喜欢读的书，在那阴凉通风的阁楼上度过。他入痴入迷地读着书，起初并不曾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并不曾注意到那积满尘土、布着蛛网的角落里堆积着什么。他就那么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忽然一阵小风吹来苦涩的气味，是他曾经闻习惯了的那种十分熟悉的气味。他立刻想起了已经病逝的母亲，母亲吃过的中药渣堆积在角落里。他很伤心，从此再也没到阁楼上去过。

往事如烟。总有那么一些貌似细碎的事情铭刻在脑海里，结成胸中的块垒。

眼下这个极普通的偏僻山村周围，生长着一排排粗壮高大的山杨树和毛头柳。他已经记不大清那几株冠盖如伞的老槐树当初是否就有。那枝叶像一团团绿色的浓云雾气，凝结在山湾沟渠里，在苍黄的色调上点缀出缕缕生机。陕北山区的地形就是这样，一座连着一座的土丘重重叠叠，其间曲曲折折流淌着的山泉水，像是由数不清的母亲的乳房中溢出的乳汁，滋养哺育着一切生命。正是这无数涓涓细流，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河川。坚韧的土地经历了干百年的冲刷和淤积，形成了特殊的地貌，浑圆高耸的梁峁，开阔的川道，狭窄的沟渠和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勒出在土原深处的拐岔。祖祖辈辈，川道里的人家在川坪上耕耘，沟渠里的人家在山洼上播种。居住在拐岔里的人们，只有爬上高高的干山屹峪，用加倍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和收获赖以生存的五谷杂粮。马家阳湾村就是这样一个苦焦的拐岔小山村，贫穷与辛劳像两根套绳，紧紧束缚着乡亲们，拖着沉重的光景，一代一代艰难前行。

20世纪初，即马文瑞出生的1912年前后，颟顸的东方睡狮开始觉醒，山外的世界翻天覆地。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帝国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波及到了他的家乡一带。周家□镇上的哥老会众和十里盐湾的盐工共计四五百人结成民军，在三皇峁月台寺聚集，由钟毓秀、栾茂升带领，身穿白衣，手持大刀，直奔绥德州造反。一路声势浩大，应者云集。知州闻风藏匿，绥德城遂被民军所占。后因轻敌麻痹，知州乘机组织官兵反扑，钟毓秀被杀，栾茂升危难中由城中水洞逃出，民军溃败。

马文瑞即生于这个大变大乱之年。

当时阳湾村仅有二十几户人家。除了一户姓郭，一户姓杨，其余都姓马。阳湾村子虽小，在童年的马文瑞眼睛里，却是一个很大很神秘的世界。

村里的石窑和土窑，集中在一面朝阳的半山坡上。他家的窑院大致位于村子的中心。这座比～般农户较为讲究、其实并不高大富丽的建筑，在幼年的马文瑞看来，比老人们讲古朝时常常提念的“天子龙廷”、“金銮宝殿”还要宏伟。由那巨大的石条帮畔、碎石嵌铺的斜坡甬道上去，拐过一个直角的门台，就是那座砖木结构的高脊门楼了。这种两面流水的挑檐儿传统建筑，在他的家乡一带称之为“龙门楼”。这是富贵人家的标志。而龙门楼子的大小高低，则又暗示着富裕和尊贵的程度。从他家的龙门楼看，显然还算不上大富大贵，只是一个小康之家的水准。门礅、门框、屋脊、瓦当，雕刻着金狮麒麟，祥云龙凤。这在当时偏远山村里，却已是很不寻常。门楣上的匾额刻着“树德务滋”四字，显示出主人的知书达礼和道德追求。加之门楣上的阁楼正面，悬着一块巨大的木牌匾。匾上“公务勤劳”四个书写考究的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走进大门，绕过影壁，是一线面南的五孔正窑，窑基抬起约两尺余高。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门楼两边的高围墙下，一面是仓房，一面是牲口棚圈，形成一个很对称也颇讲究的农家四合小院。这种盖造格局在清末民初的陕北农村是很时兴的。在地处穷乡僻壤的马家阳湾村更是首屈一指。马文瑞便出生于这座小院靠西的那孔石窑中，并且在这里度过他童年的岁月。

当时，这是一个人丁兴旺又正值兴盛的小康之家。精明能干的祖父马沼兰主持着家政。一家老少的四季衣着是讲究体面的；一日三餐的饭食也是不用犯愁的。当马文瑞刚刚咿呀学语时，正是来年的夏季，被庄稼覆盖着的山野充满了生机。漫长的白日里，午饭后大家聚集在影壁下乘凉，一家之长的祖父，总喜欢抱着小孙子逗乐儿。全家除了性情怪僻的父亲，所有的人目光都注视着他。

“文瑞，你看那明艳艳的是什么？”

祖父性情温和，很喜欢小娃娃。他指着龙门楼上悬挂着的牌匾问。聪明的文瑞仰起头看到了那只金字大匾，竟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是花花。”

平日温顺腼腆、总是一声不响的小娃娃，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祖父笑着说：“不对，那是字。”

“那是字。”不满两岁的小孩子显然对爷爷的话很有兴趣。

“公务勤劳。”

祖父拉长声调，像唱歌一样念道。

“公务勤劳。”P10－12

再版前言——深切怀念马老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反映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长篇人物传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面世已经过去了十余年。这些年来，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我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所尊敬并深入了解过的此书主人公——西北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同志，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所生活和奋斗过的那个极不寻常的时代，都已经随着他们的相继辞世而变得更加遥远了。我自己也由开始撰写这本书时的一个热血青年，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连亲手给这部书颁过奖的文坛巨匠刘白羽先生也已作古。但许多关于《群山》的往事和动人情景，却还历历在目，或总在心头萦绕。值此《群山》再版之时，把这些讲述给亲爱的读者，或许也是作者的一种责任。

“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呢？”“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不止一次地有记者或读者提出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却很少正面回答。其实那答案是掩隐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概括地讲，就是因为敬仰和热爱。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及他的那个时代中众多的人物和往事的由衷敬仰，对于偏远的西北一隅，那至今被人们奉为“圣地”的金色净土深切的眷恋。这在本书的《序曲》之中，有较为集中、直接的体现。那些来自历史的真实的燃烧着激情的火热文字，至今让自己读起来都会感到滚烫激动。

1994年夏季，当《群山》出版前夕，在陕南秦巴山中一座美丽的水库旁，我陪同马老，在碧水绿林边一座宾馆小楼中居住了二十多天，任务就是审读长篇历史传记《群山》文稿。那时马老已是年近九旬。每天早餐和晚饭后，我们都会在院子里漫步一小会儿。眼前，山明水秀、乌语花香，但再美的风景也不能引起他老人家的注意。他老人家依然沉浸在历史的回忆和青春岁月的回味体验之中。往事的复活与再现，使腥风血雨中走来的老革命，再度沉浸在斗争故事的激越中。无论是清风习习，还是绿柳婆娑，都仿佛并不存在。老人的面容兴奋得泛红，的确像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峥嵘岁月。在我们心照不宣的境况之中，老人家长久地沉默着，缓慢地迈动着脚步。有时偶尔也会站立下来，深情地眺望远处林木覆盖的山峰和萦绕在山头上的云雾……一个人，当他在年近九旬的时候，还能够念念不忘遥远的青春岁月，还能够深深沉浸在早年往事的回味之中，那是一种怎样的坚定与执著呀！我默然地站在他的身边，想象领悟着他那高山大海一样博大宽阔的胸怀。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马老按照出版社的请求，把《群山》的书稿从头至尾审阅了一遍。他看得很细很慢，也很认真。每天上午，大约有三四个小时，老人家都在伏案工作。五十万字的文稿，一连二十多天埋头审阅。老人家乐此不疲，几乎在书稿的每一页都动笔作了修改的标记。有时是一个日期，有时是一个人名，有时是对一个评价词语分寸的把握，甚至有些地方某一个字打印模糊，他也会用碳素笔描写清晰。每天读至某一页、某一段，到了吃饭的时候，老人家总会在那里作一个标记，以便下次接着再读。这些不仅是他的阅读习惯，更体现了他的认真态度。书稿审读完了，他又用了一周时间，同我面对面坐下来，挨个儿对每一处的修改恳切地作了说明，或者以讨论商榷的语气征寻我的意见，直至完全达到共识，才确定下来。这使得我再一次有机会聆听他对某些重要历史细节的叙述和评说，感受他老人家那亲切和蔼、娓娓动听的谈吐。

……

在《群山》出版后的十多年间，我不断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或来电，赞扬此书并要求购买书。其中，有一些老革命，他们的态度令人感动。年逾八旬的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读后在来信中写道：“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仔细地阅读了《群山》，被书中反映的历史和人物深深感动，被马老的革命生涯深深地吸引。这是一部难得的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教科书。”原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史杰在信中说：“我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又一次认真阅读了《群山》。此后一连好多天，沉浸在深深感动之中不能自拔。”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市的老领导陈烈民已是中风偏瘫十多年的八旬老人。他当时并不认识作者，听说了这本书，专门请人找到一本，认真读过。前不久，我去看望老人，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一再说：“《群山》写得好，写得太好了。我又叫人通读了一遍。”本来这些好评，是不应该由我记录下来的，但想到已经过世的马老，想到那么多长眠地下的西北老革命，我便不能只是认为这是个人荣辱问题了。书是我执笔写的，历史是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历史的回声，应该如实地传达交付给历史和后人呀。方才提到的三位老人，其中有两位，何老与张老已经相继作古。陈烈民仍然刚正不阿、信心十足地顽强行走在生活的旅途上。在《群山》即将再版之际，简要地写下上述一段文字，也是对逝者的追思和悼念，对生者的感激和崇敬。

在当今这样的情况下，一本很难畅销的书，却能够不断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响，实属不易。近来，我所工作的大庆市开展“书香大庆”百万市民读书活动又把《群山》列为推荐书目之首，更多的人打电话要书，出版社决定再版，令人十分快慰。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对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已故的马老以及书中所涉及的一百多位西北老革命的最好的纪念。

忽培元

2006年7月1日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大苦难、大动荡、大辉煌、大变迁的时期。其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形成了最有力的挑战。这是一个呼唤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伟大时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结束了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历史。新中国像一只五彩斑斓的金凤凰，利剑一般刺穿重重阴霾，腾飞于世界的东方。

一部辉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像一座丰碑耸立在亿万中国人的心间。在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列中，有一个人是人们所熟悉的，他的一生，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几乎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从第一次大革命初期，到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从大革命失败到共产党领导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出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充满惊涛骇浪和激流险滩的伟大征途上，他都作为马列主义忠实的信仰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用他的行动实践着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诺言——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这个人。就是马文瑞同志。

我开始听到马文瑞这个亲切而朴素的名字，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延安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学校工作很注重革命传统教育。在每周一次的主题班会和少先队队会上，常常请来老革命、老红军讲述当年“闹红”的故事。“马文瑞”这个名字，时常在他们的故事里出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马文瑞和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习仲勋、马明方以及其他许多西北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一道，创建发展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们成了我们小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敬仰革命的老前辈，很希望能够见到他们中的健在者。当时并不知道，早在1954＃，当我尚未出生的时候，马文瑞同志已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他住在北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延安，也就不可能满足一群小学生的愿望。－－

第一次见到马文瑞同志，是在80年代初。当时我在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会间一天晚上，在东风剧院看戏，演出快要开始时，由台前侧门进来几个人，其中就有马文瑞同志。“马书记！”有人小声说。当时，马文瑞同志已经年近古稀，但头发很黑，红光满面，穿一身整洁的黑色中山装。当他腰板挺直地微笑着走进来时，坐在前几排的人们都亲热地站起来迎接他，这情形使我感动。他招招手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演出开始了，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当时马文瑞同志身居要职。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7年夏天，为了撰写《阎红彦将军》，我曾赴北京采访。那一次，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也在我列出的采访名单中。可惜因他去外地视察工作，未能见到，成为憾事。但就在我采访吴岱峰、贺晋年、张达志、崔田民、王兆相、刘景范、张邦英、张秀山、阎揆要、尤祥斋、郭洪涛、谢怀德以及在西安的陈元方、马云泽、范明、张方海、吕剑仁等西北老革命时无意间发现，马文瑞在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作为西北党组织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在陕北、陕甘边革命斗争史上起到了开拓者和“纽带”作用，这决定了他在伟大的西北革命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次采访活动，使我对调查研究马文瑞的革命经历，搜集整理他的传记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见，我是先间接认识马文瑞同志，然后才同他见面、熟识的。1992年年初，我被调来北京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

在北京西郊，马文瑞同志住在一栋50年代建的两层小楼里。院子里有许多花草竹木，其中有一株枣树、一株核桃树、一株柿树、一株海棠树和一株桃树是他最喜爱的。“这些树木，可以让老百姓渡过饥荒。”他在院中散步时，不止一次地指着树上的果实对我说。目光里流露出的神情，就像一个老农眼望着即将收获的庄稼。一次，民工修缮房子，不小心毁坏了一株山楂树苗，马文瑞心疼地念叨了许多次，可见他是很热爱树木的。这也．许由于他的故乡陕北天旱，栽活一棵树很不容易。

我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与他朝夕相处，开始对他的思想性格、作作风和精神情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文瑞同志平时举止庄重、不苟言笑，其实很喜欢与人交谈。当你同他交谈时，常常感到很亲切，感到一种舒心的快慰。也许正因为这种性格，使他像磁石一般，吸引、团结着许多同志。你同他交谈着，就像有一股清泉从你心头流过，总令人感到清心明目。久而久之，我感到这位忠厚的长者讲话很有分寸，从不乱发议论或随意批评别人。当他谈到一位同志，包括那些犯错误的人，他总是喜欢多讲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谈别人的不幸遭遇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言语中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和赞叹。这也许是他曾在建国前就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的缘故。我很佩服马文瑞同志准确无误的记忆力。交谈中，我发现西北地区许多老干部的履历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有些人，已经牺牲几十年了，马文瑞仍然清楚地记着他们的情况，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能准确无误地写出来。时间一久，我才明白了，这不仅仅因为他搞过组织工作，更因为他对革命同志有着很深厚很诚挚的情谊。

当我刚来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时，他已年近八旬，仍然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亮会会长（彭真同志为名誉会长），这是一个以研究宣传延安精神为宗旨的团体。社会活动多，会议也不少，每年还要抽出时间到各地视察工作。马文瑞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反腐败等问题十分重视，每次外出，都很注意了解这几方面的情况。山东经济迅猛健康发展使他很高兴。福建省委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引起了他的重视。马文瑞同志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工作的八年多时间里，就党风问题和廉政建设．问题，给党中央写过多次意见书，并撰写了有关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书》，经江泽民同志批转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引起了重视。他不光主动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很重视基层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来信来访。1992年，马文瑞同志收到天津大邱庄群众来信，反映禹作敏目无党纪国法，包庇坏人，私设公堂及以权谋私、生活腐化等问题。马文瑞同志并没有因为禹作敏是改革开放中赫赫有名的“模范人物”就置之不理。他先后四次批示、写信，并多次敦促政协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下去了解情况，认真查处。

……

为了更加丰富地收集材料，1992年冬天我重访在京的西北老同志。只可惜张达志、崔田民、刘景范等同志已经过世，赵伯平同志当时因病未能采访。1993年八九月间，我随马文瑞同志到陇东（今庆阳地区）。马老离开陇东已半个多世纪，故地重游，感慨良多。随后，我只身继续北上，在榆林、延安地委大力支持下，沿着马文瑞陕北革命的足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1994年秋季，我再次赴陇东采访。

当我一连几十天，兴致勃勃地行进在陕甘高原那无穷无尽的丘陵沟壑间；当我在子洲、绥德、米脂、佳县、神木、府谷、榆林、清涧、子长、延安、延长、宜川、甘泉、安塞、庆阳、华池、环县、合水等县拜访老党员、老革命，瞻仰马文瑞及中共陕北和陕甘边特委在偏僻山村中的几十处依稀可辨的故居、旧址；当我由当地党史办、县志办搜集了两大箱有关的文献资料，我的心灵像一叶小舟，日夜徜徉在那个凝固了的革命史诗深刻而感人的意境之中。总之，当我亲历了那片群山日月晨昏的交替，风吼泉鸣的神韵，感受了一个人长久独行于羊肠小道上的孤寂与蜷宿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马文瑞同志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家。当我来到他六十多年前担任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时住过的地方——延安市麻洞川乡的一个小山村，年近九旬的房东大娘仍然健在，她的六十多岁的儿子很自豪地对我讲：“马主席当年还抱过我哩。”村子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个带领他们用老镬头刨掉反动土围子的马主席。

两次采访归来许多日子了，我的脑海中仍然被那雄浑的山峦，被那“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何其芳语）”占据着。当我再次见到马文瑞同志，同他交谈，同他一道散步，注视着他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阅读书报，批阅文件。我就发现，他那高大结实的身材，开阔的前额和宽厚有力的肩膀，正像陕北、陕甘边浑厚的黄土山峦一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朴素魅力。这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西北地区的老革命和陕北、陕甘边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人民群众。当你见到他们，就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他们面对着你，那专注纯净的目光所透出的心灵的质朴和由嘴角暗示给你的坚毅和刚强的神情，处处都使人联想到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山峦——坚定不移、坚忍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这一切，正是陕北的山峦所展示给人们的那种伟岸风范。正是这种风范的魅力，吸引着我，以我生命的激情，吟唱这首永不凝固的歌谣。

作者

1996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