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未能亲聆巴金先生謦欺，只能通过他的作品与之交流，去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庚寅秋日，我去拜访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先生回来不久，收到了巴金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博士的邮件，信中说：“曾闻您数次到江南，下次来沪盼打声招呼呀……”信中有责备之意，我是怕给他添麻烦才没有告诉他。立民兄随信寄来了刚刚出版的《与巴金闲谈》一书，适逢我欲作晋、陕、豫三省之旅，便把这书带上，在路上阅读。外出旅游带一册心仪之书也是我多年的习惯，在探幽访古、饱览秀丽山川的同时，亦有书香相伴，这样的旅行才更有韵味。
《与巴金闲谈》是姜德明先生的著作，该书曾于1991年1月由文汇出版社初版，2010年7月由巴金研究会策划，作为“巴金研究丛书(甲编)”之一，由香港文汇出版社再版，限量印刷一千册，每册都有编号。
《与巴金闲谈》初版本只有一百多页，再版时增加了姜德明先生1996年10月到杭州见巴金后写的《又访西子》及《走近巴金》等九篇，同时增加了“巴金致姜德明书信手迹(图版)”和“姜德明藏巴金部分著译(图版)”两部分，使该书增至二百多页。附录中彩印的巴金书信手迹和巴金著译书影更增加了该书的价值。
姜德明每次出差到上海，巴金每次到北京开会，姜德明都要去看望巴金先生，两人见面除了代老朋友相互问候外，所谈内容全是关于书的话题，许多谈话都具史料价值。1979年4月12日，姜德明去宾馆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巴金。谈到巴金当年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曾为萧红印的几本书——《商市街》《桥》《牛车上》。巴金说：“萧红的《商市街》是鲁迅先生介绍给我出版的。以后我同萧红认识了，又陆续给她出版了两本书。”姜德明问他，抗战开始后，他同茅盾合编的《烽火》为什么后来茅盾不编，只作了发行人。巴金说，在广州出版《烽火》的时候，茅盾去了香港，因此由巴金一个人来编。“当时办理杂志登记时，需要有个发行人，我便找茅盾要了一张照片，由他当发行人，我当主编。我编刊物还是跟茅盾学的，因为他有经验，版式也画得很工摩蓼。”
一次谈到书的印装问题，巴金说：“现在的书都运到县里的农村小厂去装订，技术水平不高，包括我们的设计，装帧水平，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距离。再就是太慢，当年我们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也没有自己的印刷工厂，半个月就可以出一本书。那时有的书稿是靳以看过交给我的，反正大部分稿子在发表时我也都看过了，也用不着像现在似的二审、三审，所以办一个出版社也就用不着那么多人了。我还兼作校对。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那时写东西的人不多，书也少。包括北新书局和上海杂志出版公司也都没有自己的工厂，还是出了不少好书。”
姜德明在上海淘到好书也总是带到巴金家里请他过目，当姜德明把刚买到的1937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丽尼译的屠格涅夫小说《贵族之家》让巴金看时，巴金说：“这种精装本只印了两种，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罗亭》，陆蠡译的。包括《贵族之家》都是黄源编的‘译文丛书’当中的一种，也是‘屠格涅夫选集’的头一种。我还给这套书写了书刊广告。”
姜德明每次去看望巴金都能得到巴金的赠书，建国后，巴金先生的书印数都很大，动辄数万或几十万。在一次聊天中，巴金告诉姜德明，他20世纪30年代自费出版的一本叫《过去》的书，印数少得不可思议，只印了四十几本，赠送朋友。该书收录了一些外国革命家的照片，有巴金写的介绍式的评论文字，姜德明这样的收藏大家也没听说过该书，巴金原来自己收藏的一册也在“文革”中自行销毁了，只剩下了一张钱君匐画的封面。
他们每次聊天都会引出一个经典的故事。1982年6月18日，姜德明与黄裳一道去看望巴金，三位爱书人聊天，一定是精彩的。聊得兴起，巴金起身到楼上找出了一本周作人的书《药味集》给他们看，黄裳接过一看，说：“这是我的书么！还有我的签名，连同周作人当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给我写的这张钢笔字的诗亦在。”当时，黄裳是上海《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曾去监狱采访过正在坐牢的周作人。20世纪50年代末，黄裳运交华盖，曾卖书换粮，维持生命。真是太巧了，巴金回忆说，1964年前后，他让上海旧书店的人为他找一些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出的书，不久书店给他送来一捆，放在一个角落里始终没有打开。“文革”开始后，这些书就地封存了。巴金说：“好了，现在真正物归原主了。”谈到这段经历，姜德明在文章中写道：“黄裳翻看着这本失而复得的书，我想他可以为此写篇书话了。”P1-5
甲午暮秋，在赴京的高铁上收到了徐雁教授发来的信息，让我把读书随笔编一本集子，收入他主编的“全民阅读书香文丛”。没有什么比自己的作品能出版更令人高兴的事了。我随即与徐雁教授商讨书名。给一本新书取名和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样，连续取了五六个名字，都感觉不妥。徐雁教授帮我想了几个名字，最后选用徐雁教授取的《约会书本》。我认为这个书名比较贴切，我与书本的约会自儿时就开始了，并从中得到了无限的快乐，这种约会将伴我一生。
或许是长期浸淫书堆的缘故，近年来我的写作以书话与旅游散文为主。所谓的旅游散文也是以书为主线展开的，因而，这些年所得文字皆与书有关。本书分“开卷有益”“书卷多情”和“卷里乾坤”三辑，第一辑是读书随笔和为朋友所作序跋，第二辑是自己的作品和主编书籍序跋，第三辑是关于书的随想、感悟等。
编完这本书，感觉意犹未尽，还有许多话要说。现在国家号召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许多地方都设立读书节、读书月，但往往流于形式，一些地方只是发个文件，开个会就没有下文了。培养人们的阅读兴趣，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学生时期就培养阅读习惯，会使学生们受益终生。
在湖南株洲召开的第十二届民间读书年会期间，亲历了株洲读书月所开展的各项精彩的活动。与学校有关的活动有：少年讲坛讲座、青少年阅读与美文评选、株洲市首届少儿故事大王大奖赛、“分享悦读”绘本故事会、科普进校园、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讲座、“我的书屋我的梦”全国农村少年儿童阅读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少年读本》学习有奖征文、2015“金书签”中国阅读小达人评选暨CCTV“中国读书少年”选拔活动株洲地区海选、“图书漂流”读书活动等，有几十项之多。各项活动都搞得红红火火，一定会激发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约会书本》旨在让读者分享阅读带给我的快乐。如果读者能够将书中所提到的某一本书找来一读，那是我所期望的。
你想体验什么是人生至乐吗？赶紧与书本约会吧！
写干2014年1 1月10日于秋缘斋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复杂，最早参加工作是做教师，后来到企业当秘书，还曾当过厂长；以后下海做过几年图书生意；2005年与朋友在海南成立了东坡农场种植橡胶；自2005年至今一直担任新泰市法院人民陪审员；先后主编《农场科技导刊》《泰山周刊》《泰山书院》《新泰文史》等报刊。我曾戏言：“当过教师，做过秘书，干过厂长，开过书店，搞过农场，审过案件，出书办报，人称总编。”这些年来，唯有淘书、藏书、读书、写书、办刊、旅游、写博没有改变，且形成了我的生活轨迹。
能够走上写作这条道路，还要感谢我的父亲。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校长的父亲送给我一本书——《战地红缨》，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小说，尽管书里的文字认不全，但读完第一章，就被书里的故事牢牢地吸引了，我发现了除电影和小画书之外的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或许我的读书兴趣就是从读了这本书培养起来的。
上中学后，陆续读了《渔岛怒潮》《煤城怒火》《大刀记》《西沙儿女》《沸腾的群山》《烈火金刚》等长篇小说。后来阅读面越来越广，对书的渴求越来越大，但那个时候书又少得可怜，因而读书没有选择，见到什么读什么。只要借到书，就废寝忘食，直读得如醉如痴，每每被书中的故事所感动，或兴高采烈，或悲痛欲绝。
……
2013年，涉足出版行业，开始编辑“琅娠文库”系列丛书，第一辑十册已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辑十册即将出版，现正在编第三辑。目前，已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琅娠”商标，以后还要一辑一辑地出下去。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心浮躁，加上电视、电脑的冲击，能潜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人都不读书了，这个社会就变得可怕了，老作家邱勋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三辈子不读书，人就变成驴。我在当地的政协会议上多次提出了“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提案，意在为构筑书香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尽管使阅读重新成为一种时尚，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但我愿为实现这样的愿望而不懈地努力着。
写于2014年10月1日国庆节
阿滢：原名郭伟，笔名秋声、薛杨等。男，1964年9月出生，山东省新泰市人，九三学社社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大陆及台湾出版有散文集《书缘》、《寻找精神家园》、《秋缘斋书事》、《秋缘斋书事续编》、《秋缘斋书事三编》、《九月书窗》、《放牧心灵》等。散文集《书缘》获山东省第二届文明进步奖。
《约会书本》是作者阿滢其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读书随笔选集，知识性、可读性较强。
《聆听两位文化前辈闲谈——姜德明的<与巴金闲谈>》、《弥补鲁迅的缺憾——刘运峰的<鲁迅序跋集>》、《“非主流”的陈瓷——陈瓷的<三国：五张面孔的局>序》、《归去南山上——张剑峰的<终南山——隐士之地>》、《往事并不如烟——马嘶的<往事堪回首>》、《文化时空的雄鹰——陶方宣的<胡适：徽州之符>》、《与书相依——徐明祥的<浅草集>跋》……《约会书本》是作者阿滢其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读书随笔选集，知识性、可读性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