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腔(精)》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八零后作家常小琥京味怀旧小说，笔法老到得令人难以置信，书写时代变迁中的梨园行故事，极为动人、入心。气韵深厚的老北京气息侵染故事始终，久所未见，令人惊喜。小说获得第四届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作品，也为骆以军、杨照、小野、蔡国荣等作家激赏，誉作者为文坛明日之星。

《琴腔(精)》是一个八零后作家常小琥京味怀旧小说的惊艳之作。精致而含蓄的笔法，讲述令人惆怅的老北京梨园往事，处处流露出“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意味，余韵无穷。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京剧团，琴技高超而为人清高的琴师秦学忠和同为琴师、善于钻营的岳少坤，都对团里的顶梁柱、名角儿云盛兰心有爱慕，但阴差阳错，云盛兰这朵人人觊觎的花终被岳少坤摘去。光阴流转，秦学忠、岳少坤们的下一代在院里逐渐长大，他们被上一代寄予传承的厚望，却在京剧团日渐惨淡的光景中，各奔歧路。而云盛兰和秦、岳的感情纠葛，亦在多年后随形势变化而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波折。京剧团的明争暗斗，时代大潮的变幻，两代人的情感与命运皆裹挟其中，半点不由人……

琴腔

简单任务

后记 不经意间，重活十年

琴腔

常小琥

秦学忠很独，他的京胡就和别人不一样，份大的琴师讲究用上等黑紫竹或染竹打成担子，不仅花纹养眼，材质坚实，音色还清脆、透亮，跟在角儿身后，提上场，有里有面儿。这种档次的琴，须在琴行定做，要等很久才能拿到。秦学忠不是，他的琴居然是自己来做，选材还是次一等的凤眼竹，这种竹子虽也耐用，但往往第一节竹身尺寸偏短，烤成担子总不大好使。年底剧团放幕盲考，角儿都不在，几位老琴师聚在后台扯闲篇。烟气如薄雾般氤氲在化妆间里，正挂着笑靥缓步爬升，资历浅的都拎着琴，挤在门外候着，每人手里就跟攥着一根鸡脖子似的。头把琴徐鹤文左肘支着一张橡木方桌，被围在人堆里，一眼就瞅见秦学忠的这把担子，他把头一扭，笑着要借过来试，而秦学忠坐朝过道，做闭气凝神状，没搭理他。在身边同行异样的眼光中，老徐咧着嘴，摇了摇头，说：“这孩子挺各色，家伙有点儿年头，就是琴轴偏了，还是枣木的料，意思不大。”几乎在他语毕的同时，这老先生的脸也拉了下来。此时，没人再言语。很多年来，后台能如此安静，这还是头一回。

大多数琴师都爱拉《柳摇金》和《夜深沉》，熟，可刚到一半，团长刘荣就坐不住了。“没一个是活着的！”他搭着腿，细密的眼睛透出刀片般的缝隙，眉心朝小何使劲一拧，“还是板，暮气重，跟放糟了的面条似的，再来一个还这样就算了。”

直到小何蹑手蹑脚地从后台传话回来，幕后还是没有声音传出，急得她直磕鞋后跟。也就在那两三秒的当儿，台上台下，静如空寂，那一刻，甚至连幕布都比以往更加沉重，像是被一股气垒成的墙垛，纹丝不动。她留心瞄到团长却比之前要平静，似乎在等什么，她不懂。当一阵急切的快板过门骤然从幕后窜出来的时候，小何着实被惊了一下，她立刻又扫了一眼团长。

“这个行。”见团长张嘴就给出这话，她刚想跟着夸两句，又听到，“再等等。”

很快小何就知道，不用等了，团长已经跟起板式地敲着膝盖，两只眼睛很努力地朝外瞪，但看上去依旧像一对刀片。一曲《斩马谡》虽不复杂，快板也少，但简里有繁，就算看不到琴师的弓法，光是音准的严丝合缝，包括追求气氛时用劲够足，这就不像其他人那么发干、发涩。当拉到“快将马谡正军法”结尾时，三弓三字，不揉弦，一股肃杀之气，渗过幕前，弥漫到观众席，他禁不住地哼唱起来。

“这人琴中有话，不光包得紧，还能透出诸葛亮悲鸣的心境，该阴之处，如虫潜行，该阳之时，也有拆琴之势。跟前面那票老油子明显不是一茬人，这次我捡到宝了？”刘荣跟自己说到这，眼睛眯了下来，“可惜老云不在，否则这事儿就大了。”

“刘团长您看……”小何不明就里地候在一旁，不知哪句话该接。

“就他吧，直接办正式的编制，至于跟谁，等等再定。先让他住进来，你安排一下。其他人，让老徐再过一道吧，我还有个会。”

“秦学忠！拿好东西跟我走！”小何这声尖嗓，直接砸向后台，把他和其他琴师生生地划开，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全盯在他身上。秦学忠面无表情，夹着琴箱忙找退路，也没跟在座的几位老师傅打个招呼就撤了，令在场的诸位脸上都有点儿挂不住，臊得慌。很快，左躲右让间，一双懒汉鞋在锃亮的地面上，蹭出冷飕飕的“刺啦刺啦”声，且渐行渐远。

“没大出息。”老徐掸掸裤腿上的线头，嘟囔一句。

……

P3-6

许多画面，无需多言

小野

在台北的颁奖典礼上，我遇到了这次得了首奬来自北京的常小琥，第一眼的印象很亲切朴实，没有那种想象中的孤傲或沉默，不像他小说里的主角那样“独”。他蓄了点胡子却难掩一种年轻的气息，才刚刚当上了爸爸的他，每一次要完成一件作品前，总要很认真的，花上很长的时间去他想要描写的行业现场蹲点，和那些人一起生活，并且做个别的访问。这在今天，实属难得。

其实常小琥还有个更大的优点，可以令他成为文坛的明日之星，那就是他对人情世故极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对文字驾驭收放自如，自成一格的能力。这是一种极髙的天份，再多的认真也没有用。就像在这篇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艳的小说里，他对京剧戏班梨园里非常专业的种种技艺的描述，以及对每个重要角色们内心深层心思的掌握，让人以为作者必然是故事中的某个人，正在说着自己的故事。小说做为一种藉由知识、生活、感受、经验所交织而成的文类，《琴腔》成为这种小说的典范当之无愧。

在台湾，连续四届全球华人电影小说比赛，有三届的首奬得主都落在内地作家手里，总有记者追问我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如果硬是要给个答案，那就是台湾社会对于各种文化上的竞赛不再受商业或政治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那就是就作品论作品，类似这几年电影金马奖的评审一样，这应该是进步的台湾社会值得尊敬的地方。台湾人都能了解，当一个奬项在评选机制上越超然越公正，得奬人的荣誉感就越髙。

每逢在评审会议上或是颁奖典礼上，每个发言的人都忍不住要试图先给电影小说这个全新的文类下个定义，也就是「给个说法」。如果没有先搞清楚比赛的原则，争议和争吵必然一再发生。根据主办单位的说法很简单明白，那就是希望这些得奬的，或入围决赛的，甚至入围初赛的，甚至为了参赛却落选的这些小说作品，可以提供电影编导或制片人一个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原著。这个简单的目标原来无关乎电影中的文学性，或是文学中的电影感，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评审过程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将这样更深刻的命题加了进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已经连续四年的征稿件和评审过程本身，便是一项深具探索性和实验性的集体的心智活动，尤其是这些参与的人都是对文字和影像深具兴趣和专业的，因此用「挑战」和「刺激」来形容这四年的三段式评审过程并不为过。每一次的评审过程都「挑战」着每个参赛者和评审者，对电影的见解和对文学的认知，难怪这一届才加入决审团的作家骆以军说，这样的辩证过程相当的「刺激」。例如我们会在评审过程中听到这样的见解：「这篇小说本身的节奏和段落充满了电影感，简直就像剧本。」「这篇小说虽然文字不够成熟，但是角色鲜活情节饱满，很容易改编成电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评审标准，但是辩论到最终，还是会回归小说本身的分析，毕竟这个奖，电影是形容词，小说是名词。

在我过去从事的电影工作中最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代表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向某个作家购买某篇小说做为改编电影的原著，在和作家交换意见的过程中，通常我都希望作家能同意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过问电影编导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态度。简单的说，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它们各有专业。对我个人而言，从现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理由有好几个，包括现成的思想主题、故事情节、人物角色和社会背景，包括在文学领域中可能已经拥有的知名度等。还是一个特殊的理由是，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累积是从一个领域进展到另一个领域的，就像当许多漫画作品被人们喜欢和熟识后，就有发展成动画作品的潜力，文学之于电影也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台湾电影转向文学作品中挑选的理由，正是因为一些电影工作者来自文学界，他们企图藉由改编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小说，来累积整体社会的文化深度。许多台湾当代名作家如黄春明、王祯和、白先勇、萧丽红、萧飒、李昂、七等生的作品因为改编成为电影之后，对社会文化有了更深远的影响。从这样的特殊角度来思考《当年事》（《琴腔》）成为第四届华人电影小说奬首奬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因为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趋势和发展状况极类似台湾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个经济起飞、消费主义挂帅的狂飙年代，在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上也进入了一种无人可以预测的狂飙状态。过去的人文传统和做为人的美好价值，在一切以消费巿场为主的狂飙状态下，快速的流失。《当年事》（《琴腔》）这部作品来自中国大陆，却在台湾这个重要文学比赛中脱颖而出，发光发热，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或许，你会说你还是没有太明白“电影小说”的定义，那么就试着阅读常小虎的首奬作品《当年事》（《琴腔》）吧。在阅读时试着用自己过去看电影的经验，想象着这部小说如果改编成电影会是怎样的面貌？

（作者为中国台湾小说家、电影编剧，曾获金鼎奖最佳著作奖、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亚太影展最佳编剧奖。）

不经意间，重活十年

常小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京这座城市对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许多人会和我一样，并没有认真想过，或者说，没想明白过。从20世纪80年代出生，到今天，说得俗点，弹指一挥间，很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没有人跟你商量过，连问都不会问你一声，便拔地而起。这就像是谁给你推了一剂杜冷丁，要过很长的时间，那阵疼痛才会钻进心里。更可怕的是，面对周围人的漠然，你还要撑住，谁先喊疼谁就是孙子。

今时今日的我，早已搬到了北京南四环外去住了。有几次，再度回到儿时生长的旧地，我竟有了平生从未有过的感触。一寸寸砖墙，一处处杂院，它们的处境，仿佛我都能听得见。那条细长的小街上，两旁种植着茂盛的槐树，在路人头顶纵横交错，尤其在秋夏交界的时光中，斑斑点点的树影，洒下来，像个天然的幻灯机，每走一步，就是一幅艳丽的画。我站在陶然亭公园北门东侧的街边，便利商店、面包房、报刊亭、致美楼饭庄、经济日报社，都在整齐划一地进行着翻建、装修或拆迁，远处还驻扎着训练有素的基建公司的工人，他们挖地基，修管道。这里的黄昏，本该是斜晖脉脉之时，我却感觉到一种兵临城下的紧迫感。在街对面的中国戏剧学校，整栋楼都被枝枝蔓蔓的树枝围裹着，忽然我听到一段短促而强劲的唱声，仰头望去，是一个女孩正在吊嗓子。我退回几步，只求能错过树枝，看清她的容貌，反反复复中，却只看见了那件米黄色的衣裙。

继续听，我是外行，识不出好赖的。她的吊嗓，也许是专注地在找调门，也许只是随意地扯一扯，但在我听来，那却更像是一种呼救。一条街，咫尺间的距离，我却仿佛看到那美好的旧日时光，近在眼前，却无从追寻。

人对家乡故土的依恋，大体上仅次于男女间的相思之情，会更多地把它表现在文学作品里。所以这也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琴腔》这部小说最原始的一种写作视角。因为我喜欢把人物设置在那半旧不旧、半生不熟的年代里，任其人、其事，自然发酵。秦学忠和岳少坤，两人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在故事的行进过程中，彼此交集、感染、改变，最终甚至发生转化。在写作完成之后，我也会想，这与中国人传统道教体系里，所一贯秉承的福祸相依、否极泰来，是一个意思。出世到了极致，也会转为入世，而入世过了极限，自然会出世，这些完全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教会我，并且令我体验到的。写之前，我不会想到这些。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要感谢《琴腔》这部小说本身，我塑造了它，同时它也成就了我，回赠了我很多礼物。

因而我从不避讳的是，《琴腔》离我写作本意，偏出了许多距离。在写它之前，我只是很简单地想表达两个不同的长辈，如何对待自己孩子的问题。上一代人总会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成就或者未竟事业，强加于下一代的身上。那么，一头是孩子争气，却离你很远；另一头则是孩子没长进，却与你不离不弃。做长辈的怎么选，影响的是彼此的生活与命运。当然，在动笔之前，我是有所倾向的，我以为我很清楚，但其实在写的过程中，人物和那个年代的很多细节会带给你另一种答案，那就是没有答案，这种事情，是好是坏，孰对孰错，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我很幸运，没有急着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我喜欢听取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想说什么。其实很多地方，我以为，真的不是我在写，而是他们拖着我走，带我去看看这儿，瞧瞧那儿，我能怎么办呢?总不该硬甩掉他们，另起炉灶，重新找个人来替他们要走我写好的路吧?我又能有什么好路可走。

于是有的人看完这部小说后，会认为后三分之一的走向，可以商量，结构上可以更精致，我倒以为，小说本身的好坏，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结构。如果你真的在意文字里写的东西，在意它并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推进，那倒不如去想想没写到的地方。我想《琴腔》之好，在于它应该是有给你去联想的空间和意蕴的，它真的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却恍如隔世的生活年代。

听朋友讲，纽约摄影学院里有句话，在离你家方圆五十公里内的地方找素材拍，如果那样你都拍不出东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一无所获。我觉得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文字。那些你熟悉的、依恋的、确定的东西带给你启发，触动你的情感，会令你写出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这便是写作的意义及魅力吧。

我开始阅读大量有关北京城的史料、小说和纪录片，当我再度踏进南城，那里的一砖一瓦，每条街巷，似乎都有许多的话要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的那种情感，应当是习惯常年漂泊在外，或者背包游的成年人根本无法认同的。直到我看到黑泽明的自传，看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看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他们谁也不会避讳，童年与家，对自己成长之路的影响，更不会羞于提起那段青涩甚至幼稚的想法。

造词用句玲珑剔透，对文字掌控力很高，文意的深入浅出，足可令人惊艳。

——蔡国荣(著名学者、剧作家，获奥斯卡、金马奖最佳编剧提名)

小说作为一种藉由知识、生活、感受、经验所交织而成的文类，《琴腔》成为这种小说的典范当无愧。

——小野(台湾作家，金马奖最佳编剧)

文字感极好，意境佳。以琴传情，令人揪心。

——陈玉慧(台湾作家)

有生之年，还能遇上《琴腔》，真算是艳遇一桩了。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还有人肯踏实安静地完成这样一部小说，作为读者，我感恩戴德。

——陈琼琼(著名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