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命令(江右新散文)》一书所记录的是在民族生活史与精神史上的某个特殊时期，作者丁伯刚作为一个有很强心灵要求的人，表达了真实内心冲突与挣扎与焦虑，对个体精神出路的探寻与究问，及在一片沙漠中重逢精神秩序的激情，还有在此过程中诸多虽偏狭却又真切的情感体验。

《内心的命令（江右新散文）》记录的是一位乡村读书人的内心的奔突与挣扎，类似于乡村私人笔记簿，是作者丁伯刚对自己1980年代如饥似渴的“读书岁月”的纪念，和对1990年代以来的精神荒芜的反思。

筛面上的生活（自序）

辑一 自我与非我

 初冬小记

 正月初四

 迟到的赴宴者

 博尔赫斯的夏天

 半边人

 穴居者自述

 往远处，往深处

 退守文学

 去水底的村庄

 双并道上

 仙人城记

 漂流的棉弓

 年关

 二十九岁的心情

 书事记

辑二 虚实之间

 那年的苍穹

 夜雨

 楼上的朋友

 数清秧苗

 崩溃的走湖

 受难的境界

 乡村写作者

辑三 战栗的手指

 流浪与放逐

 蒲宁及其他

 面对荒芜

 道具记

 陈离家的两只老虎

 午夜的书

 元月所读之一

 元月所读之二

 缺憾的结尾

 印象毛姆

 再生人

 西窗随笔

辑四 往日书

 致朱新明

 致万松生、曹八珍

 致吴洪森

 致程永新

 致张宏

后记

每星期的两个休息日，是他固定的写作时间，从清早起他就一直伏在桌前，直到写累了，才把笔很响地搁下。而写作最累的时候，往往又是阅读的欲求最强的时候，此时他会从桌边、从床头，甚至从地面随手抄起一本书，换个地方又埋头读起来。他的手头脚边堆满这种专为写作间歇准备的消遣性书籍，一般都是古代以及近现代的一些个人诗文集。这天他拿起的是一本《魏源集》，书很旧，也很脏，是用很便宜的价格从旧书摊买来的。

时序初冬，头顶斜挂着的那只太阳像个永不穷尽的漏斗，缓缓地向人们倾倒着纯而又纯的阳光。阳光下的一切干净得吓人，透明得吓人。左边远远的高楼上，有人正敲打什么，可空气却把敲出的声音向远远的右边发出去；右边远远的高楼上，又有人敲打什么，空气又把敲出的声音送到左边的远处发出去；这时若是地面敲出的声音呢，看来只好传到天上发出去了。与阳光与声浪一同在你面前传来传去的，还有蜜蜂的嘤嗡、鸟雀的啾鸣，以及在天那边如波涛一般推拥的隐隐市声。你又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那是哪家装修房子传出的油漆味。其实左右两边高楼上发出的敲打声，可能都是装修的声音，于是你不由有些惋惜，你想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好的空气，是给你用来传播油漆味的吗?

在纸页上摸索了一辈子的人，实际上直到四十岁左右，他才真正坐下来进入一种写作状态，构想已久的某个世界似乎也在面前缓缓展开，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了那个习惯，那在写作的间歇随意翻阅古代一些个人诗文集的习惯。这是消遣，是调剂，同时也含有情趣上的寻求。他越来越向往着古人那种耕读之余闭门著述的生活方式，甚至希望能写一些记录自己写作生活、抒写个人真实情感的格律诗。他十分清楚这一切与他所处身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现在人们所需要的是将精神创造与物质利益直接对等，同步转换，是将心灵上的东西一项项分门别类，标上价格，然后抓住时机卖出去。他不想与任何时潮发生冲突，他只愿在不为人注意处默默持守着。他这么安慰自己，古代那么多私人写作者，他们著述终生，不也从没以自己的文字换来丝毫经济上的收益吗?这种著述，首先应该是出于个人的内在需要，是心灵生活充沛丰盈到极点的自然流泻，而对于他的群和类来说，便可以算得上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创造了。作为一个著述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创造者、文化创造者，假如他自身都没有一种基本的文化信念、精神信念，没有一个完整而充盈、能与整个外在世界相抗衡相对应的内心世界，那么他凭什么写作，这样的写作者他到底又能写出什么?

写作者的首要之处真的不在写作本身，而在于建立一个完整独立的能与外部现实相对应相交汇的内心世界。记得第一次读魏源，那也是个很好的晴天，他坐在窗户前，阳光下。一股苍凉沛然之气从纸面上直冲而起，呛得他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头顶的阳光自上而下照着，纸面上的阳光则从下而上照着。在这样的光芒辉映下，他只感到自己瞬间变成了一条蠕蠕而动的毛虫，整个现代人都成了毛虫。这刻他又一次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如此喜爱这些诗文集的原因。这些文字都是属于个人的、个性的，是来自于一个个完整而充沛的内心世界的。这样的文字是有核的。早先的那些著述者自宇宙深处脱胎而来，自身也就是一个小宇宙，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存在。古人与宇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是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关系，是宇宙与宇宙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有什么?对外部宇宙认识得越深，自我感觉就越卑微、越渺小。一切完整的东西都已丧失，剩下的只有身边的鸡零狗碎，只有一种毛虫感。

夜晚来临，他仍在桌前枯坐，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楼房、街道及所有的市声一步步在夜色中陷落，只有一种声音如一道光，正自下而上缓缓升起。那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魏源的声音，魏源写的那种四言古诗：

出仰昊空，昊空寥落。

入对孤灯，古人如昨。

萧萧草虫，烈烈其音。  岁暮何为，只搅我心。

P002-004

筛面上的生活（自序）

读书的时候，学校发过一套《新文学运动史料》，厚厚几大本，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文化人吵架的文章，有的对骂单挑，有的群起攻之，红脸白脸和事佬一齐上场，还有什么双簧之类。我一本本津津有味地读完，每一页还做满密密的划痕和批注。如果说官方文学史的描述给我们提供的是一幕幕精心排演出来的舞台正剧，那么这些史料则撩开了台后幕布的一角，让我们一窥演员们形态各异、精彩纷呈的台下生活。不过看得多了，渐渐也有些无聊起来，发现这争的闹的都是些什么呀，隔过几十年的云烟，当年那些脸红脖子粗甚至拼死拼活争论的所有话题已全然过时，失去应有的价值，只剩下争论者声嘶力竭、张牙舞爪的动作剪影般固定在历史的某一面幕墙之上，就像让雨水浸渍出的一块块污迹霉斑，显得夸张而怪异。从这里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所有的观念和话题，特别是那种没有很高视点、受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语境所局限的话题都是没意思的，是苍白的、单面的、速朽的，是被反复割裂抽干，因此僵硬而僵死的，相比而言，文章之道唯有感性生命长青。从那以后，我不只不喜欢诸如此类什么论争什么问题，甚至连表达这种问题与观念的文体，如杂文、随笔等等也一概讨厌起来，不看，更不愿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即便有时需要表达某种想法和思考，也尽量加以艺术化、感性化，如设置一个具体的情境，生拉硬扯弄成一篇散文等。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规定，也是私下里的小小追求。

最近几天，把自己历年所写的一些短文四处搜拢，放在一起排排，列出目录，不免有些发愣。数量太少不说，绝大部分竟然恰恰是我素所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东西，所谓随笔和杂文。即便剩下几篇我自认为的散文，实际上也没多少具有艺术性的东西，表达的仍是一种抽象的理性观念甚或概念。有一刻我简直无法相信，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平日我辛辛苦苦所写的，怎么都是这种邦硬干枯艰涩的东西，并且明明亲手写下了，自己却似乎无半点知觉？面对这些奇形怪状的长短篇章，我就似面对一面从哪里随手捡起的明镜，头一次看清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认识到自己文学上的全部局限。真实说来，我并不是一个适合搞创作的人。多年前我就常常同朋友们说起，我的才气太差，天分太不够，尽管费尽心力扑腾，其结果只是把自己的写作生活活活弄得痛苦不堪，这基本上已说不上是什么创造，反而成了一种苦役。缺少才气与天分，说具体点就是缺少基本的艺术感觉能力和表达能力，至少，我的感性生命感性世界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是畸形的。二十多岁以前，我基本上没有写出过一篇完整的散文式作品，哪怕再短的东西也没有。总有许多话想说，可就是说不出，明明有许多冲动、许多感受，也是苦于无法很好地表达。有时候也能说点写点什么了，但写着写着又觉没什么意思，不值得费许多工夫来对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当时还自以为得意，感觉是对自己的要求高，不轻易下笔。我不知道，这所谓的没意思，这没意思的过程，其实便是一种非艺术化的过程，是从一种既定的观念与概念出发，对生活进行筛选、过滤、切割、肢解，把感性的鲜活的东西全部筛除了，只剩下一点生硬的所谓意义、意思如沙砾，突兀地留在筛面上。只有把这硬邦邦的所谓意义抓住了，我才能勉勉强强凑成一篇文章。

不只写散文的时候，平日写小说，甚至自己的日常生活，莫不如此。记得从年轻的时候起，可能还在高中读书吧，我就渐渐养成一种习惯，喜欢用一种很激烈的态度，在作业本上画线打格子那般将生活进行认真严肃的划分，哪一块是有意义的、高贵的，是我所希望、所热衷的；哪一块是黑暗的、庸俗的，是我所厌恶、不屑、排斥的，是属于垃圾性质的，只适合蛆虫们所有的。生活分区域，生活于每个不同区域的人当然同样界限分明。我花了很大力气将生活进行切割、粉碎，然后晒干甚至烘烤，再拿来一只网眼细密的竹筛筛选一遍、淘洗一遍、过滤－一遍，簸掉自认的无意义，留下所谓精华，并且所有这些动作基本都在下意识或无意识之中完成。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差不多整整一辈子了，性格各方面也调整多多，但早年的某种认定、某种划分，始终没有丝毫改变。我始终不能接受，也无法容忍某种人某种生活，包括某种行为动作、娱乐方式，比如人人都会的打麻将，比如酒桌上的猜拳行令、呼喝劝止、语来舌往，还有诸多小人物或大人物的种种世俗钻营，不说去做了，连看一眼都感觉极其痛苦。我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对这种痛苦的感受上思考上，一心要追索从这种痛苦中超脱出来的路径，追索一种我所认为的有意义的生活。为着不让自己分心，其实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吧，我还把自己严格限制在所划定的某一区域内，装在一个无形的东西之中，比如书本，比如写作，比如严格挑选的狭小交往圈子、朋友圈子。这是真正的画地为牢，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可自己竟一直一无所知，直到今天，面对多年来点滴写就的这些文稿，才猛然有所醒悟。

从文字的表达上来看，感性生命方面的能力基本丧失，理性上的东西又根本不能具备；从生活上讲，我可能正是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画过的那种所谓畸零人，心智和心灵上的跛行者。生活上不在线，写作上其实更不怎么在线，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一年中的许多时间，完全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直到岁暮来临，感到又一年已基本过去，才会产生一种惶惑之感，觉得无法同自己交代。于是匆匆忙忙摸出笔写上点什么。有时甚至几年不写．只坐在一边静等意义的出现。这么一等几十年，若有若无地冒出的一点文字，挑挑拣拣拢到一起，刚够一小捧。当然了，尽管全不知是不是所谓的意义和意思，但毕竟经过了我的细致筛选和淘洗，很可能也表达了我的某些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的内心冲突与挣扎，还有某种虽偏激却又真切的思考。至少它是自我心灵的直接裸露，未经过多雕饰。它肯定不是丰富的，也不是准确的，更不是正确的。它真的是残缺的，是僵硬、干枯、艰涩的。不过残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残缺的体验也是一种个人体验。也许越残缺还越有特色、越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人人都得一样呢？为什么都得丰富多彩呢？以自己的残缺为这世界、为生活另添一种色彩，大概还是那些生活丰富感受细腻的人无法替代的。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少我这一色，可能同样残缺，同样称不上丰富吧。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这里的文字，是除了小说之外我近三十年来的大部分创作。自觉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只有纪念意义，是我个人心灵生活的实录，类似于一种私人笔记簿式。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小说是写给别人看的，散文则是写给自己看的，至多供几个相知的朋友间交流。可能正因此，对这些篇什自己竟然非同一般地爱惜。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求知欲特别强，内心的奔突与挣扎也特别激烈。那时我还很难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唯一能写的便是信，一提笔便几页十几页，真正如流水。我几乎把自己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所读等，全倾吐到信里了。到九十年代初，数量大得惊人，已然无处可以置放，不得不处理掉一批。丢弃怕别人捡去看到，撕毁又没那么多力气，只有烧。我也是头一次知晓纸张烧毁后的尸体会庞大得如此吓人，只得提到无人的河滩上去。有四周树丛的遮掩，动作便很悠闲，都不知烧了多久。烟火的迷离抽动中，人的意识也有些溃败漫漶。近几天整理旧稿，有了解情况的朋友提议，说不妨把当年的信找出看看，或许比一般的无聊文章更具价值。匆忙翻读一些，于是打印出来，列成一辑日《往日书》。其中致程永新老师的几封信已收进他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一书中，我因手中没有原稿．于是从他的著作中转录而来。

《战栗的手指》一辑所收，是平日读书时记下的一点感想。在熟人朋友圈中，我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自己私下也非常认可这种书呆子身份，说这一辈子我基本上什么事也没干，唯一干过也唯一愿意干的事，可能就是读几本破书。生活中的诸多实际事务，就我内心来说都觉没什么意思的，不值得花太多工夫来对付。当然也包括所谓写作，写小说，同样没意思。直到现在我仍坚持以为，与其写一些毫无意思毫无价值的所谓小说，那种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文字，不如把时间节省下来，扎扎实实读几本有意思的书。一本书读完，当然会有些感想吧，很多时候寻思着要把想法记下来。但不待下笔，结果仍不了了之。觉着没意思。有写这无聊读后感的时间，同样又可以读几本新的书。偶然写下的几篇，基本都收在这里。其中《蒲宁及其他》写于一九八五年，当时以《略谈作家的才能特点》为名发表在《萌芽》杂志。那是我平生头一次在报刊上发文章，惊喜是不必说的。那些年我好像一直在读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勃兰兑斯等人的文学评论，于是自己也学着写一写。

一生中最荒芜的日子可能是九十年代，我到现在这家地市报编副刊。太忙，时不时整夜加班。整整十多年，差不多是我最好的壮年岁月，都交给这张报了。如果说收获，可能在与社会的接触上。因很特殊的原因，我的工作调动一直无法弄好。能干的人瞬息之间办成的事，我却得付出六七年光阴来对付。本无任何行动能力，甚至见了生人都讲不出话，却非得拐弯抹角，捉摸着四处找人帮忙。这就像一个全身瘫痪者，却要翻过一座巍峨的高山那般，当时的无奈与悲凉可想而知，对这个社会的感知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报社待着，多半是有写稿任务的。纯粹的新闻稿实在不想去跑，也不会跑，于是我有意把眼光放在最底层的艰难人生上，写了些人物纪实，《受难的境界》等几篇都是。这样既完成了单位上的任务，自己也获得了一层对周围社会的真切体认。

还有几篇小说式的东西，其实我当时写的应该是散文，只是弄了个第三人称，或摆个虚构的架子，觉得这样更好展开。《夜雨》从大的故事到其中每个细节，全是我的亲身经历。《楼上的朋友》则写一个梦，也全是真的。我当时总喜欢在细小生活中附会出某个大主题，诸如无救与拯救之类。如果说前几篇还玩了点手法什么的，《那年的苍穹》则是纯粹的个人生活纪实了。一九九二年我因肾结石住院，一点小小病症，到了我们这样敏感气质的人身上，无异掀起了滔天巨浪，让我经受了一个人所能经受的全部惊吓与恐惧。这次事件可能真的太有戏剧性，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同时也发生在我的家庭里，好像冥冥中有谁在着意安排着什么。一直到今天想起，我都非常不解。这篇文章原本太长，我把后半有关家庭的内容截掉了，仍有两万字，关于病本身的，留在这里。

书中所收文章，大多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过，如《萌芽》《青春》《佛山文艺》《青年文学》《创作评谭》《星火》《百花洲》《江西日报》《羊城晚报》等。感谢编辑的辛苦劳动，更感谢促成此书出版的一切善缘。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写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