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援、宋奕编著的《中国文化线路遗产》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线路及其文化遗产的图文书，内容分为丝绸之路、大运河等十条文化线路，每条线路按照“线路概况”、“历史演变”、“线路分布”、“文化遗产”、“线路价值”这几个板块加以分类。这些线路连接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商贸、建筑、艺术等。通过对中国文化线路多元价值的呈现能促进相关部门对这些遗产资源很好地加以保护和进行合理的开发，这将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相整合的成果。

丁援、宋奕编著的《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蜀道、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北京中轴线、大运河、茶马古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万里茶道这十条中国文化线路，以及这些线路所承载的文化遗产。这些线路对我国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序言

前言

蜀道：见证2000年西南历史的交融之路

丝绸之路：东西对话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穿越高山密林的中华文化传播之路

北京中轴线：城之中，国之轴

大运河：中国文化的“认同之路”

茶马古道：西南民族大走廊 name='_Toc181767957'>

川盐古道：一条横亘中国腹地的文化沉积带

武当神道：建筑与神话异体同质的问道之路

万里茶道：以茶为媒的中俄对话之路

附录：作为无形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

后记

昭化古城一带原是巴族苴人世居之地。公元前400年左右古蜀国王开明尚征服苴人之后将苴地分封给其弟葭萌，因此昭化声城又称葭萌邑。公元前316年，秦蜀之战在葭萌邑展开，蜀败之后巴蜀连同其附庸国苴一并被秦吞并。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邀刘备入蜀，在葭萌驻防，10年后，刘备建蜀汉王国，改葭萌为汉寿县。公元972年，赵匡胤改益光县为昭化，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昭化古城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所建，曾被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评价为：“八字门头，立架垂拱，青石柱础，木柱玄栋；三面围廓，门扉窗棂，雕琢精良，图饰古朴，有商贾豪宅，存历史故事风情。”古城建筑群布局讲究，现存的东、西、南、北四街皆由青石板铺成，沿街保留有大量明清商铺与民居，房屋建筑古朴整齐，多为木结构。庭院内多有精致的装饰图案，尽显古朴的川北风格。

昭化古城现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除了如石板街、古城门、龙门书院、昭化考棚、文庙、怡心园、益合堂、鲍三娘墓、费袢墓等古文物遗址之外，这里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反映地方民风的各类庙会，如川主庙会、城隍会、娘娘会等，这里的民间传说故事和传统民歌也尤为丰富。当地的昭化“提阳戏”更被誉为“古戏剧的活化石”。

●石板街

昭化古城内的数条传统石板街采用三横两竖的布置方式，街道一侧设有排水沟。古街包括西街、东门外石街、太守街、吐费街、县衙街、衙门巷等，街面皆用青石板铺成，为明代遗存。西街长203．5米，宽5．2米；东门外石街长126．5米，宽4．5米；太守街长271米，宽4．3米；吐费街长192米，宽5．1米；县衙街长160米，宽5米；衙门巷长71．5米，宽3．4米。这些传统石板街的总长达到1025米。

●昭化古城门

昭化古城原为土城，于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年)在土城的基础上包筑以石。古城墙长约1460米，高10米，厚4米，四面筑有条石砌卷的城门楼。东、西、北三面分别为临江门、临清门和拱极门，结构保存尚好，而南门则已被洪水冲毁。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修复的城墙周长约1606米，高5米，外围砌石并将东、西二门改为迎凤门与临川门，后又于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

●龙门书院、昭化考棚与昭化文庙

龙门书院、昭化考棚与文庙是昭化古城历史文脉上散发墨香的重要节点。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原为储藏银两仓库的龙门书院位于城内西街之上的龙门书院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二进院落，左右各有小院。除第二进院落被改建丧失原貌外，其余大部分仍保留了原有格局。书院大门采用砖木结构，而阔三间，为歇山顶式。中厅与左右厢房皆面阔三间，采用穿斗式梁架，厢房为悬山顶。院中天井后有长方形凉亭一座，卷棚顶，抬梁式梁架，梁上留存有清末题记。院内正厅面阔三间，为悬山顶式建筑。

位于镇西北的昭化考棚为清末建筑遗存，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棚内有桌凳322套，主要供昭化以及邻县的考生考试。考棚内设有听事房、管房、考舍、照房、大堂、致公堂等。由于考棚损毁严重，于2008年进行修复。位于考棚西侧的昭化文庙为明代建筑，经过历朝历代的风雨之后大部分建筑被损毁，现仅存大成殿。殿内塑有孔子及四弟子像。整体建筑同于2008年进行整体修复。

●怡心园与益合堂

作为昭化古城内古民居院落代表的怡心园与益合堂均为清代建筑。怡心园位于昭化镇太守街12号，为清代陕西商人修建。怡心园为坐南朝北的二进四合院。大门面阔三间，为重檐悬山顶式建筑；穿过穿斗抬梁混合式梁架的中厅有卷棚顶长廊通向正厅。中厅俗称“旱船天井”，其左侧现存有清光绪年间石质鱼缸一个，左右厢房上建有阁楼。面阔三间的正厅门枋上原有“养心斋”三个大字，大门现已被损毁。正厅两侧建有耳楼，楼上再建阁楼。

益合堂位于昭化古城东门外的坡地之上，为典型依山而建的台阶式三进四合院，原为昭化四大旺族王家的祖业。由于距桔柏码头较近，曾被王家用于酿酒作坊和存放水运货物中转之用，后在民国时期被杨姓商人租用作药铺，得名益合堂。益合堂大门面阔一间，进深二间，为重檐悬山顶式，穿斗式梁架；前厅面阔一间，进深三间，也为悬山顶式与穿斗式梁架；中厅面阔三间，悬山顶，为抬梁穿斗混合式梁架。益合堂正厅为两层，面阔三间，悬山顶，楼带走廊，栏杆扶梯上均有雕鲍三娘墓刻花卉装饰。

●鲍三娘墓与费棉墓

鲍三娘墓与费袢墓是昭化古城三国文化的代表性遗存。鲍三娘墓位于昭化镇曲回村西北100米外，据碑文记载为“汉将军索妻鲍夫人之墓”。相传鲍三娘是鲍家庄鲍员外的小女儿，自幼聪颖，后嫁关羽之子关索并得关羽亲传武艺。荆州失守后，鲍三娘与关索一同投奔蜀汉，并随诸葛亮镇守南中要地。鲍三娘墓面积约400平方米，封土呈长方形，长21米，宽19米，高4米。鲍三娘墓曾于1914年被法国考古学家色迦兰等人盗掘过。

费神墓位于昭化镇城关村东250米。碑文上题为蜀汉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乡敬侯费讳之墓。费伟是三国时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曾是诸葛亮出师前为阿斗推荐的贤臣之一。费神死后葬于昭化西门外，其墓历代皆有培修，尤自明代以来规模更加宏大，墓地四周有围墙、神道、牌坊、碑亭、费公祠、草堂等。墓向南，封土呈长方形，长10米，宽3米，高2．3米。现存遗迹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重修。

P12-13

2014年春季的一个早晨，丁援君来访。谈话主要是延续了年初关于“地域建筑”和“荆风楚韵”的讨论，我们都感到文化对于城市建设的影响正越来越大。我送给丁援一套我新著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他马上告诉我：他刚刚编完《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今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需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的表现比喻为一幕幕悲喜剧，那么，诸民族、诸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剧目得以表演的舞台和背景。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持续而深刻的，但这种作用主要又不是立竿见影的。在通常情况下，地理环境只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人文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具有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同一自然环境内创造不同的文化事实。而无定的人文因素又不能绝对自由地纵横驰骋，必须以相对固定的自然因素为物质基础，把握自然因素提供的可能性，去创造文化的现实性。

《管子》日：“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脉筋之通流者也……”中国古人逐水而居，“水者”就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地理环境，而河流、水道则是形成中国文化线路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常说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介绍的十条文化线路中，有五条是和河流、水道密切联系的，并且全都是南北走向的。其中万里茶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和汉水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线路，大运河是隋唐以后中国南北交流的主动脉。

中国地理大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为西一东流向，故东西向水运畅通，而南北向水运受阻。而另一方面，水运较陆运价廉，当南北物资、人员沟通规模增大之际，南北向水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并且往往更能体现人类创造文化的力量。

在我的《中国文化生成史》中，也特别提到了运河。运河是完全人工的产物，著名者当推灵渠与南北大运河。灵渠系秦始皇为统一岭南，令史碌兴修。该渠南北向，沟通长江支流湘水、珠江支流漓水，联系长江、珠江两大东西向平行水系。灵渠历代屡有疏浚改建。我1995年前往观看，见该渠设斗门多座，顺次开闭，使船只越过高地，渠水可自流灌溉。灵渠至今仍发挥南北航运及灌溉作用，令人钦佩先民因势利导、锐意创制的高超智慧。大运河是沟通黄河一淮河一长江等东西向水系的大制作。这项历史性工程始于春秋末期吴国挖掘邗沟(在今江苏中部，后称里运河，连接淮河和长江)。南北运河的大规模开凿是隋炀帝杨广执政时展开的。灵渠与大运河的开凿，是人类依凭地理环境又加以改造的杰作。它们生动地宣示地理环境是必须尊重的，同时也可以因势利导地进行整治。在尊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统一中，谋求人类的福祉。这些也是“文化线路”的本质所在。

在丁援君的书中还提到了另外几条重要的陆路线路：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和北京中轴线。这些线路有的古老逾两千年，有的年轻仅数百年；有的道路十分艰险，有的是一片坦途；有的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遗产，有的还不太受到关注。然而，这些线路都同样体现了战争与和平、交流与发展的主题。

我在讨论“丝绸之路”这一联系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大通道开辟的三大动因时提出，丝绸之路是由军事外交、商业贸易和宗教传播这三种伟力的交相作用所推动。我以为，今天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线路”的产生也大多如此。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的开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时， “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一长江流域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甚至延伸至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正是这种军事外交的诉求，使得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都热衷于开辟新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路。

另一方面，民间和官方的贸易，在客观上推助了线路遗产的畅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的贸易交流，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而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成绩，也会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丝绸之路为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此外，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文化线路生成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丝路上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  丁援君是我以前的学生，在学术上他勤思而少作，但让我欣慰的是，他的“文化线路研究”与我的“文化生成史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文化生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正如“文化线路”有一个从交通孔道发展形成“线路文化”的过程。在文化的无尽征程中，线路既是载体，也是结果。“中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大题目， “文化线路”可以成为深入研究这个宏观题目的一个中观的视角。

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了解无穷的中外古今，是力不能企的。当我们不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不妨顺着这一条条的“文化线路”做思想的旅行。

“出乎史，入乎道”，可成矣。

早以为序。

《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一书作为我们对文化线路理论研究的延续，从选题策划到目前完稿，历时两年，这也正好是我们ICOMOS武汉中心从提议到基本定型的时间。我还记得2012年夏天，我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外专家准备在武汉召开第一届“ICOMOS-WUHAN无界论坛”，当时我们就希望ICOMOS共享遗产委员会能在武汉设立基地，并且把这个提议放在了圆桌会议里；也就在那段日子，东方出版中心的戴欣倍编辑为联系《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二卷本)》的出版事宜，经常和我联系讨论相关篇章的细节问题。在多次电话沟通后，戴编辑策划和我合作有关“中国文化线路遗产”的图书。她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这本书的顺利出版，凝聚了很多人的精力和心血。感谢本书编委会成员所付出的努力，感谢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对本书的肯定和关注，感谢东方出版中心领导、责编、关编等对本书的支持和重视，也感谢所有为这部书稿的付梓出版而付出辛劳的人。

我以为，中国的大运河、长江、汉水、黄河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陆的“文化内环线”：再配合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古商道、古驿道、移民通道、自然水道这些外围线路，这才把不同风俗、不同地域的一个个分散的群体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我本人研究文化线路是以理论研究为主、以九省通衢的武汉为辅，但我始终认为中国文化线路的意义不在一时一地，而在于一种文化意象的孕育、发展和一种文化观念的植入。我想这也是我们缩写这本书的意义吧。

丁援

201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