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强秦：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诸侯国林立，蓄蕴着争雄争霸的野心。一些国家纷纷变法图强，魏国因李悝变法逐渐富强起来，楚国的吴起变法在全国激起巨大波澜。
此时的秦国，对外面临的是诸侯征战日烈，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在内则是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经济发展在七雄中最为萎靡。此时，如果秦国不抓住机遇进行改革，必然陷入不利的局面。危机当前，秦孝公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求贤令，命国人、大臣速献富国强兵之策。
在魏国的商鞅听说求贤令之后，便投奔秦国。他先后几次觐见秦孝公，取得了他的信任。最后一次，商鞅已经胸有成竹，与孝公畅谈富国强兵之策。这一次谈话，他们持续了多日。谈话结束之时，孝公对商鞅由衷敬佩，连称：“吾国之兴指日可待也！”
但变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旧贵族认为要遵循古代的法礼，不得变易。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商汤、周武王正是因为不循古而振兴了国家，夏桀和殷纣正是因为不改变而走向灭亡。应当顺应时代潮流，不能固守旧礼。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理论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为实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
由于刚到秦国，商鞅还没在老百姓中树立起威望。为此，商鞅琢磨出了一个办法。他在热闹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贴出告示：若有人能把木头搬到集市北门，赏十金。围观的人很多，但谁也没去动那块木头。商鞅见状，又把价钱抬高。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却一直不见有人去抬。待提高到一百五十金时，一个小伙子为了给爷爷治病筹钱，遂壮起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赏他一百五十金。百姓哗然，纷纷赞誉商鞅是个有信用的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
变法遂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了《垦草令》，拉开了变法的序幕。这部法令，以刺激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为主要内容，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快速壮大铲除了障碍。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先后实行了两次变法。经济上，通过废井田，开阡陌，打破了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推行郡县制为重点，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秦国军队的战斗力由此大大增强。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昌盛，政治稳定，军事战斗力让诸国为之瞩目，从此走上了富强之路，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景之治：轻徭薄赋，以成盛世
西汉初年，由于历经多年的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损耗严重，国家物资极度匮乏，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色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因此，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汉初的几任皇帝面对眼前这个百废待兴的江山，下定决心励精图治，以谋富强。文帝、景帝笃信“黄老之学”，他们以清静不扰民为原则，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从汉高祖即位到汉景帝后元三年的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并从公元前167年起，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身上的农业税负担消失。不仅如此，文帝、景帝还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每年春耕时，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吸收秦亡的教训，重视“以德化民”，减轻刑罚。文帝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对秦代的严刑峻法又做了重大调整，使得政清民和，社会安定，“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可以说，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最为和谐的时代之一。
文帝、景帝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采取友好安抚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以免耗损国力。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了天下相安，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感化赵佗，使其最终归附汉王朝。文帝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作用，也减轻了百姓的徭役。
在生活方面，文、景二帝仁慈恭俭，以俭约节欲自持。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王公贵族也不敢滥肆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这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使得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当时富足程度的形象性表达，也是被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