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多像猜谜,猜一个也许我们用尽一生都猜不透的谜。从一方面看,我们生来就被赋予了一项似乎注定完不成的任务,这是何其不幸的事!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人生因此总是充满着未知的可能性,这又何其幸运!哲学就是关于人生的猜谜活动及其结果。这是一个快乐而又危险的游戏,一个勇敢者的游戏,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游戏吧!
我是否该读哲学书?哲学思考是否妨碍人的幸福?哲学体系是否令人不自由?我该信什么?
存在、逻辑与人生,哲学家、真理与民众的关系怎样?人生和世界的尽头是什么?如何看待哲学史、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哲学家们,对人生有什么独特见解?艺术对于人生有何意义?杨玉昌编著的《哲学与人生》对这些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这些探讨也许并未给出完美的答案,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求索精神却能够启发和鼓励我们走出困境,追求自己美好的人生。
哲学被称作智慧之学,历史上那些哲学经典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对哲学敬而远之,把学习哲学的人视为不同寻常的怪人,甚至疯子。这是怎么回事?哲学到底是营养品、良药,还是疾病?《哲学与人生》正是多年来一位大学哲学教师杨玉昌和他的学生在哲学课堂上不断探索这一千古之谜的成果。它剖析哲学对于人生的利弊,思考存在、死亡、上帝等人生终极问题,从不同视角审视哲学史、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并以叔本华哲学为例,探索人生痛苦的原因和解脱之道,揭示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本书就像一阵强风,将推送你的人生之舟战胜险滩激流,避开暗礁,驶向理想的彼岸。
二、信仰与怀疑
人是不是该有信仰的问题涉及信仰与怀疑的关系问题:信仰与怀疑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哪一个更有力量?信仰作为一种行动的习惯,有助于人采取行动,使人得到一种安宁。但信仰也可能成为抱残守缺,执迷不悟,不能随机应变,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怀疑无所畏惧,敢于质疑权威,打破禁区;但与此同时怀疑也会令人不安,妨碍行动,使人陷入瘫痪的境地。因此,信仰和怀疑各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它们既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又是需要警惕和避免的。皮尔斯说:“怀疑和信念这两者都对我们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它们的影响各不相同。信念并非使我们立即行动,而是使我们处于一种状态,即当有关的情况发生时,我们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采取行动。怀疑根本不具有这种能动的效果,而是促使我们进行探索,直到怀疑消除,这使我们想起对神经的刺激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射活动。”极端的怀疑(怀疑一切)和极端的信仰(盲目信仰)都既是有力量的,也是危险的,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探索,它既不是那么有力,也不是那么危险。这三种态度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哲学史中。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和尼采的“你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就首先不能是一个信徒”体现了一种极端的怀疑,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苏格拉底所谓“只有神才是最聪明的”和尼采的超人的自信(“我为什么这样聪明”)以及他们作为求知者的无尽探索。在他们身上,怀疑者、信仰者和探索者的身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是怀疑者,又是信仰者和探索者。分别源于苏格拉底和尼采的西方古代和现代哲学既有怀疑主义,也有信仰主义和探索主义。这些“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交织展示了信仰与怀疑的复杂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怀疑高于信仰。“我赞成尼采所说的‘你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就首先不能是一个信徒。’在我眼中,哲学家应该是痛苦的,因为清醒而痛苦,因为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无法给予完美解释的问题而痛苦。而信徒是幸福的,因为心安而幸福,他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但他们笃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有最终答案的,比如说上帝就是这最完美答案的提供者,所以他们有诚挚的信仰,因为这些信奉和践行教义的行动让他们感到解决问题(衍生痛苦的源泉)的快乐与安宁。但同时我又觉得,对世界及其蕴含的奥秘的探求应是无止境的,而发现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我们永远找不到最完美的答案)的欲求应是支持我们探求的动力。而哲学家正是给我们引路、指引方向的一类人,所以他们首先不能是一个具有满足感、安定欲的信徒,而应是心中充满了发现问题的欲求,甚至是躁动不安的思维世界的舞者。”
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信仰高于怀疑。奥古斯丁说:“除非你相信,否则你不能理解。”“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便是体现在对宗教或是传统文化、风俗的依循上,就如许多年轻人都不能理解长辈们所谓的‘封建思想’,认为这些是不科学的。但在我看来,即使我不相信他,我也无法去否认他,对别人的相信也不能持有他是错的的观点。……我认为‘除非你相信,否则你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是要能跳出自身局限,站在别的角度思考问题。心理学有个观点是你想研究某一类人,最好你是其中的一员,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说服力。”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就是指人尝试跳出自身从一个比自己更高的绝对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行为,要求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只是符合自身的欲望,还要符合一个绝对的要求(西方所谓“上帝”,中国传统所谓“天理”),这样人的思想和行为才具有了一种绝对的意义,而不只是一种相对的可有可无、瞬问即逝的东西。虽然,人实际上无法真正做到跳出自身,但人仍可以把这作为一种信仰。正是在此意义上,信仰使人克服了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赋予人一种绝对的价值。理性也与信仰一样能起到一种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为其指引方向的作用。这是因为理性使人得以客观地审视自己,尽量摆脱意志的盲目支配所造成的迷乱,也就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海明威曾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好地方,值得我们为它奋斗。’在此,我只同意他的后半句。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是个好地方,少许的快乐总是消失得很快,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所以我有勇气与理由去面对生活。我是个感性的人,却努力地靠理性直面纷繁复杂的世界,因而理性让我获益良多。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个好地方,信仰与理性却是个好东西。在这个喧嚣的地方,信仰与理性帮我找到了一个灯光干净明亮的房间。”
首先看第一种观点。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指出,热爱真理的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标志就是,相信一个命题不要超过它所基于的证据能保证的程度。从理智上看,这种态度和观念无疑是正确的,它使人避免陷入盲目的危险的境地。许多人赞成“哲学家首先不能是信徒”即“理解,然后信”。
P118-121
探索一种健康的人生哲学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着大人一起去附近一个村子走亲戚,步行回家时已是黄昏。那天下午刚下过雨,乡间的马路上大大小小的坑里都积满了水,闪着亮光,人踩上去,不仅弄湿了鞋子,还溅到身上不少泥。哥哥就让我不要往亮处踩,可我却改不了,总以为那亮处是白地(土路上人走得多得地方就会坚实发亮),而那黑乎乎看不清的地方让我感到害怕,心里不踏实。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小孩子喜欢故意往水里踩,觉得那样好玩。情形究竟如何,不很真切了。这件小事已过去多年,按理说早该忘记了,可是不知怎的,我偶尔还会想起它来并陷入沉思:假如我现在仍是走在那样一条路上,有亮处,有暗处,亮处可能是积水,也可能是白地,暗处可能是平地,也可能并不平,那么,我究竟该往何处落脚呢?亮处还是暗处?对于这一问题,我觉得自己仍像儿时一样茫然不清,尽管我已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坎坷。
其实,细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之路不也如此吗?总是有亮处,有暗处,而亮处和暗处都有各自的危险,我们仔细地分辨着,小心地迈步,但仍不免有时会踩到污泥,甚至跌倒。我有一个儿时的伙伴,长大成家后因为与父母的家庭纠纷等原因得了精神病。我那时还在读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只有在寒假回家探亲时才能见到他。我至今仍感到奇怪的是,他在发病时依然认得我,常来找我聊,似乎在向我求助,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即使失去了意识也仍在尽力抓住身边的每一根救命稻草。我有时也到他家去,和他以及他的母亲、兄弟交谈,希望能够帮助他。他原来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小时候我们总是能谈到一起,玩得很开心。然而,在他发病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对话变得十分困难,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顺利,我们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难以沟通了。他总是说一些奇怪的话,天上地下,思维跳来跳去,犹如被狂风卷起的树叶不由自主地翻滚飘荡。我的努力始终无法取得明显的效果。直到又一个寒假的一天,我突然听人说他因为一件小事服毒药自杀了。我随即去了他家,只见他的母亲正在炕边抚尸痛哭。我心里也很难受,为自己终未能帮到他而感到惭愧。我不禁想:如果他上过大学,有了知识,有了新的环境和广阔的视野,也许就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了吧?回想我自己在读大学时期也曾出现过精神危机,那时我正是通过阅读哲学书籍、写下自己的苦闷等方式渡过了危机,避免了毁灭。这样看来,知识确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后来,我在大学里又遇到了一些事,我之前对知识的看法被动摇了。在我任大学哲学教师的第一年,我的课上有一个男生因为心理问题而不得不休学了,我是这个学生的作文指导教师,一直觉得他的作文及其他方面都表现不错,所以乍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有些吃惊和不解。后来,我又知道曾旁听过我的课的一个哲学系博士生突然精神崩溃了,要去跳珠江。我过后了解到这些同学的心理、精神之所以出问题都有其复杂的个人原因,比如学业压力、亲人去世、炒股赔钱、失恋等,但我仍在想,他们的患病是否跟哲学有关呢?如果他们不曾学习哲学,是不是就不会得病呢?毕竟有很多遇到过类似不幸的人并没有得病啊!我的想法并不是异想天开,因为系里一位从事心理学教学并负责全校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女老师曾告诉我,哲学系的学生很容易出精神方面的问题,她举出了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例子。我产生了一个困惑:在这些案例中,哲学为什么没能成为抵御疾病的武器,反而成为诱发疾病的原因呢?哲学究竟是一剂良药,还是一种病毒呢?如果说哲学既可能有益于人的精神健康,也可能危害人的精神健康,那么,如何分辨这两种情况,从而寻求前者而避开后者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弄清哲学、理智(常识)与疯狂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哲学家、常人与疯子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犹如一场相互纠缠的三角恋,不容易说清楚。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的理智是被疯狂所包围,我们的生命是被死亡所包围。”可以说,哲学正处在理智与疯狂、生命与死亡之间,哲学家面对的正是疯狂的理智,死亡的生命,他同时被理智和疯狂、生命和死亡这两股相反的力量来回撕扯着,这是一种极痛苦的情形。难怪哲学以及哲学家常被世人所误解。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所显示的,哲学家既处在一个常人的世界里,却又试图超出常人。历史上哲学家常常扮演着人类的精神导师和疯子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在一个社会中,哲学家有时被置于中心,有时又被排挤到边缘。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和老子生前都处于社会边缘,并不得志,而在其死后却被历代统治者推到中心,奉为圣人。明朝的李贽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他自称狂人,著了《焚书》。民国时期的鲁迅写下了《狂人日记》,他只能以狂人的口吻倾吐自己的心声。李贽与鲁迅都被视为思想家,而他们的思想正与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相对立,他们都是儒学弊端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处宣扬“认识你自己”,“知识即美德”,试图以此启蒙民众,他最后却被雅典的法庭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死后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英雄,柏拉图主义的鼻祖。现代的克尔凯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福柯等人身上都有一种疯癫的气质,尼采最后还真的失去了理智,成为疯子。他们的哲学颠覆并终结了柏拉图主义,他们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手和敌人。综观东西方哲学史可以发现,哲学在一开始产生时曾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病,后来却成为治疗常人的病的良药,再后来又沦为一种需要来自生活的治疗的哲学病。早期的哲人是生活病的诊断者和救治者,末期的哲人则是哲学病的诊断者和救治者。因此,末期的哲人开出的药方恰恰是直接反对早期哲人的。这是从哲人向常人的回归,还是对常人和哲人的共同超越?如果是后者,他们是否指出了一条新路呢?如果是,这条新路将通向何处?有没有一种能够同时治愈生活病和哲学病的健康的哲学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一直努力在教学实践中将哲学与生活联系起来,一方面通过发掘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看看哲学能否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另一方面,通过回归生活来考察哲学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应当如何改造以使之成为生活的真正引导者。我在生活与哲学之间展开一场对话,既让哲学成为生活病的医生,同时也让生活成为哲学病的医生。我当然知道这样做存在的危险,因为我完全可能同时患上生活病和哲学病而又无药可医,我或许会脱离生活中的常人和传统哲人的角色而陷人一无所是的境地。“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所谓“可走的路”就是一个新的梦,只有在有一个新的梦可以给予人的情况下才可以把一个正在沉睡的人唤醒。苏格拉底和孔子正是这样,他们叫醒了人的旧梦(生活的梦),同时又给予人一个新梦(哲学的梦),所以世人先是反对他们,后来又把他们当作导师。现代的尼采和鲁迅似乎并非如此,他们唤醒了人的旧梦,却又没有新梦给予人(虽然他们也想这样做),结果他们的思想被人所利用,他们的名字同人类的现代悲剧联系在一起(德国法西斯主义)。如果常人的梦(习俗、惯例)和哲人的梦(儒教、柏拉图主义、基督教)都被唤醒了,人将何以自处呢?这样做是否值得呢?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不论什么样的梦,到醒来的时候都会醒来的。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无法阻止自己在睡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醒来。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醒来吧,让我们睁眼看一看自己当下正置身何处,欲往何方。这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是我们的命运。即便我们此刻还睡眼惺忪,满心不情愿,我们也都将不得不踏上一条新路。我们将告别前人,去寻求一种真正健康的生活。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才开始对哲学教学进行探索的。我的哲学教学主要有哲学公选课教学和哲学专业课教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前者面对的是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对哲学有一定的兴趣,希望有所了解,但将来一般不会从事哲学研究(除了个别人会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之外);后者面对的则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哲学教学及研究的可能性较大,即便不会,至少也需要在学习期间把哲学当作一门专业来学。相对而言,公选课学生倾向于从生活出发思考哲学,为生活而哲学;专业课学生则倾向于从哲学出发思考哲学,为哲学而哲学。有一次我在系里听一位美国华裔哲学教授在作报告时说,在美国,学哲学的人往往是一些怪人,他们不考虑生活,常常背了一屁股债,还乐此不疲。在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生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此相类似,他们一开始就是出于对哲学的热爱而选择哲学的。这种相似大概是由哲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哲学就像是鸡肋,多数人会不屑一顾,他们需要忙自己生活和事业上的事;有些人会有兴趣尝试一下,不过也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的调味品;只有极少数人会为之着迷,即使在旁人看来并没有多少肉也始终嚼得津津有味,不忍舍弃。后两者正分别是哲学公选课学生与哲学专业课学生的倾向。因此,我对这两种课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公选课偏重于生活,结合生活来思考哲学,而专业课则偏重于哲学,让学生认真研读原著,培养他们的哲学思维。这样做可以分别发挥两种课的优势:公选课学生能够从生活出发针对哲学提出一些哲学专业学生提不出或不会提的问题,启发人对哲学产生新的认识;而专业课学生则可以通过运用其哲学思维来思考生活实践中的相关问题,体现出哲学的价值。
……
本书的内容从总体上看是浅显易懂的,比较适合那些对人生有困惑,对哲学有兴趣的人,尤其是那些想改变自己,探寻新生活的人阅读,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某种启示。书中有些内容具有哲学背景,如能结合这些背景去读会更好,从这一点上说本书对那些想较深入地研究哲学的人,比如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有一定的帮助。在我看来,哲学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不过深浅不同而已。这是因为哲学所面对的其实是每个人都会面对而又不能得出完美答案的一般性问题。从生存的角度说,一个人是否应该进入哲学,进入哲学多深为好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生活中人们一方面称不识字的人为文盲、睁眼瞎,另一方面又说“人生识字糊涂始”,“难得糊涂”,“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也许祥林嫂需要学一点知识以摆脱控制她的愚昧,而孔乙己则需要服一剂泻药来消除毒害他的“之乎者也”、“子日诗云”。这两者并不矛盾。对于生活中的种种病态,我们仅满足于逃避性的无知是不行的;同时,对于各种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开出的药方,我们也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以免上当受骗,贻害自己和他人。我们需要并相信有一种哲学能够治愈生活的病和哲学的病,使人身心健康,现在就让我们去寻找它吧!我们知道这注定会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
叔本华曾说,一个人总是由于对世界感到惊疑才开始从事哲学思考的,只有对世界有一种梦的感觉的人才适合做哲学家。其实,生活中人们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惊疑或梦的感觉,这也是许多人即使不做哲学研究,也仍然对哲学感兴趣的原因。比如,我注意到网上有很多人参与“哲学吧”的人生讨论,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着不同职业,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喜欢探讨人生问题。的确,人生匆匆几十载,如白驹过隙,倏忽不见。对此人只要不只是顺其自然或求助于信仰,就难免感到迷惑不解,从而开始某种思考。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顺其自然或求助于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体现了人的思想活动及其结果,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而只是说,人生有多种维度,人们可以各取所需。
作为哲学公选课和哲学专修课教学成果的反映,本书是为所有愿意思考人生问题的人而写的。在这里,非哲学专业学生、哲学专业学生(包括逻辑专业)、哲学教师乃至哲学家,都被置于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自由交流和探讨。本书所涉及的哲学课都是选修课,老师和学生均出于各自对人生和哲学的兴趣进行授课和学习,课程气氛是轻松、活泼,甚至热烈的。在一次关于尼采的专修课的课程总结中,一位学生说自己上这门课感觉“就像过大年”。在当今人们几乎普遍感到“压力山大”的时代,我希望读者也能以这样的感觉和心态去读书和生活!中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急速转向现代工商业社会乃至后现代信息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难以为继,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在所难免,但人们也总应该去寻求新的精神资源和排解压力的渠道。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非某种成功学或人生指南,而只是一个自由讨论人生问题的“哲学咖啡馆”。如果其中的交谈能给需要的人一点启发,让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活得“更明白一点”,“更好一点”,其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书的编著是伴随着我的哲学课程来进行的,历经数载。我通常都是在每次课程结束之后立刻对课程作出总结,整理出一些成果。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如此逐年积累而成,各章节大都与我的本科生课程有关,只有第六章源于我开设的一次关于叔本华的研究生课程,反映了我对叔本华哲学的独立考察和思考,是我利用今年暑假的时间写成的。因此,本书的成形有赖于各种因缘。首先,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选修我的哲学课的学生,尤其是书中选录了其文字的学生。由于人数众多,书中未能一一列举你们的名字,这是一个遗憾。如今你们大都已离开学校,奔赴各自新的征程。本书的编著是对我们曾一起度过的一段愉快生活的纪念,我愿意把它献给你们,以此表达我的真诚祝福!书中的几个插图是我请本学期选修我的研究生课程的中大哲学系逻辑专业2013级硕士生杨鹏同学制作的,在此致以谢意。其次,我要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李学军编辑为书稿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其热诚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令我感动。
杨玉昌 2013年11月19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