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最具洞察力传记作品！

海子最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德国浪漫派代表作家克莱斯特，著名哲学家尼采，看大师如何写大师！

《与魔鬼搏斗》讲述了三个有精神病倾向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生活历程，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精神导师倾向，在生活中总是从精神上苛求自己，追求人类精神自由、完美的巅峰。作品本身语言凝练，带有斯蒂芬·茨威格一贯的激情，深入心灵，令读者动容。

《与魔鬼搏斗》是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为诗人荷尔德林、作家克莱斯特和哲学家尼采所作的传记，讲述了这三位有精神病倾向的大师的生活历程，紧密结合他们的创作生涯，深入他们的作品，探索大师复杂的心灵与超越常人的精神容量，展现了他们独特的人生形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引言

荷尔德林

 神圣的群体

 童年

 图宾根画像

 诗人的使命

 文学的神话

 危险的相遇

 狄奥提玛

 黑暗中的夜莺歌唱

 许佩里翁

 恩培多克勒之死

 荷尔德林的诗

 坠入永恒

 绛色的昏暗

 斯卡尔丹内利

 重返时代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被追逐者

 未留肖像者的肖像

 病态的感情

 生活计划

 野心

 戏剧强迫

 世界和本质

 小说家

 最后的联系

 死亡的激情

 没落的音乐

弗里德里希·尼采

 没有其他人物的悲剧

 双重肖像

 疾病的辩护

 认识上的唐·璜

 正直的激情

 走向自我

 南方的发现

 逃向音乐

 第七重孤寂

 深渊边上的舞蹈

 自由教育家

图宾根画像

我不懂人类的语言，

我在神的怀抱中长大。

在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荷尔德林早期画像中，他的形象就像从笼罩的云雾之中透射出来的一抹阳光：一个瘦高的年轻人，金色的头发从晨光般明净的额头如温柔的波浪一般向后梳去。嘴唇也是明净的，双颊如女性一样柔滑（很容易想象它突然间涌上红晕的样子），漂亮的黑色弯眉下是一双浅色的眼睛。在这样一张柔和的脸上永远不可能显出冷酷或傲慢的可怕表情，只有女孩似的羞涩和藏而不露的温柔情感。席勒初次见到他之后，曾称赞他“规规矩矩、彬彬有礼”。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瘦高的年轻人穿着新教学校的严肃制服的模样，想象他怎样穿着有白色轮状皱领的无袖黑袍若有所思地走在修道院的小路上。他看上去像个音乐家，与青年莫扎特的一张早期画像有点儿相像，寄宿学校的室友们就最爱这样形容他。“他拉小提琴——他端正的脸型、脸上柔和的表情，漂亮的身材、悉心保养的干净衣服以及他整个人透出来的那种不容忽视的高贵，我一直记忆犹新。”无法想象这张温柔的嘴中会吐出任何粗鲁的话，这双梦幻般的眼睛里会闪现任何不纯洁的贪欲，这高贵的弧形额头后会藏有任何低俗的思想，当然，也难以想象他的神情中那种贵族式的柔弱和压抑后面会存在任何真正的欢乐。因此，彻底的自我封闭、羞怯、压抑，也是他的伙伴们对他的形容。他从不参加任何小团体，只是和朋友们在饭堂里热情地朗诵莪相、克洛卜施托克和席勒的诗歌，或在音乐中释放他的渴望之激情。他并不高傲，但却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种不易察觉的距离：当他瘦高、笔挺地，同时又带着一丝高贵和不可名状的感觉走出他的小屋进入其他人中间时，他们觉得，好像是“阿波罗缓缓走过了大厅”。说这话的是神父的小儿子，即后来的神父，他不懂艺术，但荷尔德林的整个人让他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古希腊——那神秘的希腊精神的故乡。

只在一个瞬间，他的脸那么明净地从命运的迷雾中显现出来，那么神圣地从神圣中突显出来，仿佛是被精神之晨的阳光所照亮。他的中年时期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肖像，似乎命运只想让我们看到他的青春时代，只想让我们认识那个永远的年轻人那张焕发神采的脸，而不想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年男人（他也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男人），最后，经过半个世纪，最终又是一张空洞、干枯的，一个重新变成孩子的老人的脸。在此期间有的只是残忍和黑暗，人们只能根据口头流传的说法去想象，那个女孩般纯净的形象怎样渐渐失去了宁静的光华，只属于光彩夺目的青春的那种神圣的轻盈怎样渐渐消散。席勒赞美过的那种显著的“彬彬有礼”很快就僵滞成了对他的束缚，而他的羞怯则变成了对他人的反感和畏惧。穿着破旧的家庭教师装，饭桌上坐在最末的位置上，他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一个穿制服领报酬的用人，因而不得不学会了下等人卑躬屈膝的姿态。他害羞、胆怯、痛苦，只能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很快地失去了自由自在的矫健步伐，不再有如步云端的轻快节奏，内心的轻盈与平衡也被打破了。荷尔德林很快变得多疑和敏感，“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都可能会伤害他”，尴尬的地位让他丧失自信，将他受伤的、无力的雄心推回封闭的内心，犹如一道长久而痛苦的深深伤痕。他越来越学会在那些他必须为之服务的思想庸俗者的野蛮面前掩饰自己的内心，渐渐地，这副侍者式的面具长进了他的血肉中。只有那种将一切隐秘的激情都突然发泄出来的疯狂才能将这种内心的扭曲可怕地展现出来。用于掩饰内心世界的家庭教师式的卑躬屈膝演变成了自我贬抑的病态嗜好，这是一种残忍的态度：向每个陌生人屈膝行礼，以夸张的动作无数次鞠躬致意，而且（总是怕被认出来）一连串地称对方为“陛下！阁下！大人！”甚至他的表情也变得疲惫和无精打采，那双曾充满幻想地望着天空的眼睛逐渐黯淡，像冒着烟的火苗，摇曳着熄灭了。在他的眼中有时会刺眼地、可怕地闪动着魔鬼的目光，它已经侵入他的心灵了。最后，这个高贵的人在遗忘的岁月里终于倦怠了，他头颅低垂，沉重地弯下腰去——可怕的象征！五十年后，也就是与那张青年画像相隔半个世纪以后，一张铅笔素描《被卖进天堂之狱的人》第一次感性地重现了他的形象。我们震惊地看到，从前的荷尔德林现在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脱光了牙齿的老人，他拄着拐杖摸索着前行，庄重地高举手臂，向着空中、向着一个冷漠的世界吟诵他的诗句。只有面部表情上那种天生的平和令人难以想象他的内心的破裂，而在思想坍塌之时，他的前额仍然保持着优美的弧线。这光洁的额头像一尊被置于灰白的乱发丛下，但保持住了自己永远的纯洁的雕像，毫不掩饰地迎接人们震惊的目光。为数不多的参观者战栗地望着这张斯卡尔丹内利的幽灵般的脸，徒劳地想从中寻找和辨认那个命运的宣告者，再没有别人比他更敬畏地去揭示神的美丽和危险了；然而他已经“远去了，不在了”。只有荷尔德林的影子还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摸索着又生活了四十年，诗人自己则被保持他的形象永远年轻的诸神带走了。他的美和纯洁被保存下来，永不衰老，在另一个空间里——在他的诗歌那面永远不碎的镜子里——继续放射光芒。

P14-17

一个凡人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

——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

（Conrad Ferdinand Meyer）

像在上一本三部曲《三大师》中一样，在这本书里，我再一次将三位作家的肖像在一种内在共同性的意义上联系起来；但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将不再是一种比喻上的共同性。我不想探寻任何思想家的公式，只想刻画思想的形式。如果说我在书里总是有意识地把几个这样的人物安排在一起，那这恰如一种某些画家所采用的方法，即喜欢给他的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光线和反光互相交织、互相作用，通过对照将不同类型之间的那些原本隐匿着、现在却很显著的相似之处展现出来。我一直觉得对比是一个起推动刻画作用的因素，我喜欢以它为方法，因为使用它时没有强制性。公式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贫乏，对比就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丰富。它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反射来照明，用空间的深度来做独立作品的画框，从而提高了画作的价值。最早的语言肖像画家普鲁塔克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塑造的秘密，在他的《对比列传》中，总是同时对一个希腊人物和一个罗马人物进行类比式的描绘，以便使他们个性背后的精神投影，使他们的类型显得更加清晰。我试图在一个相近的精神领域，即文学一性格学领域达到与这位传记一历史学领域赫赫有名的前辈所取得的相似的效果。这两本我想题为《世界大师——精神类型学》的书，只是即将产生的一个系列中最早的两本。但我绝不是想为天才人物的世界强行建立一个生硬的体系。作为一个富于激情的心理学家、一个渴望去刻画的刻画者，我只是将我的肖像艺术运用到这种艺术本身驱使我到达的地方，只是以那些我感到自己与之密不可分的人物为对象。这就从我内心里为任何完备配套设定了限制，而我对这一局限丝毫不感觉遗憾，因为这种必要的断片形式只会吓着信仰创作的系统性的人，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精神的无限世界可以被挖空心思地想象得面面俱到。然而这个庞大的计划吸引我的却又正是这种两重性，即它既触及了无限，又给自己设置了边界。就这样，我用这双令自己也感新奇的手缓慢而充满激情地继续建造这座始于偶然事件的建筑，一直建到高悬于我们生活之上的那一小片不确定的时间的天空。

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三位英雄人物在生活的外部命运上就具有不容忽视的共同性：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星相方位。三个人都被一种极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力量驱赶出他们温暖的存在，卷进了一个毁灭性的激情旋涡中，过早地终结于可怕的精神错乱、致命的感官迷醉以及疯狂或自杀中。他们与时代毫无联系，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如流星般闪耀着短短的光芒迅疾地冲进了他们的使命的暗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义，因为他们只是从无限驶向无限：他们生命中的跌宕起伏几乎从不接触现实世界。某种超乎人性的东西作用于他们内心，这种力量超越了他们自身的力量。他们感觉到自己完全陷入了它的控制中：他们不是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在少数几分钟自我清醒的时刻，他们恐惧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变成了依附奴隶，成为一种更高之力——魔鬼之力下的中魔之人（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

“魔鬼性”这个词从古代神话宗教的原始观念进入现代，已经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意义与解释，所以很有必要赋予它一个我个人的解释。我用“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似乎自然将它从前的混乱中的一个不可转化的不安定部分留给了每颗心灵，这个不安定的部分总是兴奋而激越地试图返回那个超越人性、超越感官的本原之乡。魔鬼就像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酵母，一种膨胀着的、折磨人的、紧张的酵素，发酵了所有危险过度、心醉神迷、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东西，而排斥了其他的安静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上，心灵中的这个宝贵而危险的部分很快就枯竭耗尽了；只是在极少数的短暂时刻里，在青春期危机中，在由于内心世界的爱情或生殖欲望而激动的时刻，这种跃然体外、热情奔放和自我牺牲的东西才会充满预感地控制了市民式的平庸生活。但在其他时候，稳重矜持的人们却压抑住体内浮士德式的欲望，他们用道德的氮仿来麻醉它，用工作来压制它，用秩序来阻挡它：市民永远都是混乱之物的天然敌人，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他们自己心里。但在更高层次的人，尤其是创造性人物的身上，不安定却作为一种对当前作品的不满足而创遣性地继续起着作用，它赋予人一颗“高贵的、痛苦着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质疑的精神，这种精神超越自身，渴望进入宇宙。所有那些以探寻和冒险精神推动我们超越自身的天性和个人利益而进入探寻之险境的东西，都应归功于我们自身中那一部分魔鬼似的精神。但只有在我们能控制它、在它服务于我们的紧张和激动时，这个魔鬼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旦有益的激动变为过分激动，一旦心灵陷入煽动性的欲望和魔鬼性的强烈爆发中，那么它的危险性就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魔鬼只有通过毫不留情地破坏有限之物、世俗之物，也就是它所寄居的躯体，才能回到它的故乡、它的本原之乡，即回到无限之中：它发端于扩充，却趋向于破裂。因此它占据了那些不知及时束缚它的人，它用可怕的不安定实现他们魔鬼的天性，粗暴地从他们手中夺去意志的控制力，致使他们这些毫无意志的被驱使者在风暴中迎着命运的险礁跌跌撞撞地前行。生命的不安定永远是魔鬼性的第一个征兆，血液不安定，神经不安定，精神不安定（因此人们也把那些散布不安定、厄运和破坏力的女人称为魔鬼）。在魔鬼周围永远萦绕着危险的、胁迫生命的暴风雨天气，永远萦绕着悲剧的气氛和厄运的呼吸。

……

人们还可以推演出对魔鬼的主人和仆人这对创作上的矛盾体的上百种对比，而我只想再选择那种永远都最清楚明了的几何对比法。歌德的生活公式是一个圆：闭合的线，生存的尽善尽美，永远回归到自身，从确定不移的中心到无限总是相同的距离，从中心向外全面地扩展。因此在他的生命中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巅峰，他的创作也没有任何顶点——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方面，他的本质都在圆满地向着无限生长。相反，魔鬼性的人的表现形式是一条抛物线：快速、强劲地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升，骤然地转变，急剧地跌落。他们的至高点（无论是创作还是生命中的时刻）已濒临跌落点：就是这样，后者神秘地与前者汇合在一起。因此，魔鬼性的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跌落是他们的命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跌落才能完成他们的心灵肖像，就像只有下落才能使抛物线这一几何图形得以完成。而歌德的死却只是已完成的圆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微小部分，对他的生命肖像并无本质的影响。事实上他也不像他们一样死得很神秘、很有英雄的传奇色彩，而是死得平凡安详，像一个德高望重的族长（民间传说徒劳地发明了那句“多一点光”以赋予他的死亡一种睿智的、富有象征性的色彩）。这样的生命结束了，只是因为它已实现了一切，而那些魔鬼性的人的死亡却是一种跌落，一种燃烧的命运。死亡补偿了他们生活的贫瘠，而且还赋予他们一种神秘的力量：谁有悲剧式的一生，谁就有英雄般的死亡。

热情地付出，直至在自然中消亡；热情地保留，在一种塑造自我的意义上——这两种与魔鬼斗争的形式都要求心灵具备最高的英雄主义，两者都带来了精神上的伟大胜利。歌德式的生命之圆满与魔鬼性诗人的创造性跌落——两者都完成了精神个体的相同的、唯一的任务：向生命提出无限的要求，只是不同的类型在各自不同的塑遣意义上。如果说我在这里把他们的性格对立地放在了一起，那只是为了通过象征使他们双重的美更加清晰可见，而不是为了引出一个裁决，更不是为了推进那种目前还在流行的、非常乏味的医学解释，说什么歌德是健康的，那些人是病态的，歌德是正常的，那些人是反常的。“病态”这个词只适用于不具备创造性的低等世界，因为一种创造了不朽的病态已不再是病态，而是过分健康、极度健康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魔鬼性处于生活的最边缘，并且已经探身出去，探进那不可触及且从未被触及的领地，它也仍是人性的内在主体，也仍在大自然的范围之内。因为就连大自然本身，这个几千年前就已经算定了种子生长的规律和胎儿在母腹中的期限的大自然，这个万法之宗，也一样有这种魔鬼性的时刻，也一样有感情的爆发和洋溢，在这种时候——在雷雨中、在旋风中、在泛滥的洪水中——它的力就会危险地扩张，最后到达自我毁灭的板致。连它也会偶尔——当然是在很少有的时刻，就像魔鬼性的人在人类中那么的少有！——中断自己平静的进程，但只有在这种时刻，只有在它的过度之中，我们才能看到它的适度。只有这稀有的时刻才扩展了我们的思想，只有面对强力时的战粟才提升了我们的情感。因此，不同寻常永远是衡量所有伟大事物的标准。而且——即使是在各种混乱的和危险的形象中——创造性也永远都是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一切意义之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