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淑英编著的这本《中国三钱》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当代科技界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周恩来总理称他们为“三钱”。“三钱”于20世纪50年代共同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而确立了共和国自主创新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

《中国三钱》是由传记文学作家祁淑英精心撰写的、在新中国科学国防事业上有着卓越功勋的三位“钱”姓学者及科学家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作者将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辉业绩和高尚智慧人生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得为青年一代树立良好的科技伟人楷模。

航天之父——钱学森

 钱氏先祖的家训

 善良的母亲

 “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遨游太空畅想曲

 同唱一曲《燕双飞》

 他选择了上海交大

 到西方取经去

 征服宇宙的壮志豪情

 别了，上海

 来自中国的高才生

 种族歧视的魔影

 投师冯·卡门教授

 在“自杀俱乐部”的日子里……

 友谊潜藏的忧患

 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

 一颗来自东方的明亮之星

 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回归故里

 上海的婚礼

 当荣誉和鲜花向他拥来时……

 麦卡锡主义的魔爪

 “他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在狱中

 炎黄子孙的呐喊

 “祖国人民的骄傲f”

 蒋英的智慧

 周恩来总理的营救

 漫卷诗书喜欲狂

 故乡明月

 中关村的新居

 陈赓大将“一锤定音”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在紫竹院一处野兔出没的地方……

 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的时刻……

 钱学森将军的故事

 蒋英“索夫”的故事

 “东风一号”升起在大漠荒原

 一曲《喀秋莎》

 “中国航天之父”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参天大树，根深叶茂

力学之父——钱伟长

 楔子

 家住水乡七房桥

 勤奋读书的少年时光

 文学梦与强国梦

 走进清华园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婚礼在战火中举行

 告别战乱中的祖国

 钱伟长，来自中国的优等生

 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

 他选择了祖国

 祖国在无声召唤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在新生的清华园

 当冯·卡门的两位高足再联手的时刻

 “三钱”，来自周总理的称谓

 他被错划为右派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新时代的伯牙与子期

 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

 知识拯救了他的生命

 在特种钢厂的日日夜夜

 与美国作家韩丁的百日长谈

 与斯诺的对话

 “劝君莫捉三春蛙”

 出访英国

 在诺贝尔的故乡

 重返加拿大

 尼克松总统的宴请

 写给周总理的环保报告

 “万能科学家”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永远的风范！

 他的大脑，是力学的宝藏

 他，终于挣脱了牢笼

 拆除大学的“四堵围墙”

 着眼于民族的未来

 不拿工资的大学校长

 力学之神，开创神奇

 “黄河之水天上来”

 “心中为念农桑苦”

 “让炎黄子孙和睦相处吧！”

 “奔驰不息！”

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更名立志

 志存高远

 与漂亮“女神”结缘

 天各一方

 遥遥十年路

 投师约里奥一居里夫妇

 导师的教诲

 他目击了地球上第一次核裂变

 一江春水向东流

 法西斯铁蹄下的日日夜夜

 在看不见的战线上

 法西斯恐怖活动的阴霾

 两地情书

 原子世界的神仙眷侣

 在剑桥大学的新发现

 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启明星，故乡的星！

 告别恩师

 近水远山皆有情

 守护在母亲身旁

 最受欢迎的年轻教授

 心系新中国

 特殊的使命

 “三顾茅庐”

 原子世界的故事

 与国防部长握手

 在丰泽园做客

 “原子科学知识要普及”

 莫斯科郊外寒冷的夜晚

 “老大哥”给出的难题

 为了“59·6”

 艰辛岁月

 东方巨响

 “满门忠孝”的核家族

 为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

 接受法兰西勋章

 星陨光犹在

 啊，功勋科学家！

带给青年朋友们一份美好的理想（代后记）

钱学森小学毕业以后，升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坐落在北京宣武区陶然亭附近，当年的陶然亭周围还是一片荒疏的土地，然而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却建造了这所知名学校。也就是这所知名学校，为中华民族科技伟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一块肥沃土壤。

中学，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学时期，正处于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时期。中学时期接受的知识和形成的品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很了不起的学校。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职人员，有一套完善而先进的管理和教学制度。在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竟然在夹缝中为民族、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学校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是林砺儒先生，这是一位精悍而严肃的教育家。林砺儒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钱学森对他的校长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忆起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这段生活时，总是激动地说：“大家可以想想，从1923年到1929年，当时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校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林砺儒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学校，真是了不起。”

在这所学校里，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很多高中教师都是由当年北师大的教授兼任的。

林砺儒先生，既当校长，又亲自教授伦理课。在教学中，林先生特别注重教育学生保持中国传统美德——仁义、善良、勤劳、节俭、守信等，这些对学生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化学老师李士博，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教师。他编写并创立了矿物的十种硬度，合辙押韵地排列出它们的顺序：“滑、膏、方解、萤、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这样一来，学生们都易记住，也增强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1982年，年逾古稀的钱学森参加母校八十年校庆时，还将化学老师李先生编写的这则顺口溜背诵给他的新校友们听，在场的同学为李老师昔日的创举，也为钱学森惊人的记忆力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李士博老师的化学课丰富直观，引人人胜，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一次上化学课，做过滤试验用的过滤纸没有了。怎么办？李老师心里明白，就是派学生到总务那里领取，恐怕也是白跑一趟。因为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教学用的仪器设备无法购买。但是，课又不能因此中断，他便对同学们说：“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用什么东西替代它？”同学们七言八语，议论纷纷。钱学森站起来说：“用纱布眼太大，不能起到过滤的作用。用普通的纸，又不渗水，也不行。是不是可以用冬天糊窗户的那种厚一些的纸，我说不上它的名字来。”

“钱学森同学说的这种纸叫高丽纸，我看可以试试。”李老师接过来说。

于是，李老师派同学到他的办公室去取高丽纸。回来一试，果然成功。李老师为此表扬了钱学森勤于动脑的好品格。教国语的董鲁安先生，也是钱学森十分敬佩的老师。他虽然是教国语的，实际上，往往把国语课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课。董老师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民主。他常常在课堂上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抨击时弊，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北洋政府的憎恶。

钱学森在回忆董老师时说：“中学时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头脑里，有两个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马克思。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当局所不容许的。如果说我们能较早地接受一点儿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主要是从我们的董老师那里得到的。董老师还特别提倡我们要多读鲁迅的文章。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论将来做什么工作，都要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在这些优秀教师的教导下，钱学森从中学时代起，就痛恨腐败的旧社会，关心着祖国的现状和前途。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激励着钱学森的行动。后来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热爱祖国的那颗赤子之心。

几何老师傅种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给读中学的钱学森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上数学课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却别有趣味。钱学森第一次聆听傅老师的数学课，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他用有名的桐城派的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几何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题，别有风趣。

P12－13

美满人写美满人

先说她写的第一部“巨人传”：《钱学森》。最早选中她的并不是传主，而是国家。1993年底，中央发文号召全国向五个先进人物学习，其中有唯一的科学家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顺势邀请刚退休的老记者、老编辑祁淑英为其立传。而传主本人却不同意生前立传，本来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一方不配合，如何能“传”得成？恰恰是多年的记者生涯帮了她的忙，祁淑英在先生魏根发的陪同下，采用了“曲折迂回”、“扎根串联”的办法，先从自己认识的科学家入手，继而采访了何祚庥、于光远、傅承义、朱兆祥等科学界的名家，由他们引荐采访了钱学森的同学、走进了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力学研究所，所里为祁淑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后他们开始占有各大图书馆和大机关资料室里与钱学森有关的资料……历时近两年，她成了“钱学森资料大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她家中把全部资料复印收藏。

《钱学森》于1997年9月出版，10月末钱学森夫人蒋英，约请祁淑英夫妇来家做客，很动情地对他们说：“我连夜读完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就哭了，读完书竟哭湿了两条毛巾。里面有好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你们是怎样挖出来的呢？”当时钱学森健在，夫人的这番话可以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出版社为他们选择的做传人。临别时祁淑英请蒋英对书提些批评或建议，蒋英说：“如果再修改，把学森晚年进行的复杂巨系统和大成智慧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就更完整了。”

于是《钱学森》一书有了后来的修订版，更名为《钱学森传》，获中国图书奖，祁淑英获“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因为书上只署着她的名字，而书稿的完成却是夫妻二人的“流水作业”，她写出一页，魏根发先生在后面连誊清带修改。魏先生是高级编辑，退休前为河北省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写一笔好字，无论毛笔、硬笔。老二位可谓伉俪偕行、珠联璧合。受《钱学森传》成功的鼓舞，两人一鼓作气，用同样方法又完成了《钱三强传》。

同样是被祁淑英的诚意和文字所感动，“几十年来从未接受过任何记者采访”的钱三强夫人、已96岁高龄的何泽慧老人，竟邀请她和先生在2007年中秋夜到家里品尝月饼。好情致，好氛围，亲切而温馨，老人娓娓话旧，深意款款，一切都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何泽慧传》的采写……就这样祁淑英好像总是能机缘巧合，一“传”引出下一“传”，写了一“传”又一“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三钱》以及6位科学大家的传记，堪称皇皇巨著。

在敏感多事、聚讼纷纭的现代社会，文字争端剧增，作家们谨小慎微地躲避着“真人真事”，害怕“触雷”。祁淑英却不躲不闪，直面最为敏感的高端功勋人物最真实的生活，并且连连获奖，好评如潮。这就是她做传的最大特点，对传主怀着一种真实自然的崇敬来做传。在这个流行“戏说”、以“雷人”为时尚的娱乐时代，她做的是“史传”，以史实为根据，为传主立正史，写出他们的生命史、事业史、家庭及情感史。她的文字敢于面对传主、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考量。

钱学森何以被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和晚一些的钱伟长同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元老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对“二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钱学森“用脑子记下了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有句名言：“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但他还是把钱学森说“小”了，钱学森回国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导弹和第一颗战略导弹，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其作为和贡献才称得上是伟大和不朽。钱三强夫妇也如此，曾留学法国11年，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后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和夫人何泽慧博士共同发现并解释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回国时，约里奥先生为表达对他的支持与友谊，“将若干个保密的核数据和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了钱三强。”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购置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设备，参与领导和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人物，才配得起一个“大”字。

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家学渊源、在国内受了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从世界尖端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伟大的代价是责任”，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会使人崇高，祁淑英借几部科学家的大传，勾勒出了能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胁的由来：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同一天美、英、苏三巨头聚在一起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像换了一个人，告诉俄国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操纵了整个会议。不可一世的斯大林竟都接受下来”。三个月后在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更加蛮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嘲讽他：“国务卿先生，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装来了一颗原子弹？”贝尔纳斯却有恃无恐：“如果你还继续延长时间不谈正事的话，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个原子弹叫你尝尝！”人造的原子弹，主宰了人类的国际事务。当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后就更牛了，赫鲁晓夫竟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公然进行核恐吓：“我的核按扭在陪伴我演讲，我的氢弹、原子弹在为我伴奏。”

1953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你回国后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拥有原子弹。”就在当年，一次毛泽东在向钱三强敬酒的时候下达了命令：“到时候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如古人所论，有非常之势，然后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发出的第一声感慨是：“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原来在没有原子弹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不能真正挺直腰杆。陈毅元帅说的更痛快：“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至今，这些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业绩，不还在实实在在地支撑我们的大国地位吗？

不能不相信，伟大人物的产生是可遇不可求的，充满天启。那个时代需要巨人，就迎来并创造了自己的巨人，他们的精神却不只温暖和照耀了那一个时代。祁淑英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传主的文化史。“三钱”同为五代吴越王钱后裔，此一脉群星璀璨，还有钱玄同（钱三强之父）、钱穆、钱钟书等鸿儒硕学。钱学森远行前，其父塞给他一张纸条做礼物，上写：“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这很像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成为钱学森的座佑铭。后来因为要坚决回国被关进美国监狱，在大牢中他朗声抗辩：“家父告诉我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美国人不解其意，他就可以从容地讲出自己的道理……

钱伟长保存的《钱氏家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洁；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邓稼先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其六世祖邓石如被推为“清朝第一人”，其父邓以蜇是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终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对邓稼先自小进行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他忠正纯良的品格。为了造出原子弹，他没有讲出任何理由就失踪般地离开了百般恩爱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隐身大漠28年，再见到亲人时已经因核辐射患上绝症。古人云，临大险而不惧，圣人之勇。邓稼先率领的原子团队，被称作“满门忠孝！”人们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现代词汇来称颂他们。没有单纯、善良和忠诚，就不会产生伟大。“满门忠孝”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让别人感到渺小，而是让所有人都成就伟大。

由此可见，文化培养巨人，只有重视文化才能产生巨人。这些科学巨匠生命饱满，人格健朗，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一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与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也往往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而且他们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或许正是得益于此，祁淑英立传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而婚姻，“是所有文化的起源，也是顶峰。”

一代才女何泽慧，终生都牢记还在当姑娘时外婆对她的嘱咐：“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之中要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她是第一，钱三强是第二，然而在事业上要自己发现自己，在婚姻中要被对方发现，美满的婚姻就是被爱情圣洁化，被生活牢固化。培根有妙论：“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爱就是确信，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整个人生为目标，让婚姻成为两个人一生的凯旋门。

蒋英是民国时期军事学巨擘蒋百里的千金，以一首钢琴曲为钱学森送行，可谓一曲“订终身”。爱是选择，不仅是选择对方，也是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则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生死恋情，让一生的相濡以沫有了一个传奇般的壮丽开篇，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祁淑英的笔墨是“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使传记充满情致和色彩。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婚姻美满。她信仰文字，而老伴是她终身的粉丝、助手、合作者，很多时候还是她的主心骨。美满人写美满人，收获美满，这些传记作品让她的写作生涯变得丰赡厚重、多姿多彩。

带给青年朋友们一份美好的理想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想到要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做些什么好呢？近年来，我发现身边有些年轻的朋友，很敬羡歌星、影星、体坛名星以及影视节目主持人。无疑，年轻朋友所敬羡的。也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然而，我以为我们国家最为需求的是千百万有作为的科学家。所以，我便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要在有生之年，为青年朋友撰写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以这些科学工作者的事迹为载体，带给青年朋友一份美好的理想。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我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撰写《中国“三钱”》？

自1997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向社会上隆重推出我与我的老伴魏根发合写的第一部传记文学《钱学森》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连续采访，又撰写了《中国“三钱”》。许多读者或者给我写信，或者打来电话，或者登门专访，大家共同向我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已是年逾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为什么总是不辞劳苦，撰写那么多科学家传记？”

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将这些科学家视为我们国家的科技伟人，他们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为科学家作传，我以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我所撰写的《中国“三钱”》，他们是：中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的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当年，周恩来总理称他们为“三钱”。“三钱”于20世纪50年代共同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科技宪法”。这部“科技宪法”确立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创新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后来，他们在各自的科研领域内，锐意创新，无私奉献，为国家、为人民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为我们这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确立了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从而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2006年，我们的国家制订了新的“2006年—201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许许多多胸怀壮志的青年朋友。将是这一宏伟规划的实践者和生力军。在这个伟大的不平凡的年代，我将精心撰写的《中国“三钱”》一书奉献给青年朋友们，力图将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辉业绩和高尚智慧的人生，介绍给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以求得为青年一代树立起良好的科技伟人的楷模，与青年朋友们一道吹响新的“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我所以热心撰写这些科技伟人，还因为我平生最为尊重的便是科学家，因为是科学家的创造和发明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以为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里，我给亲爱的读者讲一个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哈佛的故事——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巴尔底摩登陆后。接着，一批又一批英国人开始移居这个新大陆。1637年，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约翰·哈佛牧师移居波士顿，在当地刚刚建立不久的剑桥分院当教师。当年，这个剑桥分院只有这一名教师，九名学生。它是北美洲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先生卓有远见地感悟到，要发展美洲大陆，必须重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因此必须首先发展学校教育。所以他为健全剑桥分院的高等教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几乎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剑桥分院。他临终前，将自已终生的积蓄780万英磅和大约250册藏书捐给他所效力的剑桥学院（当年该学院全年的经费仅为200多英磅）。为了纪念哈佛先生的对于发展科学教育的功绩，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1639年，剑桥学院被命名为哈佛学院。

1989年我曾到过波士顿。波士顿的风光美丽怡人。但是，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波士顿秀美的自然风光，而是随处弥漫着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古老的哈佛学院，如同科学教育的火种，燃遍了查尔斯河两岸，这里集中了世界闻名遐迩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六十多所高等学府。这些高等学府培养了许许多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当我置身于波士顿浓浓的学术氛围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正是这些高等学校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众所周知，南美洲与北美洲是同一时期被开发的，而且南美洲的矿产资源优于北美洲，然而，南美洲的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北美洲。究其原因，也正因为南美洲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滞后的。美国人民热爱哈佛大学，热爱哈佛先生，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民热爱中国“三钱”。  所以说，要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没有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

说来话长，我最早崇尚科学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记得，我10岁那年，在老家滦南县城读小学三年级，有一支日本兵下乡讨伐，路经城西的潘家戴庄时丢失了一匹马，就是为了这匹马，日本兵便对当年群众展开疯狂报复。他们把全村1000多口人赶到村外一个托坯坑里，四周架设机关枪朝人群扫射，血流成湖。日本兵杀人后，放火烧村，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潘家戴庄距县城不远，我们许多同学登上滑梯，爬上大树，亲眼看到了那场熊熊燃烧的大火。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回到教室，教室里哭声一片。我们的班主任汪汇一老师眼含泪水，对我们说：“同学们，鲁迅先生说过，落后就要挨打。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崇尚科学的种子，我也曾立志要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命运却使我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因为初中毕业以后，我的父亲去世了，家庭负担很重，生活很艰难，弟弟妹妹还得上学，于是我选择了上班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我一心要培养他们成为科学家。我的科学梦破灭了，但是我一直希望能为科学家做点事情。所以退休以后，我矢志不渝选择了为科学家作传。特别是为我所崇尚的中国“三钱”作传，能够为我国的三位科技伟人作传，我引以为荣，并希望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以科学家系列丛书为载体，带给青年朋友一份美好的理想

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邓稼先、何泽慧等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科技救国”的远大理想，怀着民族自救的强烈意识，走出国门，远渡重洋，到西方寻求“科学救国”的真理。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他们又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怀着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回归祖国。在动乱迭起的现代社会，他们不辱使命，将西方的现代科学移植到新中国来，并且以自主创新的精神，奠基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基础。在众所周知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使得我们的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研制成功；使得我们的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使得我们的卫星成功升天。倘若我们的国家没有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功，我们的国家就不能成其为军事强国，就不会有如此高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他们堪称我们国家的栋梁。

我在采访过程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这些科学家既是科技伟人，也是非常单纯的人。我以为他们的单纯代表了一种正值无私的品格。他们为了实现自已“科技兴国”的美好理想，单纯得很真挚，很纯洁，很高尚，很忘我，很无私。总之，中国“三钱”的美好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堪称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绝响！  所以，我作为科学家传记的作者，首先想到的是，以这些书为载体，带给青年朋友一份美好的理想。一位哲人说过，美好的理想是造物主赋予生命的一种本能。我以为，我所写的这些科学家，将这种本能发挥到了极致。我相信，我们的青年朋友，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美好的理想，但是，我愿通过介绍这些科学家的美好理想，使得青年朋友原本具有的美好理想得到提升，从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新的高度，可能会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超越，成为一座到达彼岸的桥梁。

为青年朋友熬制心灵的鸡汤

当今，在科技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科技创新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所撰写的诸多科学家，当说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科技创新的先驱者。

我国人民对于已经辞世的钱三强先生，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笔者以为，与钱三强一同在我国原子世界辛勤耕耘的亲密伴侣、已年满九十五岁高龄的何泽慧先生冠以“巾帼英雄”的称号，应是当之无愧的。当说，这一双科学家夫妇有着异呼寻常的科技创新能力。究其原因，他二人自幼都生长在家教非常严格的书香世家之中。

人们惊叹犹太民族异乎寻常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解读其秘密，究其原因，这个民族是一个最重视读书，重视知识的民族。据说，犹太民族每当一个婴儿来到人世间，先辈便在一本厚重的书籍上滴上蜂蜜，让初生儿用唇舌去舔食蜂蜜。这就是这个民族给他们的子孙所上的人生第一课。这第一课告诉他的子孙后代——知识是甜的，厚重的图书能够给你的未来带来幸福。这个民族曾经丧失故土家园，但灵魂的家园却始终不曾丧失。因为灵魂的家园比辽阔的国土，具备更为深远的包容性与坚韧性。厚重的图书，使得这个不断产生天才的犹太民族，其头脑变得异常聪慧。当厄运来临时，看似万劫不复，而他们的生命力却如同巨石重压之下的小草，柔韧，蓬勃，不屈不挠。这个民族的子民用厚重的知识与独具个性的创新能力来反哺自己的先祖。所以说，厚重的图书给予了这个民族扎实的知识；厚重的图书，构成了与这个民族奇特的依存关系。

笔者以为，诸多科技精英似水的年华，就是一本厚重的图书。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愿将这一本又一本厚重的图书献给青年朋友们，献给我亲爱的读者，以图构筑我们这个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

《心灵鸡汤》的作者杰克·坎菲尔，原是一名中学教师，他在教书育人中，发现了美国当代青年诸多心灵的疾病，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有些年轻人胸无大志，且自私、庸懒。坎菲尔自幼热爱中国历史，他从中国历史上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中吸取了营养，决心使自己成为一名励志图书的作家。他搜集了一百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撰写成书，这些故事都是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且鲜为人知。坎菲尔儿时体弱，奶奶便时常熬鸡汤给他喝，奶奶说鸡汤可医治百病。于是，他将自己的励志书，命名为《心灵鸡汤》。

笔者的心愿是，学习坎菲尔先生，将中国的诸多科学家励志的传奇故事，汇集成一本又一本书，希望它能成为中国青少年所喜爱的一本又一本励志书。

记得，罗素有句名言：道德因地域而异。其实，励志书也是这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愿中国诸多科学家的传奇故事能够成为一本又一本专给中国年轻人熬制的《心灵鸡汤》。

俄罗斯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蒲宁说过：“语言——是不朽的财富。”所以，我愿意用语言与诸多科技伟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体验这些科技伟人的人生况味，分享她和他们的科技成果，我以为我自己的身心在不知不觉间受到陶冶，心境得以净化，胸襟也日渐开阔。我愿与青年读者共同分享。

在我在半个多年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常常有意回避一些东西，习惯在我的行文中赞扬美德，倡导美德，传递美德，我以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但我也会常常不自觉地把我写的主人公塑造为完美主义者。

一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我，他的审美取向，他的修养和爱情风格，都能从我12年前出版的一部传记文学《钱学森》中找到母本。这位年轻人在他的来信中写道：“一部好的作品如同人生的一部教科书。”我看了这位年轻人的来信，引为自豪，所以我愿意不断地将这部新的科学家传记作品奉献给我更多的年轻读者，并且也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位年轻人一样，从而，找到一种人生的母本。

向青年朋友介绍科学家的智慧人生

具有杰出贡献的科技伟人钱学森，已经是一位年满98岁的老人了，他以多病之身，依旧孜孜不倦地学习，并且与他领导的专家组一起，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阵地，研发“复杂巨系统工程学”，研发大成智慧学；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已经是年满97岁的老人了，依旧站在教育改革第一线，担负着上海大学校长的要职，并且将一个原本落后的上海大学，带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我在采访钱伟长老人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与上帝争夺时间，力求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这位九十多岁老人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想到自己也应当向他们那样，用自己原本“倒计时”的生命，来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

据说，非洲大陆有这样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绵延着一种习俗——每一个孩子一落地，就以60岁开始倒计时寿命。他们以60岁为人生大限，每个人的一切人生大事，都要在这60年内完成。60年以后的岁月则用来颐养天年。我以为这是一个绝妙的计岁方法，人生从60岁开始，过一年就减去一岁。对一个人来言，越减越小的岁数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警醒。当然，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超过这个大限已经十几个年头了；可是我的青年读者们，你们的“倒计时”却刚刚开始不久啊！

无疑，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弥足珍贵的。生命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总是一刻也不肯停留，一去永不复返。对任何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面对自己日益减少的寿命，谁又能无动于衷呢？因此，我认为倒计时生命，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我曾读过作家蒋子龙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被活埋的智慧》。这是蒋子龙先生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犹山节考》后写的一篇随笔——在日本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从前那里有一个奇怪的法律般的严酷风俗，人活到60岁就要被活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背着60岁的母亲到大山去活埋的故事。儿子不忍心活埋老母亲，而这位老母亲却显得很平静，她劝儿子说，这是好事情，这样可以节省下一些钱粮养活儿孙。这位贤良的老人视自己的死为小事，而视下一代的成长为大事。

蒋子龙的文章，使我产生了很多思考，我想到，我已经是超越日本犹山村所规定的那个大限十几个年头的老人了，我也应当像那位贤良的老母亲那样，更多地为下一代着想；像智慧的钱老那样，活一天，就应当为后来人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2005年春天，我在上海大学采访钱伟长老人期间，正值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到上海大学探望钱伟长老人。记得，刘延东说过这样一句话：“钱老作为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是的，中国功勋卓著的老一辈科学家，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相信，我的青年读者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所以，我将自己精心撰写的《中国科学家系列丛书》奉献给青年朋友们，以求得与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