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由邵燕祥著。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邵燕祥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两条车道沟里的鲋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

 插叙两位没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中苏交恶，邻居沙安之处境变得尴尬

 居民小组长：息事宁人，还是无事生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冻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动心

 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

 从古装的唱词到洋装的话剧

 内蒙古和江南之行：历史与现实疑真疑幻

 开排，停排，复排：《叶尔绍夫兄弟》一波三折

 刚过了大饥荒，又“整社”不准“开小片荒”了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

 预防政变，丁莱夫将军奉命进驻广播局

 《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改编“阶级斗争”剧本，远不如亲身挨斗感受深刻

 难得一上五台山，跟年轻气象员聚会高山站

 对反修波及国内毫无精神准备，还在吟咏“怒书原不作哀音”

 半个世纪后暮年回首，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

 初到重庆：山水市井间徘徊，川剧里沉湎，历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别山城下三峡，武汉是旧游之地

 李燕、纪维时等的离京，背后有一个“大举措”

 南下温暖的广州，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急电

 写“反右派”剧本。“小整风”挨整。又获“优秀剧目”奖状……

 剧团巡演的总结，变成了涉及男女关系的批判会

 回忆去沈阳看话剧汇演，却像重读了多卷人生的大书

 中国爆炸原子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下乡“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难的中原大地：西宋庄比土改前的甘肃农村还穷

 一穷二白的小村庄，到哪儿找“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

 谢天谢地，这个村庄搞了半年“四清”，没死一个人

 摘掉郑某的地主帽子，三户错划富农改定为富裕中农

 多年后泛滥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几十年前只是规模较小

 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再思考，但没读懂德热拉斯《新阶级》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

尾声

 不算尾声的尾声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

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

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

把千言万语交付它，

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

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

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

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

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

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

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

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

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

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

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得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叭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

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

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的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

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问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

P2-5

邵燕祥先生这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四九年前为“民国”，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国”。

民国那一段，战乱频仍，动荡不宁，民不聊生。进入新中国，改元建制，万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气。然而，没过多久，即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无休无止，折腾无已。据专家统计，“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搞政治运动约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邵燕祥，以热烈纯真、意气风发的抒情诗人名世，然而却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的政治风暴中，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顿时跌入万丈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之“右”)，后又发配到渤海之滨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月，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单位，但仍是政治贱民身份，所谓“内部控制使用”也。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正是一九六。至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日“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那会儿是要极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是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寻找灵魂、反思解剖难矣哉！鲁迅《野草·墓碣文》有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其实，这也是他重返文坛后包括诗歌、杂感、随笔在内的全部著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败笔》，到近十多年来的《邵燕祥自述》、《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精神取向。在《找灵魂》一书引言中他曾说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真诚而沉痛！这是从“瞒和骗”的大网罗中挣脱出来的知识者的真正醒觉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声。

邵先生还说过，一九四九年后他“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于是也“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所谓“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亦即通过个人记忆重返历史现场，拒绝遗忘过去，拯救历史记忆，为他们那代人亲历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沉重、苦痛、荒谬的岁月，留下一份个人的宝贵证词。

邵燕祥旧体诗《书愤》有句云：“垂垂老矣吴刚斧，西绪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涩、无奈、悲凉、荒诞而又沉痛哉！灯下拜读此著，这两句诗时时浮上心头，不觉百味杂陈，感慨系之矣。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尤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他的清醒严峻的理性与生动真切的叙事，使这本书具有了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启发性。

这部回忆录要出版了，蒙邵先生不弃，以忘年知己之交，命我写几句话，缀诸简端，真是不胜惶恐之至。藐予小子，岂敢赞一辞！踌躇再三，未尝动笔，付排在即，不宜再拖，遂写下一点文字，乞邵先生以及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王培元记于首善之区蜗牛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