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的是什么》、《读后致辞》、《姚名达先生来函》、《我为什么肯当社长》、《黄心勉女士传》、《国难的由来和现状》……《姚名达文存》(作者罗艳春、姚果源)收录姚名达1925年至1942年期间撰写的重要论著和代表文章。

本文存对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仅摘录其序言或跋文。其他已刊未刊文稿，均全文收录。

姚名达(1906-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要师从梁启超研究目录学、史学史、史学理论，刊有《中国目录学史》等名著，首创“谱前”、“谱后”年谱编写体例，开创现代年谱撰著新格局。《姚名达文存》既选录其在目录学、史学史、史学理论等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收录了其在政治时论、社会动态方面的精彩论，展现出他的学术研究既有客观严谨性，也有着鲜明的民族精神与现实关怀。

《姚名达文存》的作者是罗艳春、姚果源。

导论

1925年

论史学

1926年

《邵念鲁年谱》·序例

论史学

《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

《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

章实斋之史学

1927年

许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

《章实斋遗书》叙目

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纪年经纬考序

达人史话

哀余断忆(五则)

友座私语(二则)

清华国学书系·姚名达文存

致顾颉刚函之一

致胡适函之一

1928年

致胡适函之二

《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1930生

致胡适函之三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朱筠年谱》序

致胡适函之四

1931年

致胡适函之五．

《刘宗周年谱》序

1932年

致胡适函之六

致胡适函之七

致胡适函之八

《浙江歌谣第一集浦江歌谣》·跋

《苦闷的大学生》跋

1933年

《现代日本妇女》序

苟卿也和史学史有关系吗？

《刘宗周年谱》·跋

《目录学》自序

姚名达紧要启事

1934年

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

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

我为的是什么

读后致辞

姚名达先生来函

1935年

我为什么肯当社长

黄心勉女士传

1936年

国难的由来和现状

程伊川年谱小序

1937年

中等学校毕业女生的前进路线

《中国目录学史》·自序

1939年

《中国目录学年表》·导言

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遗稿)

1940年

学术通讯——平阳与韩原

史字的本来意义

不平凡的一九四○年

1942年

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应有的觉悟

史理释义

三民主义与史理学

附录

姚名达年谱简编

有关姚名达研究的部分论著目录(1949—2011年)

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也被张爱芳视为姚名达对近代学术的三大贡献之一。姚名达1928年发表的《章实斋的史学》一文，是其对章学诚思想全面研究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全方位研究章实斋学术的起点，对于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姚名达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初具系统性，并因此延伸到对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从而产生了姚名达对中国近代学术的第二个贡献——具有近代学术价值的年谱撰述。受胡适的影响，姚名达撰述的系列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并且通过反映谱主的活动，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从而反映出时代思潮。在体例上，姚名达所著年谱也多有创新，如《邵念鲁年谱》特设“谱前”等等。张爱芳总结姚名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其系统的目录学著作，突破了当前目录学的局限，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姚名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三方面贡献，显示出其“具有开阔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并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凡所撰著，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

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姚名达诞辰一百周年和抗日捐躯六十三周年之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王河撰文以示纪念。在介绍姚名达的史学成就时，王河也还是强调了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系列史家传谱著作的撰述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三方面的贡献。

在姚名达的诸多身份中，其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创办人的身份是最早被人回忆起，却也是很长时间不甚明晰的一个身份。

1979年，凤子回忆起阿英同志于1936年以《女子月刊》为阵地，开展政策宣传工作等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凤子，只知道女子书店的经理是江西人姚铭(名)达，“《女子月刊》创办了多久，原来谁是主编，它的倾向性如何”，她都一无所知。

凤子的文章先后引起姚果源、鲍祖宣两人的回应。他们除了补充姚名达殉难的相关信息之外，鲍祖宣的团应文章的重点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补充了《女子月刊》的一些情况——大约创刊于1933年或1934年；先后由黄心勉、陈白冰担任主编，1936年设立编委会，上官公仆、赵清阁、孙昌澍、粱雪清、鲍祖宣与姚名达一起均为编委；刊物的倾向可说是中间偏左。

1994年，曾经在女子书店工作过的赵清阁，有感于当初同仁强半作古，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历史事迹又是中国早期妇女文化业绩的珍贵资料，因此记述下了一些当年的事迹。据赵清阁回忆，女子书店创建于1933年早春，创办人姚名达、黄心勉夫妇热情仁义，喜爱青年人，青年人也喜爱他们，他们乐于帮助穷困的青年，特别对女性青年，极尽爱戴、保护。对于女子书店的工作，黄心勉偏重于女性，姚名达则对培育人才很热心。而姚名达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支持，让赵清阁记忆尤深：

姚名达自任经理，终日奔走于江湾复旦大学、女子书店、编辑部、家庭之间。他执教、看稿，还要料理家务，照管孩子，劳动量的负荷相当沉重，但他表示宁可自己累死，也绝不把妻子拖回家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妇女解放论者，是一位言行一致，捍卫女权的好男儿。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情况，都主要依据当事人(编者与读者)的个人记忆，具体细节叙述不多。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者对《女子月刊》原刊内容的了解逐渐全面而深人，相关情况也渐渐明晰起来。

1986年，曾经听过姚名达的课，在姚名达殉难后以笔名“叶金”写过纪念文章的徐柏容，因为从事着期刊编辑的工作，在一篇文章中简单介绍了《女子月刊》的情况。在徐柏容的记忆中，《女子月刊》是姚名达1935年于上海创办的，同时还创办有女子书店，出版了《女子文库》等。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最终都偃旗息鼓，所以其影响力不及《妇女杂志》和《妇女生活》。

2005年，徐柏容再次撰文，详细介绍了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和姚名达的具体情形。与十多年前的短文相比，徐柏容这次的介绍建立在了翔实的考证基础之上。

首先，徐柏容对旧文进行了修正：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时，《妇女杂志》已经停止发行，《妇女生活》尚未创刊，所以《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独树一帜的一件事情；其创始人除了姚名达，还有其夫人黄心勉。P12-14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问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