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祖到父辈
我的曾祖本是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李家庄农民，世世代代种地为生。也不知同治还是光绪年间，大灾大难从天而降，切断了曾祖一家的活路。曾祖挑副担子领着年幼的爷爷，“闯关东”逃荒来到东北。
当时，宽城子一带尽是大荒甸子，地广人稀，地主老财广招佃户，曾祖遂搭起窝棚，租赁土地，在东十里堡韩家沟子屯①落脚。
曾祖的汗水一滴滴渗进肥沃的土地，可是给一家人换来的，却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穷苦日子。
就在这片茫茫的荒原上，曾祖和祖父分别走完了他们自己的人生途程。爷爷临终只有一句遗言：闭不上眼啊！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扔下了奶奶、三个姑姑和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我的父亲。在那个年月，缺少男劳动力的家庭没法过日子，肯定要挨饿呀！
提起父亲悲惨的童年，直到今天还觉得心里难过，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连条遮盖的裤子也穿不上，就为了几斗米的工钱给地主老财放猪去了。
父亲长到十三四岁，祖母托人求隋，好歹把他送进城里的一家私人饭馆当学徒。祖母心想：进了饭馆总不至于再挨饿吧！
一个放猪的孩子进城当学徒，呆头呆脑的，开始可能让人看了不顺眼。但我父亲老实厚道，又听话、又肯干，还能吃苦，一来二去的，掌柜的倒也喜欢，父亲这才在饭馆站住脚。
转眼又过去好几年，父亲每天和顾客打交道，练就一副好脾气禀性，不管出什么事儿，他不生气、不发火，总是面带自然微笑。加之父亲的相貌挺好：一米七四的身材在当年是大高个儿了，又长得浓眉朗目、鼻直口不阔、嘴角向上翘着。祖母晚年这才有了依托，在她眼里，老儿子到底“出息”了，一家人的希望全放在父亲身上。
父亲成年后便由祖母做主，娶了一位贫苦农民的女儿当媳妇。我母亲很贤惠，过门后与祖母、姑姑以及叔伯大爷等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相处得很和睦。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作为父亲和母亲的第六个孩子已经长到六七岁了，父亲才把母亲和自己的孩子接到城里分居单过。
父亲心地善良，在那个世道里却受人欺负。记得有一年，饭馆的财东看我父亲老实厚道，性隋又开朗，笑模笑样的，干了多年跑堂，总算信得过了，便给他放了—个身份——掌柜的，为了体面，财东还给父亲买了一件长毛麦穗皮袄。不料父亲刚穿在身上，就有人拿了不值钱的紫羔皮袄来向他兑换，父亲明明知道这是欺侮老实人，故意占他便宜，却宁可吃亏，也不好意思拒绝。这样的人哪会管好饭馆？结果不久便亏空折本，饭馆关了门。
父亲认命了，深知自己生来就是“吃劳金”①的命，永远不用想发迹。父亲本名李万财，可他是发不了财的，倒是人缘不错，得个绰号“李老好”，时间—长人们就把父亲的本名忘了。
为了全家人的衣食温饱，父亲又到一家新饭馆“吃劳金”，还像过去一样紧张、辛苦。当年的饭馆可不讲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以红条条幌子为标志，早晨太阳未出就挂了出来，晚上常常闹到小半夜才摘幌。那时候巴士很少，又早早就收车，父亲坐不上。人拉包车自然不是我们坐的，自行车更买不起，所以到了下班时间父亲也难得回家，和其他回不了家的劳金一起睡在饭馆里。
晚上完了活，劳金们没有别的营生，便凑起手来斗纸牌。虽然大伙都不富裕，但斗起牌来总要论个输赢，小来小去的。打我记事就知道，父亲在牌局上总是扮演输钱角色。因为只搞小牌局，输钱不多，可每日顾客赏的几文“小柜”①绝不会剩下。
当时我家七八口人，孩子都小，只有大哥刚到学徒年龄，算带出一张嘴去，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父亲挣钱养活，几文小柜钱对我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母亲对父亲斗纸牌的嗜好不满意。但老两口平日感情好，并不因此而打架拌嘴，总是等孩子睡下，才以理服人式地批评父亲几句。父亲知道自己理亏，就不言声了。有时父亲说：“等我把输的钱赢回来，再也不玩了。”母亲深知这是句空话，就劝他：“像你这种实心眼儿人，根本不用指望赢，还是干脆打住，洗手不干为好。”
母亲确实很了解父亲，其实斗牌的年头不少哪会把把都输？有一回父亲就赢了，可是他一看输家着急一个劲儿摔牌就受不了，明明该“吃”的牌也不敢吃，故意让输家再“捞”．回几把去，闹个不输不赢——平杵，但下把还要轮到他输。平时“牌友”们家里有了难处，往往冲他张口借钱，因为好说话，而且能在牌桌上消账。欠个块儿八毛的，把纸牌一摔，赢上两把就抵了。原来父亲借给人家钱时就已打算着要把它输掉了。
知足，是母亲一个天生的长处。她尽管反对父亲斗纸牌，但一想到父亲还能控制自己，并没有走到把老婆、孩子、家庭生活都输光的那步田地，也觉得幸运了。
在坑人的旧社会，那种事情屡见不鲜，我父亲有个徒弟就从赌局上下了水，开始也是斗纸牌，愈来愈失控，以至耍大钱，赢了就抽大烟、扎吗啡，输了砸锅卖铁，把家里的东西卖净了，又到处借，借不着了只好挺着。这个耍手艺的可J冷^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数九隆冬的日子里穿不上棉袄棉裤，把两条破麻袋片用麻绳连把连把①披在身上，到我家门前转悠。因为他知道我父母善良，看见了就不能不管。正巧我推门往外走，他冻得直打颤，赶忙喊我：“四妹妹，快给师母说说，给我吃口热饭吧！”他管我叫“四妹妹”，因为我在姊妹中行四。母亲听我—说，便亲自招呼他进屋暖暖身子，又热热剩饭让他吃个饱。一边看着他吃饭，一边好言劝他快戒烟。我父亲和饭馆的伙计们帮助他戒了好几回，无奈烟毒成瘾，戒过八介目又抽上了。本是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还不到三十岁，竟变成—个抽大烟的瘦鬼。他媳妇领着两个孩子苦不堪言，有一回哭着对我说：“四妹子，他早晚得抽死，非把我们娘仨扔下不可！”事隋果然如此，到最后老婆孩子都卖了，家破人亡，他自己也成了“路倒”②。我亲眼目睹了这幕亡国奴生活的惨剧。 父亲只是斗斗小纸牌，还加入了“戒烟酒会”③，烟酒不动，说来真是我家的福分哪！
父亲从年头忙到年尾，辛辛苦苦，从来不敢耽误工。年三十和初一饭馆不营业，这才和我们过个团圆年。偶尔有一天，父亲从柜上④回来，乐呵呵地对我说：“四闺女快收拾收拾，爹带你上南关庙会烧香去！”父亲带我上街看热闹，一年中难得有一回，甭提我有多高兴了。
父亲信佛，很虔诚。在他看来，人的享福、受罪都是命里注定。要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做人；要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敬天、信佛，神佛能保佑好人下辈子不再受苦。
父亲用他的菩萨心肠教育子女，对男孩子不叫抽烟、喝酒、耍钱，上班要老老实实干活、少讲话，更不许乱说日本鬼子的坏话，以防被暗探、警察抓去打死或送到劳工队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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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琴女士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亲身经历过宫妃生活的女性。她的一生波折大，坎坷多，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
李玉琴的少年时代是在贫穷中度过的。偶然的机遇使她平步青云，踏入富丽堂皇的宫殿。当她懂得了呼风唤雨、对奴婢颐指气使并学会了惩罚她们以后，却惊雷爆响，历史又把她从金碧辉煌的殿堂一下子摔到荒凉的山沟里。其后，她寄身于皇族之家，屈辱地打发寂寞的守节时光。越过凄苦而漫长的十年，终于盼得夫妻重圆，却只能在牢笼中挥泪聚首！无形的政治压力很快就迫使她离开久别重逢的丈夫，这给她平添了一个不幸女人的离婚经历！她终于重新建立了普通的家庭，获得了做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可贵权利。然而，她毕竟无法超越浩劫中扭曲的年代。当晚年降临的时候，才赢得了安定、团聚和幸福。
李玉琴从宫廷贵人到政协委员的经历，是一部难得的教材，会给我们带来多层次的启示和关于人生的丰富的思考。
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李玉琴在自述里细腻地抒写了她和皇帝丈夫“神仙眷属”般的夫妻生活，并把自己在宫闱之中亲身体验到的凄冷、孤寂和凶残，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她的自述不仅能使读者获得关于后宫的感性认识，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特殊角度，从这个角度观察伪满小朝廷中的溥仪，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其他场合不可能有的大量现象，它们反映了傀儡皇帝政治上的难堪和生活上的苦闷，并告诉人们，无论地位多高的人，一旦背离祖国，他的处境将是可怜的，他的下场将是可悲的。
宫妃生活结束以后，被溥仪抛弃在山沟里的“福贵人”，又流落到皇族中间，并在这个阶层里为溥仪守节多年，空耗妙龄青春，遍尝人间辛酸苦辣。读者从她声泪俱下的叙述里，可以了解皇家内部的重重黑幕。曾经不可一世、纸醉金迷的王爷府邸，竟然充满了愚昧和腐朽！礼仪的虚伪、道德的沦丧、种种人间丑恶，都是寻常百姓不堪想象的。读者能够看到封建制度的可耻，也能够看到丑陋的社会现象终于被新社会的革命洪流所荡涤。
李玉琴与溥仪的离婚也是戏剧性的。“自述”告诉我们，是历史推着他们来到必须分手的一步。然而，拉开告别的幕布，却仍然是两情依依，难舍难离。没有喋喋不休的争吵，没有讨价还价的财产分割，彼此的痛苦并不来自对方，不可自抑、不可言喻。几年之后，他们终于又成了文史资料战线上的同志和战友。
在新生活的道路上，李玉琴为取得工作岗位而长期奔波，恋爱、再婚，当上母亲，执著地追求一个普通女人应有的幸福。读者从“自述”里能够看到，她为此还必须与“皇娘”的阴影顽强拼搏，最终导致“文革”期间“皇娘造反”的一幕。李玉琴与溥仪因“政略婚姻”而结为夫妇，又因扭曲的政治而绝情反目，这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完整、真实而深刻的感情纠葛的历史。
李玉琴又亲眼看到了溥仪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变化，这无疑赋予了她在溥仪改造问题上特殊的发言权。客观记述她在这一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显然是有价值的。
李玉琴在1961年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宫中生活的回忆文章，二十年后又写了一篇《坎坷三十年》，限于当年的政治气候及其他条件，还有种种清规戒律，不可能畅所欲言。其后又有人借题发挥，添枝加叶，附会渲染，以致虚谬流传，真伪莫辨，不成信史。与此同时，李玉琴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希望她能利用自己丰富的经历，写出系统、完整的回忆录来，提供史料，以正视听。李玉琴也逐渐感到这样一本书有它存在的价值，遂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986年初，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沙中典、文史办公室主任林宜等领导同志，出于抢救文史资料的工作需要和对一位政协委员的关心，又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条件，建议由我执笔，协助李玉琴完成长篇自述的撰写工作。蒙李玉琴女士信任，我高兴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为了保证史实准确无误，我利用多年从事溥仪生平研究的条件，核对了李玉琴提供的全部口头、书面及图片资料。考虑到“自述”的性质，对于涉及同一事件而有不同说法的情况，以自述者的意见为准，这一点应该加以声明。执笔过程中，我每撰写一章即把书稿送交李玉琴过目，并及时改正那些她以为离开了事实的部分或细节。这一切都是为了“真实”二字，文史资料若背离这两个字，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
毋庸讳言，在以往的写作实践中，我和李玉琴女士也曾有过分歧，对于某些资料的使用，她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既然李玉琴健在，撰写她的经历是应该尊重她的。当我们面对共同的事业而携手合作的时候，以往的分歧并没有构成障碍。
现在，本书作为我和李玉琴一次愉快合作的成果已经问世了，我的欣慰是读者们可以理解的。
王庆祥
1987年3月25日于长春
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以及她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长达18年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这些都是后话。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一直想见见我。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研究溥仪的，你们二人若能合作，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的回忆录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三年。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厢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溥仪囚居前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国内。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大事细节…… 李国雄的回忆录于两年后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以相互印证，《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三本回忆录均成书于他们生前，并分别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如今三人都已相继故去，但他们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现在，这三本回忆录又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支持，将作为书系。以全新的面貌再版发行，令我倍感欣慰。为便于读者了解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我分别增加了附录内容，多为忆者的亲笔书信和短文。我由衷地希望新版回忆录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2年2月
《最后的皇妃(上下插图增补本)》简介：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伴随“伪满”垮台与“皇后”婉容共度八个月逃亡生活，继而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她曾经大富大贵，风光无限，也曾经穷愁潦倒，走投无路；曾经呼奴唤婢，颐指气使，也曾经寄人篱下，以泪洗面。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打小工，借路费；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选择离婚，却又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李玉琴、王庆祥所著的《最后的皇妃(上下插图增补本)》讲述末代“皇妃”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离奇曲折。
李玉琴、王庆祥所著的《最后的皇妃(上下插图增补本)》中，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