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迷
1964年5月间，三位法国记者来到东观音寺22号我家访问。其中有位女记者，头发是黄色的，披在肩上。她一来就盯住我问，弄得我怪紧张的。
“你每天在医院做什么工作？”
“做护理工作。”
“下班以后呢？”
“有时和溥仪一块散散步，看看电影或京剧，有时在家里读书看报，也聊聊天。”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节目？”
“溥仪喜欢看京剧，我也喜欢，常陪他去看。”
“你们很幸福吗？”
“非常幸福。”
那天，法国记者还当场录了音，又拍了一些照片。
无论从物质生活看，还是从精神生活看，我和溥仪共同生活的那个时期，都能用“非常幸福”这几字加以概括。和溥仪结婚以前，在我的想象中，皇帝一定是整天板着面孔，就像寺庙的大佛似的，除了发布命令、下达指示不会干别的。溥仪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有广泛的兴趣。
溥仪喜欢读书，而且常常读到深夜。我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灯光下看得很有兴味。《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一些文言古书他都看过。
溥仪离不了收音机，他爱听新闻，爱听音乐，1963年初就多次和我商量要买一台收音机，并说“买台便宜点儿的就行”。买回以后，他每天都有很长时间收听广播。
溥仪少年时曾在名师指教下研习字、画，颇有功力。特赦后很少绘画了，但书法还练练。求他写字的人也很多。亲戚、朋友和同事都向他索字，许多国际友人和他会见后也往往请他题字，我的同事纽韵铎和胡益萍在结婚前恭请溥仪题写扇面，他欣然应允。溥仪给人家写字非常认真，倘有一字一笔不满意便要重写，而把废字随手丢进一只大竹筐内，我曾一张张叠起来，居然高高地堆满了筐，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十年改造期间，溥仪学会了锻炼身体。我们婚后他仍是坚持锻炼。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先在院子里打一通太极拳，打得很带劲。有一次正打拳时外宾走进来，很感兴趣，让他继续打，一边拍下许多镜头。溥仪还喜欢散步，每天晚饭后都让我陪他到外面去遛弯儿，转来转去的。溥仪还喜欢骑自行车，大家都能记得他在宫中为了骑车把门槛都锯断了，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忘记这项运动，我为啥说是“运动”呢？因为溥仪从来不把自行车看做交通工具。溥仪骑车非常快，真让人担心。有好几次想带我，我可不敢坐。有一次借街坊的车，骑到胡同口把一位老太太撞倒了，赶紧下车赔礼，问老人受伤没有，又要送她到医院检查。老太太起来一看，原来是“小皇上”撞她一下，又急得不得了，便拍拍身上的灰尘，连声说：“没什么关系”。于是，溥仪留下自家的门牌，并告诉老人，如今后发生问题一定要找他。老太太虽然并未来找，溥仪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又让我陪着买了点心送过去。老太太特别感动，逢人就说：“我是清朝末年出生的人，宣统皇帝登基时，还在家中给皇帝万岁的牌位磕过头呢！皇上登门给我送点心真是世道大变了！”我曾和他商量过想买一辆自行车，也在院子里练一练。他虽然喜欢自行车，但不同意买车，怕我学骑车出事。对我说：“你若买自行车，我会得神经病的。”意思是担心。
溥仪喜欢聊天。特赦后的溥仪和各阶层人士都有接触，有的是高级党政领导人、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一般群众，老头、老太太、小孩子。溥仪和谁都能聊得起来，海阔天空地讲。谈话内容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工作或学习。他还常常和我谈起宫中礼法，讲宫里的规矩和礼法甚多，比如叩头、请安就有多少样儿，对什么人，什么时候须怎样跪拜，都有一定的规矩。请安有双腿跪、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身子要挺直，还有单腿安，只跪下一条腿，一边讲还一边作示范给我看。
溥仪喜欢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说这是总理最喜爱的一首很优美的抒情民歌。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愿意唱呢！我记得那是1963年3月间，溥仪把《国歌》和《国际歌》的歌词抄录下来，并认真学唱。收音机一唱他也跟着哼哼，却总是唱得不很像。有一年政协举办大合唱活动，他积极报名参加了合唱队。
溥仪性格开朗，是个忘却了忧愁的人，平时爱说爱笑，特别爱开怀大笑，好像从来不懂得生气似的。别看他五十多岁了，可真逗，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我说几个笑话。他整天乐呵呵的，人也就不显老，直到六十一岁去世时，连根白头发也没有，满头乌黑。因为他总和我开玩笑，有一次我也和他开了个玩笑。当他洗脸的时候我把他的近视眼镜藏了起来，我自己也躲到了房门后边。他洗完脸，没有眼镜戴，也找不到我了，就伸出双手在半空摸呀摸呀，也不敢迈步了。后来他讨饶，我把眼镜还给他，并故意逗他说：“你这个人过去是皇帝，现在是废物，离了眼镜连道也走不了，我要和你离婚！”他一听就急了，脸色突然变白，并尽力表白自己。更想不到的是，他竟跑到厨房操起刀来要抹自己脖子。我急忙拉住他解释说：“这是和你开玩笑呀！怎么当真事了呢？”他也“扑哧”一声笑了：“我也是和你开玩笑嘛，何必当真！”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说实在话，那次可真把我吓够呛！
我们常常接到出席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邀请，溥仪好动，总是高高兴兴地带着我去。
196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在政协三楼参加赏月会的情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我婚后第一次和溥仪参加这样的活动。洁白的台桌上摆满了烟、茶和月饼，一对对夫妇满脸挂笑，整个场面轻松美好，人们对月抒怀，有赋诗的，有题字的，有以团圆为主题发表种种感想的。一位带着录音机的新华社记者很礼貌地走到我们跟前，让谈感想。溥仪说：“我今年赏月感到和往年心情不一样。去年和前年是我蒙特赦后单独赏月，月圆人不圆；今年则是带着爱人一起赏月，月圆人也圆。”记者又把录音机放到我跟前了，我说：“有生以来我没有参加过这样隆重的赏月晚会，感到格外高兴。这诗情画意般的场面真是令人陶醉。”
1963年3月7日我们参加“三八”节庆祝活动的情况也很值得说说。溥仪的几个妹妹都来了，先到我家，又一起走进政协三楼会议室。我婚后第一次参加这种庆祝会，溥仪和我坐在一起。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同事们见了开玩笑：“老溥怎么总陪着新娘？今天可是妇女过节呀！”溥仪却满不在乎，振振有词：“她是初次在政协过妇女节，我应该陪陪她。”那天，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参加了，并先后讲了话。之后是文艺节目，由国内最著名的电影和戏剧演员表演，十分精彩。演出中溥仪问我：“你和我结婚以前参加过这样的节日活动吗？”我说：“医院每年‘三八’节也开会，但没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没有这么隆重。”
P64-67
《我的丈夫溥仪》是在《溥仪与我》（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整理，《长春文史资料》首刊）的基础上修订的，字数已经翻倍，所涉事件与情节也已扩展到1995年定稿之前。回想1984年出版的那本《溥仪与我》，主要记述了溥仪与李淑贤在一起那段岁月的日常生活，不过是一本小册子，但一经问世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短短几个月里，无数报刊争相连载，发行量达一千万份以上。不久，以此为题材的电影《火龙》也登上了许多国家的银幕。岁月荏苒，十几年又过去了，这期间李淑贤作为溥仪的遗孀，又经历了太多的世事，择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权官司，实则为丈夫溥仪争一份“留在世上”的权利；一是为溥仪建墓，实则为丈夫溥仪寻一处死后的长眠之所。这两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处处碰壁，实在不简单。
1995年1月26日，历经长达十年的审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对中国第—号著作权案——《我的前半生》版权归属问题，做出了艰难的判决，认定“溥仪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并享有该书的著作权”，虽然此时被告李文达已去世，但其妻、其子继承诉讼，并提起上诉，不服判决。此后又经过一年半的审理，1996年7月17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1995）高法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重要的两段文字如下：
经本院审理查明：溥仪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由其口述，其弟溥杰执笔，写了一份题为《我的前半生》的自传体悔罪材料。1960年，群众出版社将此材料少量印刷成册，供参阅。有关领导阅后即要求有关部门派人帮助整理该材料并予出版。有关部门及群众出版社在征得了溥仪的同意后，指定当时在群众出版社工作的李文达与溥仪一起对该材料进行整理、修改。在有关领导的安排下，李文达于1960年7、8月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及溥仪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调查，澄清了一些讹误的历史事实。1961年8月15日，群众出版社的几位编委召开《我的前半生》修改情况汇报会。李文达汇报了修改计划和该书应反映的主题思想。最后会议对该书的主题、叙述的形式、对溥仪思想性格的反映、强调内容的真实性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此后溥仪与李文达开始在新的主题思想指导下重新撰写，经二人密切配合，1962年初完成了初稿，后二人在广泛征求领导和清史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又几次修改。1964年，该书正式出版，书名仍为《我的前半生》，署名：溥仪。
本院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从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李文达是由组织指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故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我的前半生》一书既是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经历为内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该书的形式及内容均与溥仪的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溥仪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成果，体现了溥仪的个人意志；该书的舆论评价和社会责任也由其个人承担；因此，根据该书写作的具体背景和有关情况，溥仪应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溥仪去世后，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综上，上诉人王滢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马拉松式的审理和判决，从中国知识产权观念还非常淡薄的年代，一直持续到著作权法颁布数年之后，从原告和被告当庭辩论，持续到被告谢世而去，最终得以“维持原判”终审，李淑贤女士胜诉了，她松了一口气，一件大事总算做完。
对李淑贤女士来说，还有另一件大事——为溥仪修墓。墓地虽已选定，并在光绪皇帝的崇陵附近入土，但墓地应有的地面上工程还没有修建。1996年清明节扫墓时，李淑贤曾对记者说过，溥仪是作为公民去世的，当然不会要求把他的坟墓修建得像历代帝王那样金碧辉煌，但他毕竟也不是一般公民，而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他的坟墓应该建得大一些、好一些。现在这件事还没有做完，李淑贤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不能不为此而心忧，希望能在自己健在之年了却心愿。
李淑贤女士修订出版回忆录的一个缘由，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愿告诉关心她的万千读者。现在，《我的丈夫溥仪》就要付梓了，作为与李淑贤女士合作共事多年的我来说，也不能不感到欣慰。
王庆祥
1996年9月15日写于长春
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以及她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长达18年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这些都是后话。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一直想见见我。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研究溥仪的，你们二人若能合作，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的回忆录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三年。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厢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溥仪囚居前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国内。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大事细节…… 李国雄的回忆录于两年后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以相互印证， 《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三本回忆录均成书于他们生前。并分别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如今三人都已相继故去，但他们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现在。这三本回忆录又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支持，将作为书系，以全新的面貌再版发行，令我倍感欣慰。为便于读者了解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我分别增加了附录内容。多为忆者的亲笔书信和短文。我由衷地希望新版回忆录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2年2月
《我的丈夫溥仪》由王庆祥撰著。
溥仪最后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真实的故事，构成《我的丈夫溥仪》的重要内容。
日本投降后， 爱新觉罗·溥仪沦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被押赴赤塔和伯力，度过了5年囚居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中苏谈判而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学习和改造了整整10年，终于改造成为了公民。他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也成了畅销国内外的奇书。
王庆祥撰著的《我的丈夫溥仪》是溥仪成为公民后的妻子李淑贤对于他们婚姻生活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