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画记——蒋彝传》由郑达著：蒋彝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努力进取、成就卓越的个人奋斗史；他广泛的跨国、跨文化的经历，恰好与剧烈动荡的现代中国历史相对应，展读他的故事，犹如重温现代中国在中西文化撞击影响下的变迁和发展过程，犹如重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华人的现代历史。

《西行画记——蒋彝传》由郑达著，记述了我国著名的艺术家、诗人、游记作家——蒋彝的一生。蒋彝1903年生于江两九江。1933年西行英国，曾译“可口可乐”一词广受好评。1955年应邀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获聘终身教授。1977年病逝于北京，葬于故乡庐山之麓。在国外他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创作出版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最成功的华人英语作家之一。他的“哑行者”游记系列熔诗词、书画、散文于一炉，吸引了西方各国的读者，使他们看到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他们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西行画记——蒋彝传》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第一章 童年时代

第二章 革命岁月

第三章 人民公仆

第四章 “不坐板凳之年”

第五章 “另一个C.Y.”

第六章 战争年代

第七章 “我的世界”

第八章 牛津岁月

第九章 “我的英国圣诞”

第十章 到美国去

第十一章 美国化

第十二章 无形的痛苦

第十三章 家

第十四章 家庭与爱情

第十五章 重访祖国

第十六章 归家

在湖北省黄梅县，曾经有个“蒋家营”，当地的百来户居民，全都姓蒋。

据蒋氏家谱记载，他们都是汉朝始祖元诩公的后代。东汉哀帝时，蒋诩任兖州刺史。哀帝驾崩后，王莽篡位，天下大乱。蒋诩不甘附逆，辞官归乡，在京城长安附近的杜陵住了下来。他深居简出，在屋前特地辟出三条小径，两条为好友求仲和羊仲所辟，另一条为自己偶尔出门访友时所用。从此，蒋家后代均以“三径堂”自称。为避免日后朝廷纠葛，蒋诩退隐耕居，并希望子孙后辈也以此为业。他亲立家训“忠厚仁爱”，希望代代相传。

宋朝末年，陕西地区瘟疫流行。蒋诩后人南迁，在湖北近长江处住下，安家落户，渐渐发展至数百人口，集合一处，成为“蒋家营”。他们男耕女织，虽无功名显赫之辈，却也相安无事。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蒋氏某47代孙在江西景德镇御窑监督公署任职，于是又举家南迁，到长江南岸鄱阳湖畔居住。景德镇位于九江东南约150公里之外，以瓷器闻名全国。据传，隔了几代后，一天深夜，有盗贼潜入村落，在一家大院墙上挖一小洞，钻了进去。那户农家有四个儿子，个个魁梧健壮，习武练拳。盗贼刚进大院不久，便给逮住，挨了一阵拳脚。其实他的目标是邻家富户蒋贤琛(译音)，因为两家的房子外表几乎一模一样，可怜的盗贼错入了门户。夜半这一场喧闹，惊动了左邻右舍，弄得全村人人知晓。蒋贤琛务农为业，积攒下不少钱财，差点遭抢，吓得心惊肉跳，马上携带家眷，西迁到了九江。

20世纪初，蒋家住宅几经修葺扩建，已经发展成为深宅大院，共有42间房，十分宽敞。贤琛去世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志高(译音)、志厚(译音)、志圣(译音)和志贤(译音)。除了志贤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并有了儿孙，合家住在蒋家大院内。

大院的正中部分为三进堂屋，后面是后花园，每座厅堂的前方是个大天井，左右两侧分别为厢房，各有四间房间。第三座厅堂内，设有祖宗牌位的神龛，书法名家写的“三径堂”匾额悬挂厅堂内，赫然醒目。

大门对面，是蒋家的另一座大院。这两座大院，原先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被分开，中间辟出一条通道。那大院内，志圣的卧房和天井占去一角，私塾在另外一角。院墙的中间部分是一道高高的影壁，上面有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砖雕。影壁的正中央是个“福”字，那是三叔公请书法名家写的，制成了砖雕，相当精美，家人每次进出大门时，总有“五福临门”之感。大院的后部是个大花园，绿树环绕，还有一座池塘。

1903年5月19日，蒋志高的长子蒋和庵家，添了个儿子，起名“蒋彝”，字“仲雅”。他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有哥哥蒋笈和姐姐蒋翠珍，在各房同辈中排行十六。

中国有指腹为婚的传统。蒋彝的母亲蔡襄林(译音)，原是本地的大家闺秀，她与自己的胞妹恰好同时怀上身孕。两家商定，日后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结为姻亲。蒋彝的问世，成为双重的喜事，既为蒋家又添了个男丁，又成全了长辈的心愿。她的表姐曾芸，4月23日出生，两人的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几十年之后，蒋彝在回忆录《儿时琐忆》中有这么一段议论：

我不太喜欢“命运”这个词儿。我们中国人常常被称为“宿命论者”。确实，我们都认为，一生中有些事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不过，我们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也认为除了上述那些情况外，人生就是一场奋斗。但我必须承认，我能深深感受到命运的力量，尽管我这说法有可能像个“宿命论者”。

蒋彝在强调自我实现和创造力的同时，对神秘的“命运的力量”表不惊奇。确实，蒋彝的一生，在他出生前就似乎已经被设计安排并强加于他。他一生都在向往自由和自主，但他的人生经历似乎证明，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

蒋彝是个早产儿，童年时十分孱弱。母亲生下他后，即卧病在床，直到去世。对母亲，他唯一的记忆是每天早上梳发辫。一次，他想逃开，给母亲逮住，挨了个巴掌。多年后，他提起这事儿，心中充满歉疚之情；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孩童时代不服管教的事，他渴望有机会奉养母亲，以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可惜，他不足五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幸去世了，他连母亲的相貌都记不清了。

他的童年时代，主要靠祖母和姐姐照顾。虽然祖母为人“善良、体贴，而且公平”，特别疼爱他。然而，失去了母爱，仍造成了他永久的遗憾和痛苦。童年的蒋彝，得不到母亲的温暖和庇护，尝尽了寂寞的苦涩滋味。在家里，在蒋家大院内，他的堂兄弟姐妹，受了欺侮，都可以向自己的母亲哭诉，而他却不可能。每见此状，心中便隐隐作痛。他小时候很少与堂兄弟姐妹们玩，怕受欺侮，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吃不喝，生闷气。等稍微认识一些字以后，他就爱独自闷头看书或者乱写一通，似乎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永恒的避风港。家人为他起了个绰号，称他为“闷气生”。

蒋彝早年的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对自然和艺术的敏感与兴趣。他的祖父、父亲、哥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影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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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庐山的西侧山坡，极目远眺，但见群山连绵，气势磅礴，千峰万壑，郁郁葱葱。东林寺和千佛塔隐隐约约，掩于其中。远山外，长江蜿蜒，浩荡奔腾，古城九江坐落其间。

山坡上的庐山华裔陵园，据说是块风水宝地。在陵园内，蒋笈和蒋彝兄弟俩的墓碑并排而立，左侧还竖着一块镌刻蒋彝墓志的石碑。

蒋彝于1903年5月19日出生，比夫人曾芸晚26天；他于1977年10月17日去世，比曾芸晚22天。他们俩是表亲，尚未出生时，双方的家长就定下婚约。1933年，蒋彝只身离开中国，在英国生活了22年，然后移居美国，又生活了22年。1975年，他首次回祖国访问。1977年，再度访华时，不幸病逝北京。他飘零海外40多年，在生命行程的最后阶段返回家乡，仿佛勾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圈，归回到了起点。这些巧合实在是神秘奇特之极，令人惊愕。确实，连蒋彝本人都曾经感叹：“生命真是一段谜。”

我与蒋彝的相识纯属巧合。1986年末，我在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院读书。一天，去拜访一位美国朋友。刚进她家门，一下就注意到客厅咖啡桌上那本装帧别致的精装书，封面中间，印着一幅描绘波士顿市中心公园街的风景彩画，上方是手写的英文书名和作者姓名，线条十分流畅。令我惊奇不已的是右方竖写的红色中文书名《波士顿画记》，下面作者署名“蒋彝”。当我的目光触及作者姓名的一瞬间，犹如与旧友陌路重逢，惊喜交加。

多年前，书法同好白谦慎从海外朋友那里获得一册蒋彝撰写的英文原版《中国书法》，兴奋地向我极力推荐。那书的封面装帧十分独特，书中附有大量的插图与绘画，图文并茂，别具一格。譬如，在介绍书法结构编排中生动平衡的理论时，蒋彝强调，平衡应该通过非对称的安排来取得。他画了两对栖息枝头的小鸟，作为比较。其中一幅，两只鸟的姿态完全一样，显得木楞呆板；而另一幅图中，双鸟的姿势略显不同，因而栩栩生动，妙趣横生。据此，蒋彝指出，那些由两个相同部分构成的汉字，如“朋”、“林”、“从”等，书写时必须有意识地在线条粗细、结体长短、笔墨枯湿上追求变化，以求得错落有致、生动平衡的效果。蒋彝对中国书法的阐释，角度新颖，深入浅出，与传统的方法截然不同。中国书法一向被看做神秘玄奥，经他介绍，这门东方的艺术变得令人兴奋、情趣盎然。作者借中国书法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并把中国书法与其他艺术形式对比讨论，如诗歌、音乐、雕塑、建筑、舞蹈。他告诉读者，自己就是当年在伦敦剧场观看苏联芭蕾舞女演员表演时获得的灵感和愉悦，以及对书法艺术的领悟。

我对书法艺术素有兴趣，后来参与了《中国书法》的合作翻译，该书于1986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出版。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各个领域都亟待振兴，《中国书法》中文版的问世，受到书法界各层人士的关注，它帮助公众拓展了视野，使书法的欣赏理解跨出国界，越过了原有的艺术界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诠释和传统艺术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途径。

不过，我是到了波士顿之后，才发现《中国书法》的作者竟然还是个著名的游记作家，其“哑行者画记”系列作品曾经畅销欧美，享誉文坛。

其后，我仔细考查了蒋彝的生平，对这位亚裔画家、作家和诗人取得的成就，深为折服。他在30年代把“Coea Cola”译成“可口可乐”。这一传神佳译，被公认为翻译经典。他还是用中国绘画方法画熊猫的第一个画家。1956年，他应邀为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做演讲，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很少会有人相信，1933年，他初抵伦敦时，只知道五个英文单词，经过刻苦努力，竟成为最多产、最成功的华人英语作家之一。我发现，蒋彝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努力进取、成就卓越的个人奋斗史；他广泛的跨国、跨文化的经历，恰好与剧烈动荡的现代中国历史相对应，展读他的故事，犹如重温现代中国在中西文化撞击影响下的变迁和发展过程，犹如重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华人的现代历史。

大凡讨论离散作家，总无法避免“家”这个中心题目。确实，在人类社会中，家是最基本的结构，平凡而又神圣。它是提供身份属性的根系所在，是哺婴的摇篮、灵魂的支柱、避风的港湾、沙漠中的绿洲。移民、流亡者，甚或旅游者，无论何人，一旦身处异国他乡，每提起家，都会充满深情。“家”的概念很广，但大略可分为三个层面：(1)家庭，这是最基本的结构，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2)家乡，这主要指自小生长的乡村或县镇，通常由几十、几百甚至成千上万的家庭组成，中国古代游子身处异乡望月思亲，大多属于这一层含义；(3)祖国或祖籍所在国，如著名的苏武(公元前140—前60)、王昭君(约公元前50—前20)和蔡琰(177—？)被发配边疆或远嫁他乡的史事，都属于这第三个层面。当然，这一层面的意义主要是现代的，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移居异国和散居海外的人口大量增加，其意义日见明显。如果说，第一层面的“家”给人以生命和生理特征，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家”则赋予地理和文化上的特征。对于海外散居者而言，“家”的三层意义常常交合重叠，家乡与祖国往往成为同义，家庭又往往借托家乡或祖国来表情达意。正因为此，“家”成了一个似平淡无奇却最动人心弦的概念。

……

公众对蒋彝有兴趣，当然是一件喜事，但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索。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后，他依旧如此受欢迎？他的成就到底意义何在？

1946年，二战结束不久，哲学家F.S.C.诺思罗普出版了《东西相会：关于世界理解的探讨》。在诺思罗普看来，世界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亟待正面对待和解决；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方的相会”。意识形态冲突的解决，世界和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意识形态的透彻了解、谅解、妥协、调整。诺思罗普认为，东西方并非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相辅相成，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处理同一个主题：“一方……需要另一方。”他提出，应当借用东方的角度来审视东方的文化实践和思想。不然，西方人只会使用并局限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文化观念，那就永远不能理解东方。同样，凡·威克·布鲁克斯在1954年曾提出类似的见解，呼吁美国公众注意蒋彝“全面的告诫”和“中国的智慧”，他称此为“理智”。在他看来，蒋彝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是弥足珍贵的礼物。他认为蒋彝“在他人的心中点燃欣赏人生的感觉，仅此一点，或许就可以维持世界和平”。就此而言，蒋彝的艺术和游记作品，故意避开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或政治对抗的话题，促成了西方人向“东方立场，，的转变，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进一步了解。蒋彝做了大量的文化阐释，在西方解释和宣传民族、历史、物质实践等文化问题，以纠正谬误，消除偏见。当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世界秩序，需要解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他的信念和实践充分证明，宗教、文学、艺术是世界秩序建设的重要基础。

半个世纪后，在21世纪初的今天，在这跨国、全球化时代，蒋彝的作品读来愈发亲切感人。我们探讨文化撞击和影响、错位、身份、语言、表现等问题的时候，“家”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中心题目。从实质上看，蒋彝的生活经历，典型地代表了世界上离家追求自由幸福的人们的共同经验，正因为此，他的作品，能打动读者，而且是不论其国籍、宗教信仰、种族背景或政治观念。他认为，“世界上，人类种族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区别”。他对人文充满浓厚的兴趣，对人类充满坚定的信念。尽管他长年忍受内心痛苦，愁肠百转，却从未动摇或改变对未来的憧憬。他坚信，未来是美好的。他相信，艺术有别于口头语言，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不受阻隔，世界各国都能理解。他运用艺术和文字作品，来打动读者，在他们的心中唤起希望、快乐、容忍；他呼吁号召各国各民族，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战争暴力、宗教排异、社会分裂、种族歧视等困扰。阅读蒋彝的作品，了解蒋彝的生平，会促使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美丽，会提醒我们东西方之间的共同之处，会启发敦促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尊重、繁荣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