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孩子》，2010年美国最高图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

　　朋克摇滚桂冠诗人帕蒂·史密斯回忆录，回忆与惊世骇俗的艺术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刻骨铭心之爱！

　　著名乐评人马世芳专文导读，张晓舟、张铁志、张悬等两岸三地音乐人联袂推荐！

　　向帕蒂史密斯致敬的演出、讲座，十、十一月陆续展开！

　　帕蒂·史密斯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二十世纪纽约最传奇、最美好的爱情。他们共同的人生，她以此书回忆。　　1967年，他们在布鲁克林偶遇，她是离家流浪的女孩，他是荒废学业的男孩；　　1969年，他们在切尔西酒店蜗居，她是爱写诗的书店店员，他是爱画画的午夜牛郎；　　1971年，在摇滚乐中她越陷越深，在前卫摄影中他逐渐发现自我；　　1973年，在CBGB舞台，在摄影暗房，他们于不同的领域各自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1989年，她已成一代朋克摇滚女王，他却因艾滋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1968年的夏天，那是柯川去世的夏天，是爱与骚乱的夏天，也正是在那个夏天，两个刚刚踏上艺术之路的热血青年相遇在布鲁克林。　　帕蒂·史密斯会成长为诗人和音乐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会将他高度挑衅的个人风格瞄准摄影艺术。他们单纯而热忱，从科尼岛到第42街，最终到“马克斯的堪萨斯城”著名的圆桌、安迪·沃霍尔王朝听政的地方。他们的足迹遍及纽约。1969年，这对情侣在切尔西酒店驻扎下来，迅速融入了那个赫赫有名也声名狼藉者的团体――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及其千奇百怪各色族群。那是一个意识格外敏锐的时代，诗歌、摇滚、美术和性政治的世界，相互碰撞、爆发。在这样的环境里，两个孩子般的青年立下了相濡以沫的约定。他们的生活混乱而浪漫，他们献身创作，被共同的梦想所推动，在那段如饥似渴的年月里彼此激励、相互扶持。　　《只是孩子》像爱情故事一样开始，如挽歌一般结束。它是向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纽约，向它的贫与富、它的牛郎与恶棍的一次致敬。《只是孩子》是一个真实的神话，两个青年艺术家共同奋斗的写照，一段成名前的序曲。

导读／马世芳

前言

星期一的孩子

只是孩子

切尔西酒店

神合形离

牵着上帝的手

致读者

译后记

一九六七年春，我评估了自己的人生。我已经把一个孩子健康地带到了世上，让她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温馨家庭的庇护之下。我已经从师范学院辍了学，继续走下去所需的自制力、生活重心和钱，我哪一样也没有。我在费城的一家课本工厂里，干着一份法定最低工资的临时工。

我的当务之急就是考虑接下来要去哪，和到了那之后要干什么。我坚守着成为艺术家的希望，不过我也知道自己绝对上不起艺术学院，而且必须先讨生计。没有什么能让我留在家里，我既看不到希望，也没有群体归属感。父母为我们营造的成长环境充满了虔诚的对话、怜悯和民权，可南泽西的乡村却普遍不待见艺术家。我的几个朋友已经搬到纽约写诗、学艺术去了，这让我倍感孤独。

我在阿尔蒂尔·兰波的诗中找到了慰藉，我邂逅他，还是十六岁时在费城一个公车站对面的书摊上。在《彩图集》的封面上，我与他高傲的目光相遇。他那种不恭的才情点燃了我，我就像对待一位同胞、亲戚，甚至是秘密情人那样地接纳了他。我连九十九美分也掏不出来，直接把书揣走了。

兰波掌握着一串神秘语言的钥匙，那种语言我无法完全破译，却读得如饥似渴。我对他的单恋，像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真实。在工厂里，我跟一群残酷又现实的文盲女性一起工作，因为他而不断受到骚扰。就因为读着一本外文书，我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她们在厕所里威胁我，逼我贬斥他。我就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强压着怒火，我写作和做梦都是为了他，他成了我的大天使，带我远离工厂生活的单调和恐怖。他用双手凿刻了一部让我持守的天国指南，对他越了解越使我的步伐增添了一分神气，这也是不可能被剥夺的。我把我抄写的《彩图集》扔进一只格子呢旅行箱，我们要一起逃走了。

我有我的打算，我要去找在布鲁克林普拉特艺术学院念书的朋友们。我认定只要置身于他们的环境，我就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六月底，我从课本工厂下岗了，我把这看作一个出发的信号。在南泽西就业很难，我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设在皮特曼的印刷厂和卡姆登的金宝汤公司的求职名单上都挂了号，但这两份工作，想起哪一个来都令我作呕。我的钱还够买一张单程车票的，我打算把城里的书店都逛遍，这对我来说似乎才是理想的工作。做过女招待的母亲，给了我一双白色平底鞋和一身简单包裹着的新工作服。

“你永远也当不成女招待，”她说，“不过无论如何我会支持你。”这就是她表示支持的方式。

那是七月三日，星期一的早晨。我策划了一场泪眼婆娑的道别，徒步走到伍德伯里，搭百老汇巴士前往费城。我途经深爱的卡姆登，向一度繁荣、如今却显得悲情的沃尔特·惠特曼酒店恭敬地点点头。遗弃这座挣扎中的城市，让我感到一阵剧痛，但那里确实没有我的饭吃。他们正在关闭大造船厂，很快大家就都要重新找工作了。

我从市场街出发，到内迪克连锁店稍作停留。我向点唱机里丢了两毛五分的硬币，点了妮娜·西蒙内的双面唱片，又要了告别的甜甜圈和咖啡。我走过菲尔贝特街，到了这些年里始终萦绕脑际的那个书摊对面的巴士总站。我在以前偷过兰波诗集的地方停了下来，那个位置上换成了一本破旧不堪的《左岸之恋》，里面是颗粒感的五。年代末巴黎夜生活的黑白摄影。那美丽的瓦莉·迈尔斯，她野性的头发和化了烟熏妆的眼睛，她在拉丁居民区跳舞的样子，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没有偷走那本画册，而是把她的样子印在了心里。

自我上次出行后，到纽约的车票价格几乎翻了倍，这对我的打击实在不小，我买不起车票了。我钻进一个电话亭去思考，这是一个真人版的克拉尔·肯特时刻。我曾考虑过给妹妹打电话，我也知道如果就这么回家很丢人，然而就在电话机下面的隔板上，在那本厚厚的黄页上，躺着一只白色的女式手包，里面有一个盒式项链吊坠和三十二美元，几乎赶上我之前一个礼拜的工资了。

我明知不对，但还是拿走了那些钱，把手包留在了售票处，希望它的主人至少能找回项链吊坠。吊坠里并没有任何主人身份的信息，如同这些年来我多次在心里所做的，我只能向这位不知名的施主道谢。是她给了我这最后的一点鼓舞，一个贼的幸运符。就像有命运之手在推着我前进，我接受了来自那只白色小包的资助。

二十岁的我登上了巴士。我穿着工装裤、黑色高领衫和在卡姆登买的那件灰色旧雨衣。红黄相间的格子呢小旅行箱里，装着一些绘图铅笔、一个笔记本、《彩图集》、几件衣服和一些弟弟妹妹的照片。我这人迷信，今天是星期一，我出生在星期一。今天是去纽约城的好日子。没有人期待我的到来，一切又都在期待我。

我毫没耽搁地坐上了从港务局到杰伊街和区公所的地铁，然后到了霍伊特‘舍默霍恩站和德卡伯大道。这是个晴朗的下午，我希望朋友们能收留我，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地方。我找到地址上的那幢褐色砂石公寓楼，可他们已经搬走了。新房客很客气，他朝楼尾部的一个房间指了指，说他的室友或许知道他们的新住址。

我走进那个房间。在一张样式简单的铁床上，有个男孩正在睡觉。他又白又瘦，一头深色的乱发，光着膀子，脖子上戴着几串珠子。我站在那里。他睁开了眼睛，冲我微笑。

听说了我的困难后，他一下坐了起来，穿上他的条带凉拖鞋和白色T恤，示意我跟他走。

P29-32

那时，他们和世界都正年轻

马世芳　　世人认识帕蒂·史密斯，多半始自1975年的《马群》（Horses）专辑。封面那帧黑白照，瘦削的女子脂粉不施，穿着男气的白衬衫吊带裤，黑外套甩在肩上，一头蓬乱的黑发，双眼直直望向你，背景是阳光斜映的白墙。这幅图像平静而强悍，细腻却挑衅，和专辑开篇名句“耶稣是为别人的罪而死，不是我的”相互映衬，平地一声雷，从此改变了摇滚的面貌。纽约朋克大潮从这张专辑开始延烧，继而与大西洋彼岸的英伦朋克同党合流，终于成为横扫时代的燎原大火。帕蒂遂被尊为“朋克教母”──在高帽和标签泛滥成灾的流行乐坛，这是一顶“名副其实”的冠冕。　　帕蒂曾自谓“恨不能生在十九世纪”，她变成“朋克教母”实属意外，她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诗人。摇滚于她，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诗的载体。她说她从不觉得自己是“摇滚明星”，宁愿自视为“表演者”。她饱读诗书，挚爱的偶像是兰波（Arthur Rimbaud）、布雷克（William Blake）和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看看她这些年的造型，你不难发现帕蒂对那个时代的执迷：那一身装扮，活脱脱是从漫漶的银版相片里走出来的十九世纪颓废派诗人。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始终都是最能捕捉她完美形象的那双利眼。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在摄影界如雷贯耳的威望，乃至于生前身后作品掀起的争议，都已经是当代艺术的必修教材。七○年代，摄影作品的艺术地位逐渐上升，跨进了美术馆的殿堂，罗伯特便是彼时崛起的新世代“巨星级”摄影家之一。他常以严谨的古典构图和细腻的光影拍摄跨人种的同性恋、性虐待等题材，屡被视为惊世骇俗。即使在他死后，作品已动辄天价，相关展览和书籍仍屡遭抵制，险被查禁。当年一连串争议，牵扯艺术与出版自由的界线，如今都成了文化史的经典案例。　　帕蒂和罗伯特从一开始的爱侣关系，到罗伯特“发现”自己的同性恋性向，几经挣扎而至坦然面对，他们始终相互陪伴，相互理解。这份生死与共的情感，即使后来两人生活轨迹渐行渐远，仍然紧密相系，至死不渝。或许帕蒂和罗伯特的作品都太经典，在几代人记忆中烙下的印象太鲜明，总以为他们生来便该是那模样，殊不知两位艺术家的养成，充满了意外与曲折：罗伯特起初全心投入绘画和装置艺术，对摄影毫无兴趣。他之所以拿起相机，是为了自制拼贴材料，省下搜寻素材的工夫。帕蒂则专心致志写诗作画，一心向兰波与布莱克看齐，这个内向的女孩原本压根儿没想过公开表演，遑论出唱片。她之所以组团，最早只是为了在诗歌朗诵的场合添一把电吉他，增加戏剧张力。就这样，一桩意外连到另一桩意外，引爆了他们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潜能。罗伯特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摄影大师，帕蒂则变成了“朋克教母”。

这部书花了二十多年才终于成形，帕蒂·史密斯在这段期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伤逝：罗伯特辞世没几年，音乐伙伴理查德·索尔（Richard Sohl）、丈夫弗雷德·史密斯（Fred “Sonic” Smith）、弟弟托德（Todd Smith）相继骤逝，当时帕蒂已经远离乐坛多年，带着两个孩子过着半隐居的主妇生活。在乐坛后进迈克尔·斯泰普（Michael Stipe，REM主唱）、老友艾伦·金斯堡和偶像鲍勃·迪伦鼓励之下，她重新站上舞台，又录下了一张接一张震慑人心的壮美之作──上帝带走了她最亲爱的人，同时又还给这世界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歌手。而她必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才能穿越失落的伤痛，寻得合宜的叙述方式。回望所来处，《只是孩子》也是一部献给那些陨落星辰的伤悼之书。　　二○一○年十一月七日，美国国家图书奖颁给了《只是孩子》。在领奖台上，帕蒂·史密斯忆及她当年在斯克里布纳书店打工的日子：“我梦想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书，写一本我能放在那架子上的书。”她眼眶泛泪地说：“拜托，不管我们科技再怎么进步，请不要遗弃书本。在这有形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本更美丽。”

她的确写出了一本担得起那梦想的，美丽不可方物的书。

刘奕

出版社要我写译者简介的时候，我没写出来。也没有什么漂亮的可写。不过，我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决然改行，投入摇滚乐的怀抱，做一个摇滚文字工作者至今十余年，这段令父母伤怀的经历，至此终于成为了最好的履历——对于一个译者来说，再没有比一段与作者不谋而合的生活轨迹更幸运的共鸣了。

也正因为这样，帕蒂的故事于我没有惊喜。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光怪陆离的场景，尽管令人兴奋，但在一条追寻自由的小路上也只是斑驳的光影。这不是漂亮话。即便没有切身走在这条路上，你也一样能够感受，这个故事里，真正让你难以释怀的，其实是那份无以代受的哀乐和了不可得的聚散。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距离，因为我们无人幸免。

所以帕蒂·史密斯的文字不跩。我猜她当年写乐评的时候一定跩过。但如今已过耳顺之年，重温这一段生死离别，她平直得就像个孩子。在字里行间，我发现，她会添上或是去掉一个形容词，会去纠正对一只羊羔玩具来历的记忆，这些边边角角的修改，曾让我在比对书的不同版本时大伤脑筋。我就像是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她涂改，没有规律可循，却窥见了她对另一个孩子的深情。

“只是孩子”是一句赞誉，我执著地这样想。罗伯特和帕蒂以孩子般的纯真和勇敢逃离世俗的洪流，孩子般真诚地去探索未知，谦逊地接受各中苦乐。我想，你若咬定了人只活一次，便更没有随波逐流的理由。在无常的生命中，这会比胆怯而佯装成熟更有别样的收获吧。

很幸运能成为这本书的译者，更幸运的是，我的身边不乏这样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国籍，因为这个故事隔空相聚，倾情帮助我译成了此书。这其中有我的挚友罗南楠，有爱尔兰第一位接受赞助的滑板选手Johno Whelan，有美国电脑狂人、编程专家Mercury Traveler，还有竟匆匆走完了人生路的德裔美籍小伙Christopher Ryan Langelage（1980～2011），以及在法国读经济的叶城，在美国读法律的徐卓尔和在日本教英语的Jory Boling。他们有的年近不惑，有的小到根本不知道帕蒂·史密斯是谁，却都觉得这个故事“写得真好，很像我们”。写下隔空相助的这些地球村里的孩子，不只是为了感谢。

帕蒂·史密斯的这段记忆陪伴了我们。她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纵然这一生里，每个人都要学会告别，但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只是孩子。现在合上书，挂着泪痕，坚定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