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编写的《梁钊韬先生评传》是梁钊韬先生的纪念文集，以此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三十周年献礼，收录《梁钊韬先生的主要成就》、《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爱生如子的师范之德，多科综合的治学之道——忆恩师梁钊韬教授》、《梁师在学术上与复办人类学的贡献》、《梁师领我走上民族史研究之路》、《岁月无痕记忆可鉴——缅怀梁钊韬先生》、《梁钊韬教授与海洋文化研究》等作品。

周大鸣编写的《梁钊韬先生评传》是梁钊韬先生的纪念文集，以此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三十周年献礼。《梁钊韬先生评传》分为两部分，“人类赤子，杏坛名儒——梁钊韬先生小传”运用优美的文学笔法，对梁钊韬先生的学术和人生轨迹进行了回顾。“缅怀梁钊韬先生回忆集”包括了已故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人类学家张寿祺先生，梁先生的弟子黄崇岳、杨鹤书、练铭志、杨耀林、乔晓勤，以及当时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所写的纪念文章。各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梁先生的学术研究、性格品质、社会贡献、师恩师德等用饱含真挚感情的笔触进行了追忆。附录中周大鸣所撰写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和研究的概述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该系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这些不但是我们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及其复办者梁钊韬先生的珍贵资料，从中更可窥见一代宗师的治学风范如何历久弥新、激励后人。特整辑于此，以示对先生的缅怀，兼以飨读者。

人类赤子，杏坛名儒——梁钊韬先生小传

小桥流水花千树，榕荫深处有书香

枪声炮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

桐花万里关山路，天涯辗转酬知音

严谨治学人实地，峥嵘岁月写华章

教书育人多趣事，心胸豁达度劫波

遥迢不畏千程路，厚积薄发话复兴

国际视野兴实学，多重证据求真知

奖掖后进雄心在，发展学科不辞劳

万古江河流日夜，千秋事业有传人

缅怀梁钊韬先生回忆集

梁钊韬先生的主要成就

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

Long Live Liang Zhaotao！

爱生如子的师范之德，多科综合的治学之道——忆恩师梁钊韬教授

梁师在学术上与复办人类学的贡献

梁师领我走上民族史研究之路

岁月无痕记忆可鉴——缅怀梁钊韬先生

梁钊韬教授与海洋文化研究

附录一 梁钊韬主要著译目录

附录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附录三 学科恢复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基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论文的分析

后记

梁钊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先生系广东顺德人，1916年生，1987年逝世。梁钊韬先生对中国人类学事业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上的，一个是学术上的。

在组织贡献方面，经过梁钊韬先生的不懈呼吁和奔走．1981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恢复了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学科体系上，明确以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四个部分相结合，呈现鲜明的学术流派特色。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评价梁钊韬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学术贡献方面可以细化为民族学、考古学两个领域。民族学方面，梁钊韬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几十年来走遍了我国南方的民族山寨，深入调查研究，他在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关于百越民族的研究、关于我国南方文化区域和特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在考古学领域，1958年，梁钊韬先生鉴定出曲江县马坝乡农民施工挖出的人头骨为古人类头骨化石，该化石后来被确定为距今13万年的“马坝人”，乃从猿进化到新人中间的重要一环。同年，梁钊韬先对南海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则是他对我国考古学的l又一贡献。在治学方法上，梁钊韬教授开拓了跨学科研究，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主张以民族学方法和资料及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从而对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

梁钊韬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常说；“不经自己核实的材料不能用、不经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不要写。”实践证明，他的许多学术观点都是超前的，逐渐为后人所印证。先生具有相当大的人格魅力，后人每每道及便肃然起敬。他一生编写了大量教材，出版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等。

我于1978年春季入学，就读于历史系考古专业。梁先生虽然当时是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除了做过几个讲座并没有给我们开过课。不过那个时候学生少，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常会去老师家借书或请教问题。梁先生会经常请同学去他家“加菜”，顺便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1982年春季留校任助教后，与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先生常常讲做学问不仅要专深，而且要注意扩大知识面。他说他自己就是民族学、考古学双修，在全国首次评选博士生导师时，两个学科组都选了他，最后招生时他把两个学科合并叫文化人类学，方向是“民族考古”。这样，我在留校的最初几年里，除了继续考古学的研究外，还读了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梁先生还教我读历史文献，怎么引用史料，怎么把民族的史料与考古资料结合，等等。先生患癌症住院，我常常去医院陪先生过夜，那些日子是我和先生聊得最多的时候。他讲述得最多的是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憧憬，对人类学系发展的担忧，并常常勉励我要出国去深造，要勇于开拓新的方向。先生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转眼，人类学系复办已是三十年！三十年中，人类学系经历了各种磨难。1999年，我从哈佛进修回来，2000年初接任人类学系主任。当时人类学系是最低潮时候，面临被解散，博士点被红牌警告并暂停招生，师资队伍不齐整，考古专业开课都困难。当时校党委书记李延保送我上岗时提出的任务是“三个挽救”——挽救这个系，挽救这支队伍，挽救这个学科。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梁先生是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动力。先生当年为复办人类学系心力交瘁导致心脏病发作，还不懈努力。我心里想，我比先生当年要年轻得多、健康得多，因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把先生的事业继承发展下去。正是有了这种理念，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人类学系从低谷又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中山大学的人类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从一个博士点发展为四个博士点，并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授予权，建立了从本科到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教学体系；科研项目和成果都名列全校前茅；系的规模也从不足百人发展到500人的规模。我想这些成就，足以慰先生九泉之灵！

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史来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笔者在人类学系复办十年、二十年时，分别撰文《中国人类学重建十年——回顾与展望》(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00年中期会议)，以及《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主要学术活动和阶段性的论题及成果，分析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附录中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和《学科恢复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基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论文的分析》两文，既有助于读者了解人类学系30年的历史，亦表达了笔者对梁钊韬先生的缅怀之情。

该文集的编撰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已故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人类学家张寿祺先生，评述了梁先生的成就与贡献；梁先生的弟子黄崇岳、杨鹤书、练铭志、杨耀林、乔晓勤，以及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Guldin)等先生，从不同角度和经历，追忆缅怀着梁先生；梁先生的第一个博士——格勒为文集写作序言；梅方权、李翠玲等为梁先生的生平传记做了诸多收集和整理工作；本书责任编辑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深表感谢！

周大鸣

2011年8月1日于马丁堂

今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周大鸣教授来电称，系庆之际系里决定回顾人类学系的历程，其中有一部分要纪念梁钊韬先生。因为我是梁钊韬教授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人们习惯称我为“大师兄”或“大弟子”。今承蒙各位师弟和师兄的善意，要我为此书写几句聊作序言。我不但欣然接受且不揣冒昧地想谈谈中国人类学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科研为现实服务的问题。

我跟随导师梁钊韬教授学习多年，最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一心想提高与增强中国人类学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和作用的迫切愿望。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西方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人我国不过四五十年就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抑制，原有的人类学先后被撤销了，“文化人类学”一词被禁用，甚至成为禁区。中国的人类学只保留了民族学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研究范围极为有限。不少人类学专家不是改行就是受到批判，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还有人对我讲，人类学是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达尔文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值得学习，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想和两个“凡是”仍有影响的艰难条件下，梁钊韬教授不顾年老体弱，不顾理论领域的各种旧框框的束缚，经过多年的奋力筹划，于1981年终于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确立了人类学在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公开地位。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了二十多年，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人类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中的民族学系开始改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改为社会人类学系，一些科研单位的民族研究所改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各种以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为名的研究中心也开始建立，各种文化人类学的名著得以翻译和出版，形势可谓一片大好。更令人激动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人类学得到了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肯定和认可。我相信，此时此刻，如果梁钊韬教授在九泉之下能听到这样的讲话，一定会心满意足、喜笑颜开，并为新时期中国人类学地位的提高而欢欣鼓舞。

回顾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史，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迪：什么时候人类学关注、研究现实热点问题，为现实社会服务，什么时候人类学的地位就提高了，作用更大了，人类学自身也获得繁荣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人类学盛行用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等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学派缺乏为当时统治者统治殖民地民族所急需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对殖民主义者来说，缺乏实际应用价值。”与此相反，功能学派从功能观念出发，开创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研究先河。人类学家从书斋中走出来，纷纷投入田野考察，通过参与式观察或实地观察法，依据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力图解决当时世界各地殖民地所面l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这被认为起到了为当时的殖民统治“挽救危局的作用”，引起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殖民主义统治政府的高度重视，英国等国甚至要求派往殖民地的所有军官必须到大学进行人类学补修。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人类学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许多研究机构和名人名著、名理论，功能学派是其中之一。20世纪初人类学传人中国后，影响较大的是功能学派。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认为，为应用人类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理论，最适合用来研究中国国情。他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研究现代民族，强调人类学为现实服务，其得意门生费孝通就是一个强调并实行人类学为“认识中国”、“改革中国”服务的著名学者，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梁钊韬创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的初衷之一就是培养一大批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各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

由此不难看出，为现实服务或为国家服务，不仅是国外人类学研究传统之一，也是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的成功经验。近十多年，我多次出国讲学和考察，明显感受到当代欧美人类学参与现实、为现实服务的趋势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交通迅速发展，移民、人口流动加速，各种文化四向横流、交流频繁的新时代，文化不再仅是按地界、国界划分出来的独立系统，文化在都市化和市场化新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斑驳的混合物。在世界各国加快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浪潮中，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渐渐减少以至消失，传统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完全适应急剧变革的新时代。这也是人类学出现发展人类学分子学科的重要原因：人们认为传统社会正在向现代社会过渡，如果此时我们依然把文化当作“残迹”、“遗留”来研究，“变得先天不足，需要一种新行当，把文化和发展连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发展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在各种发展项目和计划中的决策咨询作用，从而使这些计划、发展项目更适应社会，更符合不同的民族文化，提倡“以人为先”的发展理念。因此，发展人类学家和应用人类学家在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发展思路更接近社会，更符合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更容易被各国政府和决策单位接受，从而在各种发展项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各国各地的发展可少走很多弯路。应用人类学或发展人类学家在发展项目设计和实施中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欢迎。“1974年，世界银行这个经济学堡垒中只有一位人类学学家，如今社会科学出身的职员已有60来人，每年还有数百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前来做短期顾问。”同样，世界上其他从事发展项目的机构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近几年我有幸多次应邀参与了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在中国发展项目的专家咨询评估工作。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让项目的直接受益者真正参与到项目之中并成为项目的主人。我们的调查不再仅仅是为了收集材料，写几篇论文或著作，而是为了真实地了解项目地区各族人民对项目的真实看法、愿望、意见等。这些新的调查方法、目的、思想对人类学的传统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实践使我认识到，中国人类学要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应用研究，离不开为现实服务。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类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超自然为本的神学发展观，神的地位淹没了人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扭曲和黑暗。资本主义发展后又出现了以物为本或以金钱为本的发展观，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人的本质被再次扭曲、异化。正确的发展观或科学的发展观应该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无论是“三个代表”的思想，还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体现了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科学发展观。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当前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就应该为研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服务，为促进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与文艺一样，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过去，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为殖民统治服务是错误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类学研究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指导研究，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二是人类学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服务，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裕的多民族社会主义新家园而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服务。

从梁钊韬先生和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许多老一辈人类学家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只有当中国人类学研究者把本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时，其研究才有真正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同样，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为现实服务，在现实服务当中才能繁荣和发展。

当代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转型期，处在从传统的手工业和农牧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形势要求我们从科学的发展观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当前中国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以及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作出科学的调查和论证。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深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创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对那些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努力使我们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活动、教学活动、科研成果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激励中国人民，以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光辉的未来。

作为一个正在大步迈向经济和社会文化双重进步、繁荣的大国强国，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模式的形成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深刻的危机和战略撤退的背景下，中国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并获得巨大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发展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实现与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往来。一句话，现代化并非只姓“资”，也可以姓“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现实，呼唤着我们中国人类学家走向田野、走向社会、走进人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和理论，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做出我们应有的科学贡献。中国的人类学大有可为，大有希望，我想这也是梁钊韬教授生前所期待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前景。

格勒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个人，是无数学人的梦想。对于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来说，他在为人类学、民族学事业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把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人类学在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西方人类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人我国，不过四五十年就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抑制，原有的人类学先后被撤销。中国的人类学只保留了民族学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研究范围极为有限。梁钊韬先生虽然在1950年就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但_直没有离开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重点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如果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以学术思想的发展为主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和学术转型；②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③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梁钊韬先生，无疑是人类学重建阶段的代表人物，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人类学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并开花结果，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日益壮大，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相关基础知识得到了人文社科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虽未达到世人周知，但人类学已有莫愁前路无知己之势了。回首当年播种者们在极其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下，为保留学术火种所费心血和一路洒下的汗水，我们在感动与感慨之余，收获更多的将是激励和启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且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时代，我们会越来越感觉到以读懂人类体质和文化奥秘为使命的人类学学科的价值。

读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广东“马坝人”。第一位鉴定出“马坝人”属古人类头骨化石并确定年代的学者，即是梁钊韬先生。梁钊韬先生(字勉之，1916～1987)作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复办的第一个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不仅主导了整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的全过程，更是中国人类学从奠基、初步繁荣到被打倒和复兴的亲历者，他本身的经历堪称一部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志。梁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类学家的执著，诠释了我国学者对学术事业的执著，为我国人类学的复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人类对多元自我之兴趣与对浩瀚宇宙、璀璨星空之．兴趣一样，由来已久a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去向何方，始终是一代代人从儿提时就追问的重点。人类学家们富有诗意地将神话解读为“时间的浓缩”，远古的神话记录了先民们的追问和解答。诸如《山海经》之类的作品并非虚妄之作，其记载了华夏先民对周边族群的揣测和远距离认知。从独立学科的意义上说，任何学科的源头，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在中国则可以追溯到春秋的诸子百家。“人类学”这个术语的首次出现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希腊词源是Anthropos和Logia，意为人的研究，但亚里士多德当时并未将其作为人的研究概念。而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则始于人类对自然史的研究。如英国人W．布莱尔1803年出版的《人类学》又称为《人的自然史》，法国人爱德华1841年出版的《人类学大纲》也叫《人类自然史》。

近代诞生于西方的人类学，从关注非西方“落后民族”开始，进而以关注我们整个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规律这一宏大目标为学科的立足点。早期的进化论曾备受质疑，后来的人类学不再追求过于宏大的学术理想，但始终以加深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了解和剖析、加深我们对人类所谓的“常识”的了解和剖析为己任。

作为一种思潮的人类学进化论学派，兴起不久即传人了中国。西方的坚船利炮促使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反思，中华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开始受到冲击。甲午海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1894．年出版，严复译本1898年出版)风行一时．，生物进化论和人类学的单线进化论开始传人中国。“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或者说优胜劣汰作为中国化了的生物学与人类学理论，震撼了当时的国人。严译此书问世，适逢1898年夏初戊戌变法启动，这就产生了轰动效应。据王国维记载，“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顾说，《天演论》阐述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当其时也，不仅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甚至还有不少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这好l比后来有段时间福柯、后现代、解构等词汇的泛滥一样。我们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可以看到很多人字号“适之”、“竞存”之类，皆包含了人类学早期进化论的涵义。

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随着译著的增多与传教士、西方学者在中国开展相关研究，20世纪初开始在中华大地萌芽。中山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始人类学研究的阵地之一。早在1927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设立人类学研究组，由俄国学者史禄国负责。20世纪30年代开始，是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奠基发展和培养专业人才的时期，由梁钊韬先生的老师杨成志先生主导。有意思的是，杨成志先生就号竞存。这一时期中山大学人类学除了开展南方、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史研究外，主要使命是培养研究生。正是1937年，梁钊韬先生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转读中山大学历史系。1939年梁先生大学毕业后即进人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继续深造。值得一提的是，自1936学年起到人类学被取消，经过考试被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人类学组先后录取就读的研究生有10位，分别为江应棵、王兴瑞、梁钊韬、戴裔煊、王启澍、吕燕华、曾昭璇、刘孝瑜、张寿祺及容观复。在干戈遍地的岁月，能够竭力维持一方净土为国家培养读书人，杨成志先生实在是功不可没。

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先后三次搬迁，饱经磨难。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初至罗定，继而迁至广西龙州，最后定址云南澄江。先生等跟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人滇。1940年8月，中山大学受命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一部分院系疏散到粤东各县，一部分在连县，另一部分到了仁化。即使在这种国难当头、颠沛流离的恶劣条件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当时，杨成志主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史前考古，黄文山主讲文化学，胡肇椿主讲博物馆学，卫惠林主讲工艺学和民俗学。其他从事教学的学者还有顾颉刚、崔载阳、容肇祖、罗香林、钟敬文、岑麒祥等，大师云集，一时之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外颠沛流离7年的中大师生员工陆续从粤北、连县、仁化等地迁回广州石牌原校址。劫后重生，分散在各地的师生再度聚首，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无不唏嘘感慨，悲喜交集。按辈分来，梁钊韬先生上年级有江应棵、王兴瑞两位师兄，他们的硕士论文答辩是在防空洞中举行的；同级的有戴裔煊、王启澍、吕燕华等人；师弟有曾昭璇、刘孝瑜、张寿祺及容观复等人。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部主任的杨成志认为，他1935～1949年培养的十来个研究生，后来大都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坚。

1941年抗战烽火中，梁先生在中山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社会学系任讲师。1942年，梁先生由中大许崇清校长介绍任广东省政府指导委员会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因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体现。1944年，梁先生经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教授(梁先生在厦门大学时的老师)推荐，任该馆助理研究员，后升任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1946年，梁先生返回中山大学任社会学系讲师，从此便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1948年秋，中山大学文学院增设人类学系，梁先生经杨成志教授推荐任该系副教授。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