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尘编写的这本《民国的底气》记述了辜鸿铭、陈寅恪、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学识才华、轶闻掌故和精神风骨，作品中充盈着清气、正气。故事精彩纷呈，人物可敬可佩。

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图书，或者说，它力图在两者之间打通壁垒，架起一座桥梁。通俗读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学术书籍又常常艰深枯燥。既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启迪，这恐怕就是作者的写作企图。

阅读民国，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种精神。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民国的底气》以风骨为准绳，选取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佚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民国的底气》由落尘编写。

序 言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王国维：一种文化的背影

黄 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钱玄同：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梅贻琦：寡言君子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吴 宓：他生未卜此生休

刘文典：两个半懂庄子的人

金岳霖：半生情缘四月天

叶公超：是真名士自风流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参考文献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终极思考也更深远。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辜鸿铭，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清同治六年，布朗夫妇计划返回英国，经过辜紫云的同意，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布朗先生独具慧眼，早就看出辜鸿铭天资不凡，犹如璞玉，加以琢磨，他日必可成材，因此对他的教育可以说是倾尽心血。他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变成了野兽。他们仗恃轮船、大炮、火车等现代设备，到处杀人放火，搜刮财物，疯狂掠夺别的国家。最悲惨的要数非洲的黑人，成千上万被抓走，贩往美洲，过着牲口一样的生活，沦为奴隶。美洲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杀得差不多了，而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到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孩子，如果我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到了英国之后，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同时，布朗先生还亲自教授辜鸿铭数学，又请人教授他物理和化学。在完成这些学习之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学校校长，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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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民国文人，总会想起另一个战乱纷仍的年代和那个时代里任真率性、砥砺风发的文人。三曹，建安七子，嵇康、阮籍、谢安，一个个名字，仿佛一串串风铃，在岁月的幽深杳邈处轻轻地摇响。还有《世说新语》里描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聪明而又擅长玄理，起初他并不认识嵇康。后来钟会邀请当时的名流，一起去找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秀帮他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依旧挥锤打铁，旁若无人，很长时间也不和钟会说话。钟会起身离去，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常纵酒放达，有时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待在屋子里。有人看到后就讥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你们怎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了！”)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伤惶，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住在山阴。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命仆人斟上酒。他看到四面皎洁的月光，于是感到神思彷徨，吟咏起左思的《招隐诗》。忽然他想念起好友戴安道，当时戴远在剡县，王即刻乘小船连夜前往。经过一夜才到，至门前王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缘故，王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安道呢？”)

儒、释、道三者互渗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中国人的思维重视的一贯是现实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强调礼制、伦理的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无论是苦还是乐，是安定还是离乱，它使中国人的生存总能落在实处。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太过人文主义，它对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没有兴趣，甚至妨碍这种兴趣，这又使浸淫儒家文化太深的中国人的生存过分地胶着于现实，缺乏对于生命参透领悟后的通脱和自在。作为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幸而，我们有“朦胧的老子和光辉而又可爱的庄子的伟大反叛”。

历史仿佛一台大戏，一场大幕合上，另一场大幕拉开，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而深受老庄玄学影响的魏晋文人，无疑是在这个舞台上用成人的智慧演绎着孩童的率性和纯真，相对于中国儒教文化所教导的“温柔敦厚”，他们的喜怒哀乐总是更有血性，也更见真性情，仿佛孩童的哭笑嬉闹，打破了成人世界的严肃和沉闷。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文化史上这抹明亮清隽背后的底色竟是不断的战火和离乱，也许正应了赵翼的那句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辜鸿铭说，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而中国文化，即使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也总能为我们培育出一些心怀苍生，进则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退则可著书立传或归隐田园，从容出入于儒、释、道三家的奇男子，以及温婉贤淑、才智超卓、有胆有识，平日里却又甘于默默隐于男性身后的好女子，也许只有他们，才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嵇康临刑前，神色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曲终曰：“《广陵散》于今绝矣！”不过那一代人的风骨却并没有断绝，就像中国水墨山水画中的飞流，或湍急，或潺缓，却总是形断而意不断，经唐、宋、明、清，至1 500年后的民国，终于再次汇滴成河，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每个人身后都是斑斓丰富的人生和述说不尽的传奇。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碍于徐父和胡适的情面，只得答应。但在婚礼上，梁说：“徐志摩，你是一个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情爱以外，还有你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做伴侣，如何积极地鼓舞他，做他应做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以后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证婚词变成训词，在场宾客尽皆愕然。实则梁一片苦心，爱怜徐之才情，不愿见其“陷于没顶”，才予以二人棒喝。

事后，梁启超说：“我平生演讲无数次，唯有这一次最为特别。”徐志摩说：“我听了先生多少次课、谈话，唯独这次最铭心刻骨。”

一次鲁迅去理发，理发师见他长袍布鞋，其貌不扬，便胡乱地给他理完，鲁迅毫不生气，随手从衣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塞在理发师手里，数也不数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鲁迅还是那身打扮又来到这里，那位理发师立即上去殷勤招呼，耐心细致地给他理好头发，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他。理发师十分纳闷，问他为何上次理得不好多给钱，这次理得认真反而少给钱，鲁迅先生答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国学大师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选择，不同的生活历程和学术渊源，交织出一段段趣闻逸事，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本书以风骨为准绳，选取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逸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其中，刘文典和金岳霖因为前半生不失真实率性的名士风度，后半生虽有缺憾，但却代表了1949年后两种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所以依旧选入。

是为序。

落尘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