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最重要杂文集，中文版首次出版！

《我们的普世文明》所收录作品是奈保尔创作40年间在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地带的观察与思考。通过描画一个个被历史、经济和文化敌对破坏了的混乱世界，他探究了从印度到美国的各地社会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时的不同反应。奈保尔的思考精准全面，影响深远。

《我们的普世文明》收录的是V.S.奈保尔创作40年间在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地带的观察与思考。从出生地特立尼达到祖辈的家乡印度，再到美国和其他更远的地方，他关注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奈保尔式报道。通过描画一个个被历史、经济和文化敌对破坏了的混乱世界，他探究了从印度到美国的各地社会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的不同反应。

奈保尔描画了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同样揭示了将你我相连的人性。机敏中带有刻薄，通透又直言不讳。一旦读过这本文集，就再也无法用从前的视角去看世界了。《我们的普世文明》提醒我们，奈保尔是一位自成一派的作家。

序

印度

中途

 从贾姆希德到吉米

 第二次访问

 阿杰梅尔的选举

非洲与大流散

 爸爸与权力之集

 六千海上难民

 最后的殖民地

 拥挤不堪的奴隶营

 权力？

 迈克尔·X与特立尼达

 黑权运动谋杀案：安宁与权力

 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

 亚穆苏克罗的鳄鱼

美洲记事

 哥伦布与克鲁索

 雅克·苏斯戴尔与西方的衰落

 诺曼·梅勒登台的纽约

 斯坦贝克在蒙特雷

 阿根廷与伊娃·庇隆的幽灵

 空调气泡：达拉斯的共和党人

 紧急状态下的格林纳达

 一把尘土：切迪·贾根与圭亚那革命

后记：我们的普世文明

有一个星期六，我在机场遇见一个本地人——那天就像赶场一样，从阿兹台克飞机上卸下许多纸箱、篮子和包裹，女人们等待着领取她们的男人从美国维尔京岛寄来的信件、便条和汇款——那个本地人冲我耳语，说起黑手党和他们在当地的密探（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判断，我觉得他已经向许多游客耳语过）。我问韦伯斯特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说法令人困惑，他说散布这些关于黑手党的传言是安圭拉的官方政策，是为了让黑手党离远一点。他还让我不要过多关注白人“配角”。到了这时，我才开始觉得，我正在陷入古老的、安圭拉固有的阴谋诡计之中。

有一些人尽管也不想和圣基茨重新统一，对于未来却不如韦伯斯特先生或科尔教授那么乐观。在独立后这混乱的一年里，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发展”，也害怕一旦安圭拉正式宣布脱离英联邦，会有可怕的后果。安圭拉会像罗得西亚一样，被视为不法之地，引来一些不法之徒。

新周刊《灯塔》（有打印的和胶印的，设备由一家波士顿公司捐赠）曾发布过一篇社论，反对单方面宣布独立。社论在岛上引发了一些疑虑，让独立显得更为困难。

“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种种权利出卖给美国商人，”在一家酒吧里，年轻的电气工兼编辑对我说，“我们会成为加勒比甚至全世界的笑料。不要误会，”我一边记录，他一边慢慢补充道，“如果英国无所作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自行其是。”

“我要把他的卵蛋放进绞干机。”在机场跑道上，一个年轻人拿着《灯塔》愤怒地对韦伯斯特先生说。这样的语言暴力曾经只属于圣基茨的布拉德肖。韦伯斯特先生藏起他的不悦——那天是星期天，他的安息日——让年轻人平静了下来。

感到害怕的人、胆大妄为的人、“配角”和“黑手党”：这就是我这个访客到达时，这个岛上阵营的粗略划分，我穿过错综复杂的剧情向前探寻，感到这些剧情似乎并未按照种族或肤色的区分来展开。责任、被激起的欲望与恐惧现在抵销着旧日的信念，带来了种种纷争，瓦解了自成一体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本是独立的意义所在。

有一个加拿大人想办广播站，出于某种原因他想用几片海滩来做这件事。杰里迈亚·冈布斯计划成立安圭拉银行（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建楼了），让很多人感到恐慌。杰里迈亚·冈布斯还计划修建“医疗中心”。“问题在于，我怎样才能让我的人民理解？他们会像反对美国医疗协会一样反对我的计划吗？”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听说他想聘用一个能用魔法进行治疗的美国人，这让我想起了杰里迈亚同父异母的兄弟冈布斯法官。

安圭拉人曾经相信杰里迈亚·冈布斯能够带领他们引进美国的大型投资，但这些项目动摇了人们的信心，他也失去了议会顾问的职务。我在安圭拉的时候，感觉他已经名声扫地，他常常待在汇聚酒店生闷气。他对安圭拉人的态度只要一顿饭的工夫就会改变。有时候他是一个爱国者。“如果圣基茨袭击我们，他们会后悔的。我猜，等我们和他们的事情了结之后，英国政府只能用饼干和糖浆来救济他们。”有时他又对安圭拉人感到绝望。“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本可以粉饰一下这句话，“问题在于，”他在一次氛围阴沉的饭间说，“殖民主义把安圭拉人变成了空壳。”

有一个美国人带来了一个方案，议会在考察之后否决了。杰里迈亚·冈布斯的情绪也随着事情的进展发生着变化。这个美国人想要的是“特许经营权”：土地许可，另外据我所知，还有二十五年的采石和街区建设专有开发权。议会和从特立尼达飞来的议会律师对他的考察持续了八个小时；晚餐时他出现在杰里迈亚·冈布斯的餐桌前，是一个肚腹柔软的年轻人，穿着骇人的合伍德绿长裤，看起来像是受了打击。我后来听说，考察快结束时，他的眼泪都要快掉下来了。

抑郁的杰里迈亚·冈布斯穿着拖鞋在餐厅里轻轻地走来走去，倒水、递面包，像一个仍要向他的农场工人尽到责任的人。饭后他带着我穿过铁丝缠绕的门，走到露天阳台上。沙蝇和蚊子在伺机袭击我们。他平静地用他的大手拍打着，杀死它们，然后又拍一拍手。

“这个律师是谁？他是宪法律师，公司律师还是刑事律师？他懂不懂经济？你告诉韦伯斯特，他必须拟定一个开发计划，否则会吓跑很多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早晨，伤心的美国人走了，绿色的方格夹克和他的裤子很配。

杰里迈亚·冈布斯仍在遭受折磨。“他本来打算投很多钱，四年内都不能盈利。然后你们又让别人进来投资？这些人不懂经济。如果韦伯斯特还知道担心，他就会担心的。他打算修建那条公路，开放整片区域，让人们的房地产增值，在沿途建起房子。但这些人并不明白。看看我，是我建起了这个地方，是我让安圭拉广为人知。现在其他人毁掉了他们小小的居所。观光客来到机场，出租车司机们冲向他，带着他到这儿到那儿。是我让这里广为人知。”他的声音高扬起来，“生活不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还应该有别的生活方式。”

我说，我觉得他为安圭拉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他说，在完成更多的事情之前，他还不会休息。“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我知道贫穷的滋味，我知道干旱的滋味。我在乎这里。我记得小时候……”

P107-109

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的一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收录了多篇随笔，或者采用更为恰切的说法，是关于我所不知道的一些地方的记叙。所以也可以说，是它们让我的旅行经验得以完满——为了写就我称之为“我的求索之书”的作品，我进行过一些更大的旅行，这些文章为之做出了补充。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踏上旅途去写作，我必须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这对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许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扩展。

就此而言，关于人类其他活动的一句谚语也同样适用：收获总是与付出成正比。这些文章于我非常重要，它们哺育了我，因为我在其中付出了很多。要写就这些关于“异域”的文章，既可以采用理想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轻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编辑们偏爱这种方式，因为那也是他们所熟知的）是：你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与当地的英文报纸取得联系，然后就能获得你所需要的全部新闻。如果你富有这方面的才华，两天之内你就能交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我想象不出，你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经验和知识。

那时的我既无人指导，也没有榜样；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可以说，我尽力深入所到之处。我详尽地阅读当地的各家报纸，连分类广告也不忽略。我思考自己想要追踪的主题，想要找到的人，让一个问题从另一个问题当中发展出来。这是一种费时颇多的方式，报社并不喜欢；但我所获得的经验却留存了下来，成了我的个人财富，可能会为我后来的书、甚至虚构作品提供素材。且不论报社并不愿资助作家进行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工作对作家而言也非常艰难。在完成一本书之后的疲倦之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会让人头痛欲裂，让作家瘫倒在地，最终的作品也可能并非总是他的最佳之作。但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这样的工作常常令人兴奋。我通常会在一本书接近完成之际向报社提议为他们提供这种类型的新闻稿，在那样的时刻，创作一本书的种种约束行将消失，这种更理想的新闻报道（还有旅行和新的景致，以及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显得美妙而自由。但接下来，我的年龄成了一个问题，自由的新闻理想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幻觉。我不得不放弃，在创作一本书的劳作之后，我没有精力再去追逐新闻理想。这样的放弃适得其时，伦敦的报纸在这时发生了变化，他们决定不再采用外稿，我这个作家作为自由记者的收入也全都没有了。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而本书的读者可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纪念品来加以沉思。

（马维达译）

我们的普世文明

本文是在纽约曼哈顿研究院做的演讲。

我的演讲题目为《我们的普世文明》。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题，我因此感到有一点不安。我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怎么来的。关于世上的万事万物，我没有统一的理论。对我而言，处境和人物总是具体的，总是从属于其自身。这也是一个人会去旅行和写作的原因：去找寻真实。反其道而行之，就意味着一个人在理解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我知道，那也是一种通行的认知方式，尤其是当一个人是政治、宗教或激进思想的宣道者时。但我觉得那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于是，在收到演讲邀请时，我想，我最好先了解这个研究院的成员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研究院资深院士迈伦·马格尼特当时在英国。我们在电话里谈了谈；几天后，他发给我一份手写的提问清单，列出了一些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

我们——或者说社群——的力量只取决于我们的信念的力量吗？我们怀着热忱去坚持种种信念或一种伦理观，是否就足够了？热忱是否能给予伦理以正当性？信念或伦理观是随心所欲的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着孕育它们的文化中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很容易读到提问者的焦虑。有提问者显然担心“外面的”某些狂热思潮。与此同时，还有提问者在怎么表达那种焦虑的问题上缺少哲学上的自信，因为没有人想使用那些可能会适得其反的语汇和概念。你们知道语汇的这样一种运用方式：我是文明而坚定的，你是野蛮而狂热的，他是落后而盲目的。当然会如此。我愿意站在提问者一边，去理解他的飘移不定。也许我有点置身事外，但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感到自己不能同意这些提问所隐含的悲观主义。我感到正是这些提问的悲观主义以及它们在哲学上的缺乏自信，说明了一个文明到底有多少力量，而那种悲观主义又是从这个文明当中散发出来的。由此我确定了这次演讲的主题：我们的普世文明。

我不打算去定义这种文明，只想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谈论它。首先，是这种文明让我有了关于写作这种志业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文明当中，我才能作为作家去写作。要成为作家，你需要以某种感知力为出发点，而创造这种感知力的，或者说给予其方向的，是一种智识的氛围。

有些时候，一种氛围可能会过于精致，一种文明可能会过于成熟，成为一种过度的仪式。十一年前，我在爪哇旅行，遇到了一个一心想要成为诗人、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野心是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给予他的，但他却很难向他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举止优雅的人。她的仪表、穿着和谈吐都很优雅；她的举止沿袭自爪哇的宫廷，就像是一种艺术。

于是我问这个年轻人——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爪哇，那里的古代史诗还活在流行的木偶戏里——“但你母亲暗地里不会为你是一个诗人而骄傲吗？”他用英语回答说——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进一步说明，在那个遥远的爪哇小镇里，他所受的良好教育一“她一点也不懂诗人是什么。”

这位诗人的朋友和导师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向我细说了事情的原委。诗人的这位朋友说：“要让他母亲理解他想做什么，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她表明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诗人。而她会觉得这很荒谬，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诗人的母亲看来，她祖国的史诗——这些史诗对她而言就像是神圣的经文——已经存在，已经被写了出来。大家需要做的只是去学习或者参考它们。

在他母亲看来，所有诗歌都已经写尽了。也许可以说，那本特定的书已经合上了，已经成了她的完美文化的组成部分。她的儿子二十八岁，已经没有那么年轻；听到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个诗人，就如同在另一种文化里，一位虔诚的母亲问自己的作家儿子接下来想写什么，结果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想为《圣经》再增添一部经书。”或者换一种比喻，这位年轻人就像博尔赫斯故事中的人物，让自己承担起重写《堂吉诃德》的重任。不仅仅是重述这个故事，或是誊写原作的内容，而是寻求通过一种非凡的清空头脑以及再创造的过程，既非抄写，也不伪造，而是一种纯粹原创的思想，达到一种叙述文本，能够一字一句都与塞万提斯的书相呼应。

我理解爪哇中部这位年轻人的困境。归根结底，他的出身与我的特立尼达出身中的印度教因素相去并不甚远。我们来自印度，是一个从事农耕的移民社群。是我父亲给了我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让我与写作以及关于写作的种种观念相遇。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他的祖父还在襁褓之中就来到了特立尼达。尽管在那个小小的农业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产生了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他让自己成了一个记者，尽管在那个殖民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

……

在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年间，全世界的财富在增长，力量也在增长，接受教育的人群在不断扩大，那种困扰，那种哲学的尖叫被放大了。革命编辑的精神分裂，虚构的生物学家的弃绝，都包含了一种赞颂—不被承认，但却因此而愈加深刻——对普世文明的赞颂。我们无法从中获得简单的护身符；我们还必须面对与之伴随的其他难题：野心、奋斗和个体性。

普世文明长久以来一直在形成之中。它并非从来就是普世的，也并非从来就如同今天这样富有吸引力。欧洲的扩张让它至少在三个世纪都染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制造痛苦。我在特立尼达的成长时期，是那种种族主义的最后时光。这样的经验也许让我对一些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战结束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有这种文明为容纳世界其他地方以及种种思潮所做出的非凡努力。

现在让我回到迈伦·马格尼特在年初向我提的第一批问题上来。我们的力量只取决于我们信念的力量吗？只要坚持一种世界观或伦理观，是否就足够了？你们会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焦虑。当然，这些问题表面上很悲观，实际上却意味深长；它们自身当中已经包含了答案。但是它们也的确是双刃的。故而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与另一种遥远的信念体系进行交流的努力，这种信念体系是固定不变的，有时还充满敌意；它们还可以被视为我们的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普世性的一个方面。哲学上的不自信与哲学上的歇斯底里的相遇；最终，不自信的那个人才是更能掌控局面的人。

因为我在这种文明中的迁徙是从边缘走向中心，与对一些事物司空见惯的人相比，我看待或感受这些事物的方式也许更为新鲜。比如说，我小时候对痛苦和残忍感到忧虑，后来发现了基督教的规诫：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在我从小接触的印度教里，没有这样的对人的安慰，而且——尽管我从未有过任何宗教信仰——这个简单的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让我觉得光彩夺目，是人类行为的完美指南。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猜想，在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只是在为这次演讲作准备时，我才在哲学上理解了它——追求幸福这个观念具有怎样一种美感。熟悉的用语，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容易被误解。对于如此多外在于这种文明或处在其边缘的人来说，追求幸福这个观念正是这种文明的核心吸引力。在两个世纪过去之后，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可怕历史过去之后，这个观念终于结出了果实：考虑到这一成就的广度，我发现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观念，它适用于所有人。它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觉醒精神。我不能想象我父亲的父母能够理解这个观念。在其中蕴含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个体的概念，责任，选择，智识生活，志业，自我完善，以及成就的概念。这是一个广阔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人们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为如此，其他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最终将会烟消云散。

一九九二年

（马维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