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

《底层立场》：中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学术著作《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连续荣登“新京报”畅销书排行榜学术类榜首。

这本书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先生的最新文集，囊括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作者从农民工和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问题入手，探讨了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村民如何自治、基层政权的困境和信访改革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以及呼唤社会真正和谐稳定的拳拳之心。

面对着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作者认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丁-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他用谦卑敬畏的学者良知正大光明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真问题和真学术，用真诚的心灵和理性的思想感动了无数底层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堪称颇具现代意义的空谷足音，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

Ⅰ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让农民工不再漂移

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

失业就得自己承受？

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何遭冷遇？

农民工养老保险需要制度创新

何必僵化处理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题

返乡农民工创业要量力而行

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压力和对策

农民工培训券动了谁的奶酪

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

深圳代市长“农民工”观的希望与缺憾

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政府责任

Ⅱ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城镇化要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

不能把土地流转当政绩

土地应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

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

以制度性安排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公司掠夺农民与政府掠夺一样可怕

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

农地冲突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

学者和庸医及农民的鲜血

Ⅲ村民如何自治

让农民组织起来

守护农民的利益

新农村建设需要新的农民组织

村民选举中的问题要靠坚持自治来解决

要合理地确定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边界

要警惕村民自治权对农民个人权利的侵犯

要警惕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把持和对抗

传统组织资源与村民自治

村庄非法选举是利益和制度的博弈

村民自治不是民主的怪胎

农会与新家村建设

社区发展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

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乡镇改革需要制度创新

社会自治是乡镇改革的方向

Ⅳ“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

“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

30年中国农民的得与失

大邱庄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应是一项基本国策

如何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四没有”

关爱农村最困苦的群体

李昌平的难题

农民致富中的政府责任

Ⅴ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

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出路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利益冲突与管治困境

治乱之要，其本在吏

防范社会泄愤事件要治本

如何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

群体暴力袭警案何以频频发生

不能用社会敌意事件误导社会

王帅案中谁更应道歉

要重视群体事件中群体心理

化解民怨需要系统的制度建设——石首事件反思

慎用公安和武警这个“灭火器”

有一种抽象愤怒

从网民调查团到中央巡察专员制度

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

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

如何让全总的通知落到实处

出租车罢运、公司制与政府管理理念

共度危难更要解民生之多艰

Ⅵ信访改革需要新思维

保障公民信访权利是一项宪政原则

从信访“销账”看县级党政领导政治责任的缺失

谁在承受截访的成本？

“信访一票否决”是权力迷信数据的结果

总理亲自接访又如何？

国家信访局官员常驻省市不值得期待

大学设立“信访专业”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惊闻老上访户大都成了精神病

支苗们是如何为孙东东辩护的？

警惕信访制度的进一步异化

如此花钱买不来真正的稳定

拘留进京上访农民的责任者应被问责

“陪访制”不值得提倡

信访制度改革需要新思维

Ⅶ基层政权的困境

要重视农村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

要“党性”还是要“人性”

超越省管县县政自治才是治本之策

县政改革请自改变“异地为官”始

县政权力悖论凸显体制困境

县纪委扩权也难承监督地方党政之重

“省管县”难破县政困境

县政改革的方向是民主自治

如果程序公正，十八岁当市长也行

“减副”须先减负且要依法

“于都事件”的历史教训

当纪委成为了股东，我们还可以信赖什么？

抽烟文件背后的权力逻辑

好人主义盛行的忧思

网络时代需要有更高的执政能力

政治问责需要放权和赋权

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应该速行

改变政治增压机制

Ⅷ在底层发现政治

在底层发现政治

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

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本书

改革与法治及解释权

“全民低保”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是什么逼得我们在自己的房里暂住？

谁在教城管“打人不见血”

城管的“失职”与“变质”

城管与执法对象之间不应是暴力的比拼

如何让山西省长们不再老泪横流

与民争利的出租车新政可以休矣

维权民众为何常演跳桥秀？

户口农转非要有利于民

Ⅸ权利、良知与责任

30年来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变迁

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

公盟的困境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呼唤手抚良心头顶权力的资本精神

寻找为新闻立法的张宗厚先生

责任与良知：中国学者30年

后记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社会对农民工处境给予了高度关切。人们从金融危机中大量农民工失业这一社会现象发现，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城市问题，而且是一个农村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而这一切又都与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是漂移在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关。

这首先在于，农民工劳动在异乡，但根还在生养他们的乡村。“农民工”这个词语最为准确的揭示了这一社会群体的特征：农民的身份，工人的职业，是一个处于城乡二元社会夹缝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像一群候鸟，每年春节后从乡村飞向城市，又赶在来年的春节前飞回家乡，大规模的、周期性的往返迁徙，形成中国独有的“春运”难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障碍，他们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虽然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青春、血汗甚至生命，但要想真正留在城市，摆脱“城市过客”的命运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由于融入不了城市，农民工群体绝大部分并不放弃自己在农村拥有的土地、房产等权利，这也成为他们规避生存风险的最根本的渠道。再者，农民工的亲属、朋友关系大部分都在农村，这一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群体最为信赖的安全保障和精神归宿，城市里有风吹草动或者春节时期，他们大多千方百计的不计成本地回到农村的“家园”，即使一家数口人都在城市打工。另外，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是乡村选举、计划生育等工作中他们并不能摆脱家乡政府的管理。可见，作为一个“漂移”在城乡社会间的群体，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经济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控制都扎根在农村。

其次，农民工在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农民工从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工作极不稳定。一般而言，他们的职业流动和职位变换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工人。他们大多数人从一个工厂(职业)流动到另一个工厂(职业)，短的一般几个月甚至数天，长的也有三到五年时间，但大多数人停留在一个工作岗位的时间是不到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虽然职业流动频繁，但社会地位却上升得极慢，基本都是在某一阶层水平流动，农民工中的大部分人终其打工生涯都是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民工职业之所以流动频繁，表面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大多数是体力劳动或者非技术劳动，这些职业或工种的门槛较低，变换职业或工种几乎没有技术障碍，即使有技术要求通过较短期的培训就能完全胜任。职业变换频繁的较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存在，农民工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几乎是受雇于私营企业或者成为国有企业中的临时工，工作单位与他们之间完全是单纯的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这些单位很难给他们提供固定的工作。另外，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大多存在季节性用工需求，而且作为劳动的供给方，由于数量大，相对于资本处在供大于求的弱势地位，厂家在用工淡季随时可以解雇他们，从而造成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再次，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事工人的工作但不能享受市民待遇，这也是农民工群体在主动维权中至今尚未全面顾及到的方面。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但是绝大部分农民工都难以如市民一样享受到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福利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究其根本还是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市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在作祟。以农民工养老保险为例，本来是被视为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重要举措，但调查显示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农民工调换工作岗位后没有办法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的能够转移，但是费时费钱费精力，而使农民工很难真正享受老有所养的待遇，这才是他们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各地实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的根本性缺陷。而为什么这一制度缺陷长期得不到弥补？则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维护这种缺陷。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自然很难产生对工作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身在城市、心却“飘”在农村的局面。

最后，农民工有巨大群体，是一个很大的板块，却又是漂移的碎片，尚未有能够真正切实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虽然现实中政府承认了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也大力鼓励农民工加人工会，并宣称在2010年前实现农民工组建工会和人会的全覆盖。但现实却表明，由于资金、体制和管理等各种原因，工会作为一个没有行政权力的群众组织，很难在维护农民工的权利方面有所作为。当农民工与资本方发生冲突时，工会更多的是出来安抚农民工，促其让步，调和劳资冲突，而不是真正维护农民工利益。另外，由于宏观体制环境的影响，当前部分地区成立的农民工维权NGO普遍面临着法律、政治、民间合法性的缺失，发展空间有限，维持自身生存尚且捉襟见肘，去维护农民工权益更是力难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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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一位著名刊物的女主编问我说：“你和于建嵘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一起？”

我想了想回答说：“你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太书呆子气，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于建嵘下海当过律师，身上既有书卷气又有江湖气，比较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于建嵘和我在根本理念上是一致的：我们都坚持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多年合作的基本点。”

在《底层立场》这本书里面，于建嵘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其中所表达的正是我们两个人一直坚守的底层立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奉行着为多数人谋福利可以牺牲少数人合法利益的观念，美名为‘舍小家为大家’。因此，为了城市的美化，可以强毁某些人的合法家园；为了城市扩张，可以强征农民的土地。凡此种种，地方政府和官员都是那样理直气壮，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在笔者看来，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绝对没有以剥夺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民心工程’的。大量事实表明，此类事件，并不总是那么真的‘公益’或‘民心’，即便没有经济利益考虑，也有政绩利益在内。”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或者说是在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筑起一道足以保障个体人权的刚性的制度规则和法律程序；于是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很随便地把西方社会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的个人独裁及群众专制。

1949年之后通过土地改革逐步实施的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既要“天下为公”又要“天子”即帝王专制独裁的原始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近代化表述。所谓的“农民集体”并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法人组织”，而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因为它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

举一个于建嵘曾经使用过的经典例证，在没有明确土地产权的情况下发生土地交易，同一个村子中的十户人家只要有九户举手同意，就可以通过集体表决的民主程序，以“农民集体”或者是“民心工程”的公共名义，把另外一户人家的土地和宅基地公然出卖，而无视这户人家的正当权利和生死存亡。假如这一户人家不接受、不服从九户人家的意见，就会被形容为极少数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就是这样干的，人民公社的“大跃进”也是这样做的。现在的大拆大建大变样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同样有一部分地区是这么做的。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权保障，却偏偏是而且也只能是从保障极少数人自私自利的个体人权和私有产权起步的，或者说是从保障钉子户的合法人权起步的。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的磨坊主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权钉子户。

我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底层人，我的爷爷和大爷爷，都是在1959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于建嵘虽然出生于根红苗正的革命家庭，无常的命运却极其残酷地把他的全家推入了比农民还要底层的贱民行列：1966年“文革”开始时，于建嵘刚刚4岁。他的父亲，革命年代的游击队员，革命胜利后的湖南省祁东国营酿酒厂的负责人，转眼之间被造反派“打倒在地”。母亲和4个儿女一次次被从县城驱逐下放到偏僻农村，颠沛流离中丢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户籍档案。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一家人沦落为寄生于城乡结合部的黑人黑户，母亲只好靠着到粮站拉板车和捡碎米来供养处于发育期的4个儿女。“吃垃圾米”，是于建嵘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7岁时，父亲托关系把于建嵘送到城乡结合部的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母亲专门从粮站捡来麻袋布，染成黑色后请一位盲人裁缝做成一件上衣，结果两个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这是他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却被同龄的农村同学以驱逐黑人为借口在教室里强行撕烂。

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1978年，于建嵘的父亲刚刚平反4个月就因病去世，他的母亲因此丧失了恢复工作的机会。未成年的姐姐带着他四处上访却到处碰壁，坚强不屈的母亲从此靠着捡拾破烂来养家糊口。1979年，17岁的于建嵘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童年时代的底层经历，已经初步奠定了他时时处处为底层弱势者着想的价值追求。在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于建嵘表白说，自己坚持不懈地到“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调查研究，“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真切理解绍庄村的乡亲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

正是基于这种根源于底层立场的生命承诺，于建嵘早在1984年就在《衡阳日报》记者的工作岗位上，独立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一个新闻和法律工作者的建议》。近年来他更是在不停的行走和不断的笔耕中，奋力完成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底层政治：对话和演讲》等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的底层研究和社会危机的应对治理方面，树立起一个又一个学术上的里程碑：在《岳村政治》中，他率先提出了重建农民协会的重大议题。在《安源实录》中，他重新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定性。2004年8月，他适时发表了《土地问题巳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研》的课题报告。在信访部门借助于《信访条例》的修订要求扩大部门职权的大背景下，他基于自己的社会调查和底层研究，不顾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公开提出了逐步以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替代人治信访的政策建议。为了解释日益频繁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他独创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学术概念。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他又在《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等一系列文章中，大声疾呼保障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者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在私人交往中，他反复强调的两句话：“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第一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第二不要认为自己有别人特别是国家机器所不知道的小秘密和小动作。”

在我看来，可以把于建嵘的底层立场和底层研究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用谦卑敬畏的低姿态正大光明地从事自己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的真问题和真学术，而不是像他所批评的一些学者那样，动不动就采用“社会敌意事件”之类的高调概念危言耸听地误导社会舆论。具体点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最需要的是足以限制公共权力并且足以保障个体人权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而不是所谓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多数人的利益的空洞民主。相比于公共领域里的民主参政、民主选举的政治权力，以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为核心价值的更加底层也更加脆弱的私人权利，更加需要包括民间组织、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刚性制度的强力保障。

在我审读完这部书稿后，油然而生出一种有话要说的冲动。我虽然不是于建嵘先生交往多年的挚友，但通过多次“亲密接触”以后，我发现我们其实是老朋友、知音和同道。我认为，于建嵘先生是当今中国为数不多的“真知识分子”，而且思想、品格和行为都令我发自内心的钦慕和敬佩。

作为一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是当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的顶尖学者，深受业内同仁的认可。无论是它的《岳村政治》和《底层政治》，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著作，多是具有真知灼见和深厚现实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作；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底层研究，而且敢于公开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和抨击；作为一名油画家，他的画以画底层上访者的肖像而闻名世界，被哈佛大学和德国外交部长收藏。很显然，于建嵘先生是当今中国思想界为数不多的“政、学、艺、民间”四界通吃的“大腕”——他经常应邀给各省政府官员讲述“社会泄愤事件”和频繁出现的群体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他经常出席和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和思想论坛，并作为主要嘉宾进行演讲；他在宋庄的画室还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上访群众，并不时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老农悄悄给他放在门口几筐鲜桃和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甚至还有“上访钉子户”呆在他家不走，白吃白住，向他发泄和倾吐心中的不平之事。这其实是老百姓对他巨大的信任和奖励，而且也是他和许多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最大的差异。他永远和底层劳动人民站在一边。

很显然，于建嵘先生绝不是作秀，他对底层群众的同情和怜悯十几年如一日，尤其是他成为大学者以后，更不把自己所做的点点滴滴当回事，他常常孤独而无奈、爱莫能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个球，我敢到天安门广场上解下裤带撒泡尿，你敢吗？千万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他还不止一次地送走那些白发苍苍的上访者，并让助手和女儿偷偷塞给他们每人500元路费；他甚至还开车把一位常年上访的来自河南的钉子户亲自送回家，后来还给那人联系当保安的工作。他从来给人的感觉是理性而热情，很少有消沉和悲观的时候，他是一个“补锅”而非“砸锅”的人，这就是他的生存秘诀和智慧。也许他的内心里有些孤独和悲凉的况味，但行走于古老的中国，不这样，又该如何呢？

是为后记，与于建嵘先生及广大读者共勉。

贺雄飞

2010年8月9日于北京

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

——著名学者张耀杰

他在宋庄的画室还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上访群众，并不时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老农悄悄给他放在门口几筐鲜桃和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甚至还有“上访钉子户”呆在他家不走，白吃白住，向他发泄和倾吐心中的不平之事。这其实是老百姓对他巨大的信任和奖励，而且也是他和许多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最大的差异。他永远和底层劳动人民站在一边。

——著名出版家贺雄飞

他说：“今天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说‘史上最牛某某主任’，你领导一定要你下台。”

——节选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