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即铁木真，蒙古开国君主。他坚毅勇敢，骁勇善战，长于谋略，统一蒙古各部，率子孙们南征北战，东征西伐，征服了当时所知世界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功业震古烁今。本书就带你骑马追踪成吉思汗西征的足迹，探究人类历史的野蛮与文明，重塑蒙古人民心中这个永远的英雄！

成吉思汗征服的土地远超拿破仑与亚历山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本书所叙探险考察活动，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丝路计划的一部分。1990年，提姆·谢韦仑和他的团员们展开旅程，从成吉思汗尊为圣山的不儿罕山开始，跨越蒙古草原。

在书中，作者结合游踪对蒙古帝国的崛起与西征娓娓道来。观察犀利、风趣内敛，外加贯穿全文的好奇心，使全书叙述客观平实，别具内在的震撼力。

致谢词

第一章 马年

第二章 核心

第三章 秘史

第四章 牧民

第五章 不儿罕山

第六章 三项竞技

第七章 起程

第八章 备马百匹

第九章 横越杭爱

第十章 养牛区

第十一章 曼陀罗寺

第十二章 真人西游

第十三章 猎鹰

第十四章 厉疫

第十五章 萨满

第十六章 永恒象征

白马年马月的黑马日银马时这一刻，我和保罗及六个蒙古人一起出发了。照西方人的说法，我们的出发时间是1990年7月16日，蒙古中央时间下午2点到3点之间。出发的时间不是该科学、精确点吗？照道理说，我们在定好计划和出发之间，不应该保留宽裕的时间，选择与训练马匹，让我们跟这批牲口相互适应一下吗？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设备、新帐篷、特殊的古式马鞍，不应该实地测试一下吗？我们不应该早点上路，才能在严冬来临前结束旅程吗？

但是，我的蒙古朋友却不这么想。“我们什么时候起程？”六个月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an Baatar），我这么问我的朋友阿乌博德。他是一个记者，阿乌博德这个名字在蒙古文里是“真钢”的意思。“真钢”打开他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日记里并列有罗马日历和中国的阴历纪年。他飞快地翻着书页，伸出一根指头，好像很随意地点到一个日期。“就这天吧。”他宣布，“这是好日子——7月16日。”我实在不敢质疑他的择日方法，更希望他不要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任何一丝的疑虑。理论上，我们的行程是由阿乌博德负责安排的。日期定了，总算能让我安心点。“这就搞定了。”透过翻译，我小心翼翼地说，避免造成任何误解，“既然出发的时间订在7月16日，那么，我会在出发前回到蒙古来，确认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否就绪。”翻译把我的话译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说错了什么，因为阿乌博德的屁股在椅上不安地挪了挪。“这个嘛……”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么说好了，我们可能会在7月16号出发。”他注意到我逐渐阴沉的表情，“你知道吗？我们蒙古人相信，骑马出远门，说准日期不大吉利。真的，订得一清二楚，会倒霉的。”我这才明白，这次远征跟我以前的旅行经历，一定迥然不同。

我曾经骑摩托车追寻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足迹；乘着复制的中古皮舟横越北大西洋，以便弄清楚爱尔兰修士圣布伦丹（St.Brendan）①之流，是怎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千年前横越北大西洋的。我也曾经仿造了一艘8世纪的阿拉伯商船，从马斯喀特（Muscat）②航行到中国，目的是确认传说中的“辛巴达奇航记”到底有几分真实性。此外，还带头建造一艘青铜器时代的二十桨平底帆船（galler），沿着爱琴海驶到黑海，追寻杰森和阿尔戈船英雄（Jason and the Argonauts）③与尤利西斯（Ulyssess）④的漂泊航线。我最近一次的骑马旅行经历与计划中的蒙古探险有些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两年前，我根据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路线，踩着中古时代军人、平民、妇孺的足迹，从比利时的城堡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er），旅程全都在马背上度过，路程长达两千五百英里。然而我事前一手策划这整趟旅程，缜密设想过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精准地控制手上的一分一毫。我算好每天前进的距离，搜集相关的气象信息；哪里可以休息、哪里可以补给，我一清二楚；还尽可能地试跑一下前段的道路，勘查起伏崎岖的地形。我不曾翻过中国的农历，不知道哪一天是黄道吉日。出发时间得靠这个？我想也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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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以下朋友的帮忙，这趟蒙古之行才能顺利开展。首先，我要感谢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欧尔沙福易（H.Olzvoi）的协助。他当时兼任丝路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任何需求，只要找上他，他一定全力支持，使我们这趟旅行得以顺畅成行。蒙古驻英国大使欧祺尔巴尔（Ishetsogian Ochirbal）与馆内人员寄给我们正确的路线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的戴安尼（Doudou Diene）、哈特罗（Eiji Hattori）以及丝路整合办公室（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的支持，称得上热情积极，让我们感激不已。

非洲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的阿肯纳（Sirin Akiner）提供给我们中亚地区的联络人名单。密德兰银行国际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idland Bank）顾问伍尔佛（Nicolas Wolfers），替我跟苏赫迪尼（Dugersurengiin Sukherdene）接上头，再联系上蒙古国家银行（Mongolian State Bank），让我顺利在乌兰巴托进行初期安排。他的妹妹额儿仑（HO’elun）充当我的翻译，也提供不少便利。水牛城（Buffalo）的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提供我御寒的服装与睡袋，适合在蒙古5月时使用；我脚下的靴子与外套，则是由Timberland公司热心赞助。

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笑容满面的文化参事波尔浑都易（Buandelgereen Borhondoi），不过少了芭琪曼诺娃（Tanya Rachmanova）的翻译，我终究还是会一事无成。

其他在蒙古提供我们各种协助的人还包括毕拉（Bira）院士、友谊协会（Friendship Societies）的奇密多尔扎（Chimidorj）先生、刚巴（Ganbat）先生以及外交部的刚苏赫（Gansukh）先生、刚巴巴托（Bumbyn Ganbaatar）、杨丹多尔扎（Damdinsuren　Yundendorj）、音效师泽伦德扎夫（Tserendjav），以及协助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蒙古电视电影厂的伊斯坎德（Ishkand）。还有带我们漫游的十多位牧民向导，他们是我们的原野导师，我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黄金遗产”（Golden heritage）。

我还要特别提到“大夫”博希吉特（Boshigit）一家人的友善好客，让我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乌兰巴托如坐春风。中外运敦豪（DHL）的艾伦（David Allen）也是我们格外感激的人士，他的想象力与慷慨的捐赠是我们这趟行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DHL遍布全球的服务点，更是空前的成就，足以媲美蒙古中古时代的驿站。

两位蒙古帝国史权威——杰克森（Peter Jackson）博士与摩根（David Morgan）博士花费心思与时间审阅我的初稿，提醒我书中几个明显与史实有出入之处。当然，书中的所有错误还是应该由作者负责。

提姆·谢韦仑

爱尔兰柯克郡（County Cork）

在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在地上，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

——路易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