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以春秋笔法、太史公的手段去重现民国外交群星之璀璨人生，也不足以解读者一瞻民国历史之渴。因为这段历史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激荡人心委实令人目不暇接。李扬帆所著《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着墨于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外交人物的事功、个性和文化背景，深度刻画了他们与当时中国宏大变迁的历史之间或合拍、或错位，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轨迹，是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新作。

在作者平实冷峻的笔触下，民国逐渐清晰，民国外交官们也逐渐清晰，呈现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群像。

李杨帆的这本《国恨》选取民国时期（1911-1949）最有代表性的二十位外交人物，计有顾维钧、伍廷芳、陆徵祥、王正廷、王宠惠、胡适、宋子文、陈友仁、施肇基、蒋廷黻等人，着墨于他们最典型的外交事功、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深度刻画了他们与当时中国宏大变迁的历史之间或合拍、或错位，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轨迹。

民国：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自序)

共赴国难

　君子豹变：伍廷芳的善变人生

　　大律师被李鸿章相中了

　　伍廷芳的外交：洋务时期

　　“法家”伍廷芳成为民国开国元勋

　用一生去忏悔：民国(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徵祥

　　身份的证明：从晚清遗民到民国外交总长

　　赶走余厨子：外交体制现代化的开始

　　个人的悲剧与民族的耻辱：

　　签订《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上的抗争

　　忏悔，不忘祖国

　不会汉语的外长：陈友仁

　　来自特立尼达的太平天国后代

　　辅佐孙中山

　　“必须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冲动”

　真正的职业外交家：“雪耻图强”的施肇基

　　来自大清的中学生

　　伊藤博文·鼠疫

　　巴黎·华盛顿

　　国联的申诉

为四朝效力：颜惠庆

　　传教士的儿子

　　只开了一次会的内阁：卷入政治旋涡

　　为南京国民政府效力

　　蒋介石离开上海最后拜访的人

　叫一声兄弟好累：黄郛

　　“丈夫团”首领

　　归隐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最年轻的外长：好人王宠惠

　　拿到了“钦字第壹号”本科文凭的革命者

　　年轻法学家成为最年轻的外长

　　蹭饭吃的“好人”

　　华盛顿会议上的交涉

　　抗日外长的抗日主张

　一个外交部长的被打：苦涩王正廷

　　还我青岛

　　支持蒋介石

　　打！打！打！外交部长被学生暴打

　将门虎子：伍朝枢的内政外交

　　作为太子派的伍朝枢

　　东北报聘：国内“外交”之练兵

　　“革命外交”的前奏：收复国权的努力

　　多难兴邦”：两次断交中的伍朝枢

　血性与理性：顾维钧的外交

　　运交桃花：顾维钧的情感世界

　　初出茅庐：参与《二十一条》的交涉

　　“中国之不能失去山东，如西方不能失去

　　耶路撒冷！”：血性顾维钧

　　弱国必须讲外交：理性顾维钧

　又一个被打的外交官：郭泰祺

　　跟对人与跟错人

　　虽被打，然则真抗日

　　命犯桃花

　　尴尬的人生：新文化救国和演讲救国的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书生差点误国

　　“捞鱼摸虾，误了庄稼”

　替人受过抑或勇于任事：书生参政的王世杰

学者王世杰：“武汉大学之父”

　　政客王世杰

　　替人受过的外交部长

　　毁谤与责任：作为外交家的宋子文

　　不合作的“军需官”：宋子文的民族立场

最大的“军需官”：宋子文的抗战

不得不吞下的苦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我们无意谦让”：蒋廷黻的宣言

倔强的湖南人

史家蒋廷黻

作为政客与外交家的蒋廷黻

乱世佳人

 胜过30个师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抗日烽火中的女人

出访美国

开罗会议上的“四巨头”

 一江春水向东流：陈香梅与陈纳德

显赫家族中女性主义的崛起

铁汉柔情

“美国有一百位参议员，但只有一位陈香梅”

帝国来使

 “醋眭子乔”和“花生米”：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恩怨

美国开始援助中国

“斧子落下来了”

支持中共

 传教士、校长和大使：司徒雷登身份的迷失

美国传教士司徒的一家

燕京大学之父

别了，司徒雷登！

江湖·世界

 从江湖到国际舞台：蒋介石

江湖与革命：蒋介石之崛起

治理黄埔军校

登上国际舞台：得与失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伍廷芳(1842—1922)，号秩庸，于《南京条约》签订前一个月出生在新加坡。命运注定这位与近代中国同步前行的梁启超的老乡(广东新会人)会经历所有该经历的大事。伍廷芳之人生经历，乃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面对应接不暇的历史变迁，近代政治家如果顺应时代的洪流，又何必在乎他是哪门哪派呢。《易经》第四十九卦中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伍廷芳之善变，既不像大人(王)那样的阴险飘忽，又不是小人那样的表面顺从，而是君子一样的渐变渐美，终以革新进步为主旋律。他是中国人中第一个自费留学英国，第一个取得法律博士，在香港任大律师，眼界开阔、货真价实的海归派，为晚清同期留洋归国者之杰出代表，时人称之日“伍老博士”；长期出任李鸿章幕僚，又任出使美国等钦差大臣，任外交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海牙万国仲裁庭裁判员等职，因此是个洋务派；戊戌年主张变法，因此又是变法派；辛亥革命时代表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谈判，任南京I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兼司法总长，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又是革命派；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又是保守派；晚年回归孙中山身边，在陈炯明叛乱中声援孙中山，以耄耋之年登舰，死于叛军枪炮惊吓中。孙中山痛失挚友，亲笔挽辞：“人亡国瘁”。

大律师被李鸿章相中了

伍廷芳之一生与中国近代各个时期所需人才的机遇甚为吻合。洋务兴起之前，伍廷芳即拥有了一个洋务人才所必需的背景：生于南洋，留学西洋。三岁随父从新加坡回国的伍廷芳曾被贼寇绑票，加之太平天国起事，两广战乱，这些都给在广州读书的伍廷芳很大的刺激。十四岁时他在亲戚的陪同下来到香港，进入圣保罗书院，学习英文、算学和格致诸科目。圣保罗书院乃香港创立的历史最悠久的学府，更是世界第一所华人英语学校。该校规定：凡人该校就读的华人子弟，校方免费提供寄宿、衣服及部分补贴。据正式记载，该校于1851年奠基；但文献显示，早在1843年，香港首位殖民地牧师史丹顿已创立圣保罗。伍廷芳在此学习了五年(1856—1861)，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选拔为香港高等审判庭译员，开始真正的洋务生涯。

做一个小小译员，不能满足伍廷芳的志向。读书期间(1858年)，伍廷芳即与黄宽(毕业于香港马礼逊书院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用活体铅字排印的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中外新报》)。伍廷芳回忆道：“慨国势积弱，由于民智闭塞，乃与友人创办《中外新报》于港，大声疾呼，振聋发聩”；“自我们第一张报纸，以小小的纸张出版，到现在它领导及塑造了公众的舆论。”因此，伍廷芳还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报人。倘伍廷芳以此为职业，相信其后几十年将成为中国伟大的报业先驱者。

弹丸之地香港，终不能留住青年伍廷芳。1864年的一件事情，应该说开始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一年，他与中华基督教第二位华人牧师何进善(字福堂)牧师的长女、何启之姐妙龄女士结婚。何启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华人领袖，而何妙龄则成为香港著名的慈善家。在她的资助下，伍廷芳揣着自己一些存款，于1874年留学英国去了。伍廷芳就读的学校是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因其具有深厚的英文根底，又曾在香港高等审判庭工作，是以仅用3年时间，伍廷芳就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和第一个享有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

毕业的那一年，伍廷芳遇到了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郭嵩焘于1877年1月22日抵达伦敦，第二天，伍廷芳作为留学生即登门拜访。郭嵩焘在日记中说道：“新会伍秩庸来见，专以学法律来此，为讼师已三年矣。其人尚文雅，为西洋装，而蓄发约丈许，云为回家后尚可结辫也。黎召民曾语识其人。”而副使刘锡鸿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说他“年约三十岁，明白俊爽”。郭嵩焘想留下伍廷芳做翻译，但是，伍廷芳并不感兴趣。刘锡鸿说：“欲以翻译处之。伊鄙视翻译，不肯就。至是参赞黎君、文案刘君均言熟悉此地情形者少，伍廷芳实可用。因令以往留，仍固辞。”随员张德彝记载了伍廷芳不肯就任的原因：“先生欲畀以翻译，廷芳辞。至晚先生复令德明等往，许改为随员，仍不愿。一因陈兰彬(驻美公使)敦约在先，二因车船票已定，三因翻译随员月俸不过二百金，参赞始得三百金。余往合众，如事机不就，即在上洋为律师，亦可月得千元。再英国律师可援侍郎及大御史等官，是岂翻译随员可比也？”

可见当时伍廷芳考虑的还是待遇的问题，并且准备回香港当大律师。郭嵩焘叹道：“其人所欲过奢，恐未易餍其心也。”次日，郭嵩焘向朝廷上《奏保荐伍廷芳折》称：

英国本少华民寄居，伍廷芳外，更无有通其语言兼谙其律例者。陈兰彬心愿国家大局，亦必有不肯专顾一隅有所较论。应请饬下陈兰彬，无论伍廷芳行抵何处，令速回英，藉资襄助。伍廷芳以熟谙律法不甘小就，应否即派充三等参赞官，俾得尽其志意，伏候圣裁。

伍廷芳并没有接受陈兰彬的邀请，而是在此前已经向香港当局注册，回香港当律师去了。

郭嵩焘在向朝廷举荐伍廷芳的同时，也向李鸿章举荐了他。光绪于6月下旨“著照所请”，批准了郭嵩焘的举荐。但此前5月18日，香港律政司已公告批准伍廷芳在香港出任执业律师。李鸿章正是用人之际，自然记得这位名声大噪的海归。于是，一场人才争夺战打响了。P3-6

勾勒民国外交人物的群像，首在理解民国。民国的确如此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

似是而非之一：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

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而这个景象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比较。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

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是中国人文文化的两次鼎盛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开了思、放开了想的年代，中国人之思想开放，“哲学爆炸”，激荡寰宇，中国之学问跻身世界水平，此为其相同者一。

春秋战国各国邦交演绎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情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人，凭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群星也属灿烂之至，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矣！此为其相同者二。

春秋战国时期，“得士者兴，失士者亡”，通六艺的“士”以积极入仕精神和无穷的创造力，以其为知己者死的志趣，成为社会精英阶层。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们前赴后继，是中国“士”之精神首尾遥相呼应之两端。可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血性春秋、血性民国，最终构成惨烈中国之全景。民国是一个性情中人的士的时代。此为最似春秋战国者三。性情中人多半敢作敢为，血性刚烈，勇于任事，同时又多少伴有些许憨直率真，迂腐可笑。于是，民国因为有了这些真性情的涉外人物，可以更加清晰。诸君可见有一句汉语都不会的外长，有为了红颜不惜辞官的外长，也有为了信仰不惜归隐的外长，还有文人们为了改变中国组成好人政府的表演，更有16岁就单身负笈赴美的外交家。

然则，民国与春秋战国之不同亦有三端：

二者毕竟相隔2000年以上，19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之进程肇始，西风东渐，民智渐开，士大夫们面临国难家仇和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为创造文化而生，民国的国士们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死。此为二者不同者一。

春秋时期，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连天子也不尊崇了。民国之内战，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辨析出的存在正义战争集团的唯一一段历史。这正义来自两方面：一是为民而战，二是为民族复兴而战。如果没有西风东渐，中国在20世纪的战争很难说会被打上正义的标签。民权和国权(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崛起，使得一部分人和集团的政治主张具有了正义性。春秋战国之结果是开启了中国统一王朝循环之历史。而中国摆脱王朝循环和异姓革命的宿命，以民主革命为主旋律，始自民国。天下不再为一人之天下，而真正成为民众的天下。自孙文而至毛泽东，为的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此为二者不同者二。

春秋战国，中国之历史囿于东方大陆一隅，以天下观念看待世界，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禹贡》上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以天子都城为中心，中国的直径是2500里。而民国肇始，政治领袖们在晚清失败的基础上，即开始具有了世界意识。春秋战国之终结，延续并加强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而民国之历史，则是中国奋而成为世界之独立民族之一员的历史。此为二者不同者三。

以上三同与三不同，大抵为吾人构筑了反观民国历史的主要理论框架。

……  顾维钧讲得太透彻了，外交是一种代表国家进行和平交涉的行为。外交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民众之情绪不能取代外交之交涉。此外，外交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谈判解决问题有赖于一个基础，即立场的协调和利益的争取是不能以出口鸟气的情绪代替的。

1928年，蒋廷黻在分析其导师、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海士的有关批评激进民族主义(蒋廷黻翻译为族国主义)、主张中国面对国际化、抛弃19世纪西方走过的那种偏执的思想的见解时，也曾透彻地说道：“我个人的态度与海士教授大致相同，然不尽同。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却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士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却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同时，中国若不速受族国主义的洗礼，不但中国对国际主义的进步不能有所贡献，且中国本身反将变为波耳干半岛之第二，反将成为列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用武地。”“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海士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

鲁迅说的是要正面地研究该研究的国难问题，不要躺在历史中发无用的悲号；顾维钧讲的是职业外交与民众情绪的区别；蒋廷黻讲的是对国际化时代的开放态度。上述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实际只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中最需要补充的两个字：理性。从民国外交家们的思想遗产中，吾人所能得出的只有理性二字。理性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而这二字在民族主义面前，却常常显得非常狼狈不堪，甚或其持有者屡屡遭打。悲乎。

传统上，中国不存在外交，因为没有民族国家的意识，只有天朝礼治的体系中万邦来朝的理想。被卷人近代外交体系以来，又每每受到屈辱。深谙国际交往之道的职业外交家们碰到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情绪，既要实现以国家利益为最终归依的现代外交，又要摆脱屈辱情绪的干扰，实在是艰难的迈步，心中必然存恨。是谓国恨。

本书以民国年间外交官为主，也加写了几位外国来华使节，俾使吾人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而得更全之貌也。书中引文均注重核对来源，以防以讹传讹。因之，本书忠于能够见到的历史。是为自序。

作者

2009年4月18日于北大陋室

用简练的笔触勾画民国外交人物的人生、事功和性情，每个人物简练到万字左右，同时确保所有引用资料的真实性，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民国外交本身错综复杂，资料也卷帙浩繁，在授课之余，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接近这些人物去了。所幸编辑陈光耀先生鼓励我并放手让我去写，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有了这本书。外交官们尽全力维系民族国家之命运，其间的甘苦，非常人所能轻易理解。冒着被打的勇气，仍然向前，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具价值的东西了，因为写他们，也是一种勇气。限于体例，并非所有引文都详细注明出处，仅在文后以文献资料名义注出。特此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包括书中直接或间接地被引用了作品的作者们。